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在为自己追寻的未来生活而苦累

　 所以，当我今天下班躺在公园的绿草地上时，我闭着眼睛微笑，真的，原来，生命就是选择

　 19岁时，得知幸运地挤过了升入大学的独木桥时，我不觉丝毫快乐。因为，我将生活其中4年的校园以及将为之苦读4年的专业，都不是我自己所选择的。所以，在19岁的时候，我用一种毫不在乎的戏谑态度面对自认为是命运强加的生活。我把所有的时间泡在听音乐、阅读小说上，对于父母、老师和朋友的忠告良言，我亦冷眼相对，我试图以无谓的生命消耗的方式来表达对生活的拒绝。其实，当时的我对于生命是否真的有任何意义是疑惑的，并用这种拒绝的态度来表明自己的失望。

　 大学二年级下学期，一个很亲密的朋友用自杀的极端方式拒绝了生命的延续，这一事件带给我极大的震撼。最初我难以理解，甚至不能接受，但是，当叔本华悲观地告诉我“所有的生命都只能是悲剧的，永远逃脱不了‘意志’的法则，而死是惟一的解救”时，我原谅了他的自杀。既然认定生命无意义且经过努力始终找寻不到继续的理由，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死亡难道不是一种对没有选择的生命最勇敢最合理的拒绝吗？

　 我无死亡的勇气，或者说我仍然相信会有解救的可能。所以，我顺从命运，在那所大学里拿到文凭，服从组织安排到故乡小城的政府机关参加工作。在政府机关工作的4年中，我几乎遗忘了早先的疑问，并试图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在近4年的时间里，我成了湘北一座小城里普通的公务员，上班在办公室里通过看报纸、喝茶来打发时间，其他时间则依赖于麻将、酒精和跳舞。弗洛伊德说，“当一个人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他就得病了，因为无论意义还是价值，客观上都不存在。”我不想继续“病”下去，以为麻醉可以让我稍微“健康”些。

　 可是，试图遗忘并不曾让我轻松，反使我更加困顿，内心对于有意义地活下去的期待，始终让我不能彻底地弃绝探寻。关于生命意义的命题仍然始终挥之不去，“为什么要活下去？怎么活下去？”，这些问题总是让我在了无生趣的现实生活中惊醒。为什么不敢去选择自己向往的生活？那4年间，我记不清自己多少次对当时的生命状态感到绝望，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产生过结束一切的可怕念头。我不知道别人什么时候会开始有自杀的念头，而我在最美好的25岁时，想到了死亡，而且是一种非自然的自我了断。我并非颓废、悲观或是厌世，我相信，只有对生命最真挚的热爱才会有最极端的思考，25岁时的茫然是因为没有选择的勇气。

　 突如其来的SARS事件给了我勇气。

　 在SARS肆虐的时候，任何生命都有可能在一场由病毒制造的意外中随时结束，生并非没有意义，虽然它的终点———死亡宣告个体生命的任何努力都将以一种平等而残酷的方式终止，但它给仍然活着的我们指出了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在死亡来临前对生命状态做出不同的选择将决定我们生命的过程。医护工作者为了保护更多人的生命，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你能说他们的选择、他们死亡之前的生没有意义吗？那些因SARS而失去生命的人，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把爱与关怀永恒地留在了他人的内心，你能说他们死亡之前的生没有意义吗？

　 伊朗连体姐妹的选择给了我勇气。她们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按照上帝赋予的生命状态继续下去。在生的时候，她们对自己的生命进行了选择；在死亡面前，她们捍卫了生命的尊严，那就是要活着必须是尽力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活，而不只是被迫的接受与屈从。两姐妹死亡的那天，我把她们微笑的图片制作成电脑墙纸，她们对生命的选择就是我的榜样，我也将尽毕生最大的努力来证明“活着就意味着创造性地选择”。

　 26岁的时候，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离开使我不快乐的生活，离开我苟且偷生7年的内心世界，出发上路要为自己的生命找寻一个真实的归属。

　 现在，每天早晨在这座陌生城市等候公共汽车去开始新的路程，我总是困得打哈欠；每天在高楼大厦之间奔跑，我总是累得筋疲力尽；每天进公司看到工作任务表上那么多需要完成的事项，我也会叫苦不迭。但是，这一切带来的不再是郁闷与无聊，而是自由的快乐，因为我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在为自己追寻的未来生活而苦累。所以，当我今天下班躺在公园的绿草地上时，我闭着眼睛微笑，真的，原来，生命就是选择。

　 （《中国青年报》2003-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