沉重中，他们在前行

――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现状实录

新华社记者 翟伟 杨维汉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每隔30多分钟，繁忙的京广线上就有一辆列车呼啸而过，巨大的气浪将路轨旁的衰草吹得七倒八歪。路基南面30多米，就是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石景山区黄庄小学。1000多名外来农民工的孩子们，就在这轰隆隆的声响中度过每一天的学习时光。

　  像这样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全北京已有400多家。大约8万至9万名农民工的子女，就是在类似恶劣的条件下，延续着苦涩的求学生涯。当我们走近这些学校，“沉重”二字不由得涌上心头。

　 黄沙盘旋着钻进教室：简陋———打工子弟学校共有的名字

　  “高峰的时候，不一会儿就过趟火车，过车的时候啥都听不见，我也就不讲课了，等车过去再说。”黄庄小学的老师对飞驰的列车表示无奈，“打工子弟学校就这样。”

　  条件简陋，环境恶劣，是许多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的共同问题。记者走访的几所打工子弟小学条件都比较简陋。20多平方米的阴暗教室里，挤着50多个学生。还有一些学校是建在垃圾场、工地旁。

　  北京西五环边的衙门口村，记者七拐八绕才在一条垃圾沟旁看到树人学校的指路铁牌，沿着铁牌指引的方向，又在满眼荒芜的土路上走了100多米，才找到这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第三分部。被寒风卷起的黄土弥漫操场，盘旋着钻入教室。

　  到达西四环附近的一所打工子弟小学，正逢午餐时间。尘土飞扬的操场上，学生们手拿饭盆排起长队，一个接一个走到食堂露天窗口，从窗口伸出的大勺把米饭扣在孩子的碗中。

　  记者走进一个班级的教室，灰暗的墙壁上脏迹斑斑，破旧的桌椅互不匹配。学生们的饭碗散乱地堆放在教室一角的木架子上，窗子的玻璃上还破了一个洞。

　  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上课就靠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学生的活动场所根本没有或极为狭小，没有基本的实验仪器，没有体育、音乐、美术课的器材教具。有的即使有，也因为没有场地或专用教室而束之高阁。

　  一些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这样简陋的办学条件，怎么保证教学质量？校舍也没有任何消防设施。万一发生火灾，想救都来不及！

　 两星期搬三次校：漂泊———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命运多舛

　  “动荡漂泊”、“南移北迁”，可能是形容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现状最恰当的词。“我们的学校曾有过两个星期搬了3次家的记录。”北京市丰台区对当地打工学校大规模的清理，至今让易本耀心有余悸。

　  2月10日，易本耀领着记者来到被教育部门查封的北京丰台区师陶学校校舍。

　  瑟瑟寒风中，两辆用来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校车漆皮掉落，教室的门上则挂着生了锈的大锁，还有的教室钢窗和门框被牢牢地焊死。一道砌起的砖墙挡住了通往教学区的道路……

　  创立于2001年7月的师陶学校，查封前有打工子弟1350多人，教职工90多人。2003年4月27日，丰台区以“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为由，将其关闭。“花12万元买的校车和慈善组织捐赠的电脑如果长时间不用，就有报废的可能。”站在萧瑟的校园里，易本耀痛心地说。

　  “因为没有名分，我们不能给学生办学生证、毕业证，甚至没有固定的学校校舍，教室都是随便租的房子和场地，只要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得搬走。”同属打工学校的石景山区黄庄小学负责人陈恩显也颇为无奈。

　  目前，摆在这些学校面前的最大困难便是“非法办学”的包袱。对于他们来说，从办学之初起就生活在夹缝中。教学合法化，把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办下来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最大心愿就是能早日拿到政府的批文。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筹资尽快改善学校的软硬件条件。”陈恩显告诉记者。

　  就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办学和管理情况，记者曾联系丰台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被告知采访此类情况须经区委宣传部批准。记者又致电丰台区委宣传部，遇到了“太极推手”。寻人久不遇，记者只能留下手机号，却始终没有接到有关负责人的电话。

　 让漂泊的课桌安定下来：阳光———农民工子女们同样的渴望

　  “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上课的铃声响了，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四年级三班的陈宇，在一间阴冷、充满着汗酸味的教室里高声唱起了校歌。

　  “我们越是遭受白眼，越是见多了坑蒙拐骗，就越是感到没文化、只凭体力吃饭的老路再也走不通了。”在北京打工6年的山东来京人员张昌国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学！”

　  过高的费用，绊住了农民工孩子上公办校的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北京市规定外地小学生到公立学校借读，要交纳200元借读费。但实际的收费要比这个标准高得多。

　  张香花，这位来自河南开封的农民，曾经领着12岁的儿子秦卫东，靠着丈夫每月做卡车司机挣的1500元，开始在北京丰台区寻找能接纳孩子入学的公办小学。得到的回答是“学校班级已满员，再安排入学很困难”。即使能够勉强收下，除了交200元借读费外，还要再商量交其他费用。

　  公办学校求学无门，收费低廉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也因为重重困难难以为继。两周三易校舍的易本耀说起来仍然长吁短叹。“我们学校用地和校舍都是租的，只能颠沛流离。自己建设校舍需要很大一笔钱，可是对我们这类学校当地教育部门不给拨款。我们现在是非法办学，真的渴望漂泊的课桌能安定下来。”

　  在这样的“非法学校”里，有教学经历并达到较高学历水平的教师很少，而音乐、体育、自然、英语等课程的师资更是缺乏。即使如此，家长们仍十分满足，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学校，孩子们早就失学了。

　  春天来了，一直在为名分奔走的易本耀得到了喜讯：学校已通过北京市海淀区教委的批准，并且校名也将从“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易本耀忧喜参半地说。

　  （《中国青年报》2004-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