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谢瓦尔德纳泽，与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人“面对面、心对心”地交流。2003年11月23日晚，也就是老谢辞职的那个晚上，我纷乱的思绪中突然冒出了这个想法，而且这种莫名的冲动越来越强烈。我曾于2002年8月12日对谢瓦尔德纳泽进行过近1个小时的独家专访，这是老谢辞职前最后一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如今，那次采访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而格鲁吉亚却已物是人非。

　  带着这种莫名的冲动，我再次来到第比利斯。联系对老谢的采访，比我预想的还要复杂、坎坷。2003年12月12日上午，我拨通了时任谢氏新闻秘书卡哈的手机。上次我对谢氏专访时，卡哈就在当中穿针引线，帮了不少忙。而这次卡哈说：“你想访问谢瓦尔德纳泽先生，这周恐怕来不及了。不过，下周肯定没问题。你再给我打电话吧！”结果12月15日，当谢氏为老友阿利耶夫奔丧完毕从巴库返回第比利斯后，记者就再也找不到卡哈了，他的手机24小时无人应答。无奈，记者只能再想办法，打了无数个电话，动用了许多老关系。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新年前夜，一位“铁哥们儿”打来电话说：“搞定了，可以采访谢瓦尔德纳泽了。不过，不是专访，是联合采访。这就算我给你的新年礼物吧！”我心想：“也行，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

　  上次专访老谢前，我就满世界地找老谢写的两本书：他的自传《我的选择》和关于格外交战略的《丝绸之路》。但最终还是没找到，这次很幸运，我在一个朋友那里借到了英文版的《我的选择》。于是，略懂英语的夫人就帮我没日没夜地研读它，因为我们想在采访前更多地了解老谢的经历和内心世界。

　  2004年1月6日下午5时40分，我们开车来到位于第比利斯市东郊的科尔察尼西国宾馆，老谢去年11月辞职后就一直住在这里。进门的安检十分严格：护照和手机必须上交给专人管理，相机和录音机也必须要一一经警卫人员的过目。进入大院，向工作人员上交了问题单，西装革履的各路记者就站在寒风中瑟瑟等待着采访的开始。

　  20分钟后，工作人员召集大家进入了老谢居住的小楼。老谢的办公室在二楼，办公室的墙壁为浅绿色，墙上挂着老谢与各国政要的合影和艺术家们为老谢及其夫人画的肖像。

　  谢瓦尔德纳泽一一与来访的记者握手，他还认出了曾采访过他的本报记者。辞职后的老谢明显消瘦了，略微显出老态。握手时，我感觉到他的手已没有上次采访握手时那样的有力和自信了。利用采访前的空隙，我请老谢在上次采访时与他的合影照片上签字留念，他欣然同意了。有了上次与老谢零距离接触的经历，当众记者都落座后，当老谢微笑地看着我时，我就顺势抢到了第一个提问的机会。

　  和上次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一样，老谢的面前放着他的至爱———茶水。据他自己说，他十分喜欢喝茶，每天他都能喝十多杯。虽然老谢的健康状态不很理想，但整个采访过程中，他对记者们的所有提问都一一做答。记者向谢氏的警卫打听过，辞职后，谢氏一般是上午写回忆录，下午见记者。这位警卫说，谢氏辞职后一共见过不下200名各国记者。

　  采访结束，各路记者又都赶回去发稿了。这时，记者发现《伦敦时报》的记者还站在院子门口。于是我上前问他：“怎么还不走？”他说：“我今天没有带摄影记者，而报社要采访的现场照片。谢氏身边的人员替我拍了照，我正等着拿照片呢。”这位记者悄悄地对我说，“就这一张照片，他们就要我50美元啊！”这让我小吃一惊。唉，老谢的日子都过到这般田地了……（本报第比利斯1月7日电）

　  （《中国青年报》2004-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