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奢望这次非典过后，中国人一下子就进步了许多，懂得礼貌，懂得爱，懂得责任

　  我只希望，我们能以这次事件做一面镜子，好好地看清自己，好好地想一想，我们前进的目的地是哪儿

　  2003年4月23日，下午3点，寝室，平日喧闹的过道里突然一下子安静了许多，装得满满的行李箱伴着浓浓的“84”消毒水味儿摆满了一地，大多数人的脸上都蒙上了一层白色的布，惟一露出的两只眼睛也显得分外的紧张，只有手在急急忙忙地收拾着东西，因为我们刚刚得到一个消息———3楼有个家伙被拖走了，据说是非典。

　  我的寝室号码是224。

　  4月23日，晚上7∶40，学8楼下，两辆豪华大巴停在楼下，车上下来的白衣们向一群人发放着体温计，我的目光无意间扫到了一个人的身上，他也好像注意到了我，他冲我尴尬地笑一笑，随即撇开了头。

　  4月24日，晚上9∶00。我们寝室走了3个，北京的，辽宁的，山东的，不过还好，我们班的3个都还在，听别人说，昨晚在楼下的是3楼的人，已经被隔离了。

　  后来的一个星期走了多少人我不记得了，反正每天出去都可以看见戴着口罩，拖着行李箱匆匆赶路的人。这些人中有我们评出来的优秀团员、优秀干部，也有我们的党员和学生会干部。我们班有两个班长：一个男班长，一个女班长；男班长不擅言辞，一般不太会在同学面前表现自己，女班长常常说自己工作能力较强，在同学中颇有威信；后来非典来了，女班长是回家大军的先锋，果然她的工作能力很强，我们班25个女生有21个都走了，男班长没走，我们班15个男生，留下了9个，这个学年的优秀干部是我们的女班长。

　  那天来到食堂，突然发现食堂的师傅们也带起了口罩，这是我很感到高兴的一件事，平时他们都是一边聊天一边给我们打饭的，唾沫星子经常横飞四溅。吃完饭后回到宿舍，发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方便面、茶叶之类东西堵塞的下水道也有了明显的好转，寝室里出现了我长久以来可望而不可求的安静———以前我经常会在半夜被一群兴奋的从歌厅回来的同学吵醒；而重重的低音炮永远是他们表达感情的良好工具，尽管别人觉得这只是噪音而已。而现在———一切———都很好。

　  我们学校这几天算是非公开的停课了，你要走也没人拦你，可校方也没宣布停课，对外还宣称自己的师生坚守岗位，照常进行教学活动。也许我们真的是进行教学活动，不过都是在各自的电脑前。现在的学校感觉上像是一座将要消逝的学校，凄凄凉凉的，不过对我来说倒很好，学校长期以来拥挤的状况得到了彻底缓解。平常随处可见的恋人们如今可成了稀有动物。有一天在《南方周末》上读到胡邓回答一个留守女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好像很悲壮似的）的信，说她的男朋友劝她和他一起走，她不听，她的男朋友就一个人走了，她很伤心。后来胡邓就大发一通感慨，说什么这样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最起码他应该让她先走，最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爱一个人意味着愿意为他（她）去死，后来胡邓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无法说服这个女孩同意这个观点。

　  “时代不一样了”，胡邓感叹道。确实，时代是不一样了，大学校园已不再是如白云那般纯净，如蓝天那般透明，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地位、喜欢钱、喜欢名誉，越来越少的人喜欢品德、喜欢才能、喜欢性情，大家在一起不就是利益的结合吗？连真正的爱都没有，哪来的什么为他（她）去死，胡邓也真够迂的。大学的校园，不是没有爱情，而是纯粹的爱情越来越少了。

　  5月初的那段日子，开始我还很关心非典的病例报告，后来就已麻木了，因为希望总是被每天100多的数据所打败，再后来我就索性不看了。我不知道那些政府官员现在说得这么响亮，早都干吗去了，中国人是不是每次都要等到最危险的时候才发出最后的吼声呢？我觉得自己有点坐不住了。我甚至有点怀疑当初自己没走是不是一个错误。“我也会非典吗？”

　  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不是因为我是什么英雄，而是因为理智告诉我留下的决定是正确的。

　  非典后期的媒体，沉浸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再造的喜悦之中。可我仔细想了想，“再造的”也至多不过是些现代社会的常识而已，而这些常识对于别人来说，早已成为了一种习惯。

　  有的人希望借此能重塑社会的基石，能“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但是民族精神又岂是一时半会儿能培育得了的？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胸怀天下的人，可自私自利的人，见利忘义的人一直也没有消亡过，且大有发展壮大之势。这次非典的突袭，使我们认识到了很多人的丑恶行径，囤积居奇的商家自不必说；不顾疫情的扩散而四下逃窜给防治带来很大障碍的学生、党员、干部更是数不胜数。我不知道如果遇到更大一点的灾难，我们会表现的怎样？

　  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财金院的韩国留学生全部请求退学，说他们想回国，老师问他们为什么，“不是没多久就毕业了吗？”他们只是静静地说道，他们这时候退学还可以拿到一半的学费，而他们的国家这时候急需外汇，他们想多带点美元回去，老师无言……后来我们就看到了新闻里播放的韩国人排队捐钱、捐黄金的景象，后来我们就看见最先从危机里复苏的韩国人。

　  2002年莫斯科发生绑架人质事件的时候，附近的居民有人对着匪徒大喊———愿意用他的生命来换取一个和他素不相识的人质的性命，我无言……2003年有一个女子被几名暴徒杀死在四川的一个小城市的街道上，在这场杀戮持续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居民出来制止，当然这是危险的，我们没有理由把这危险强加在别人身上，然而没有一个居民报警，没有一个，那个女子的求生之门就这样随着光线的消逝一点点地关闭了。后来记者在采访个别居民时，他说遇到这种事情是活该，怪不得谁的。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在中华大地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可这一次，尤使我觉得悲哀。人们看到一个死状可怖的女子横尸街头，这里消失的不仅仅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还有这个社会的良知！

　  我不禁想到了我们的教育。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教导我们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摆到第一位，可到头来我们却连怎样做一个“人”都没有学会。

　  国外的教育是不是成功的我不敢说。可我们，最起码的，礼貌和待人、责任与良知的教育是失败的，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被教育过。如果一个人连身边的人都不知道去爱，你可以想像从他嘴里喊出来的“爱祖国，爱人民”最后会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学校的政治课只是令人生厌的用来考试的工具，考评学生永远只有急功近利的成绩二字，而如何做一个现代社会有责任感的公民这一教育的终极目的，却没有一个学校真正列入教学计划。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像一个职业培训班了，而职业培训班里出来的学生，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除了赚钱，他可能就想不出他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了，因为他生命的水银柱只有那么高。一个人没有了知识可以教，但没有了精神———谁也救不了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每每遇到危机时刻，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真面目显现的时候。

　  非典终将过去，一切也会恢复原样。我不奢望这次非典过后，中国人一下子就进步了许多，懂得礼貌，懂得爱，懂得责任。

　  我只希望，我们能以这次事件做一面镜子，好好地看清自己，有哪儿不干净的赶快洗，有哪件衣服脏的赶快换，好好地想一想，我们前进的目的地是哪儿。不然，经济再怎么高速增长，中国永远都只是一个被圣人、清官、侠客所腐蚀的国家。

　  SARS果然是一面好镜子，等到我们从什么RARS、VARS中照出健全的人格，照出现代的公民意识来的那天，我们的国家也许就真正的变了。

　  （《中国青年报》2004-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