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铃响了，是春天的第一声鸟叫当我在料峭寒风中幻想的时候就听见了，但我当时几乎没听懂
在即将毕业的时候，在我可以彻底告别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上了一堂持续很久的实践课，到现在也没有结束。这堂课的教室是大自然，教学仪器就是各种温度计、口罩、消毒液、中草药，还有网络。这堂课的标本是你能想得到的，就是冷艳的SARS病毒———当我看到它的横断面的时候，我感到忧伤，如果它没有带来恐惧，它就会是美丽的后现代艺术，但是我的情感拒斥了它，我感到憎恶。这堂课的老师是那些医生。他们的教学内容是保护生命，教学目的是珍惜生命，关爱生命，思索生命。
大自然，这个称呼在非典来临的时刻让人心碎。多么广袤无垠的自然，人的活动范围却是多么有限。大自然，这个汉语名称还揭示了一种无可辩驳的合法性，大自然的任何行动和意志我都必须默默面对。现在，大自然要做我的教室，我的座位就固定下来，我再也不能随意走动———这是上课的起码的规则。上课铃响了，是春天的第一声鸟叫。当我在料峭寒风中幻想的时候就听见了，但我当时几乎没听懂。总之，我在这样明亮的教室里坐定了。
老师来讲课了，他们没有声音，只是用行动，在厚实的玻璃板的另一面，开始讲课。如果没有非典，我就不可能认识那样多美丽的面孔———其中几位是在他们倒下去的时候认识的。我们的老师都身穿白衣，为什么全世界的医生都穿白色的衣服呢？白色有两重相互对立的含义，似乎都可以和医生联系，一面是纯洁无瑕，阳光普照，一面是死亡的讯息，莫名的恐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怎么把他们统一起来呢？在医生那里究竟哪一面是真实的呢？当我作为一名实习记者，接听一线人员用颤抖的声音汇报：一位年轻的护士以自身是共产党员为由，抢着去前线的时候，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当我了解到那样多的医生主动请缨去危险的地方的时候，我激动万分。当我听到丁秀兰大姐、王晶大姐告别人世的时候，我再也无法控制我的眼泪。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感到医生群体爆发出来的特殊的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呢？
当非典初袭的时候，我惊愕了。我的同室的伙伴们也明显地表现出烦躁和不安。我知道，对一种瘟疫一无所知的时候，什么样可怕的后果都难以轻易排除，我还清楚地记着，黑死病曾经夺走了欧洲的四分之一的生命。我的宿舍正好住着四个人。在无知之幕的后面，人像风中之烛，雨中之尘。即使医生也好不了多少，条件有限，没有物质依靠的时候，有知识也是无济于事的。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却表现了足够的自信和勇敢，他们不但战胜了自己内心的软弱，还承担了维护生命安全的凝重的承诺。他们是我们的心理支撑，我们心里想，即使遭受不幸，也还有他们。他们用浑身的力量为我们扳住生命之船的安全阀，当浪头打破船舱的时候，他们怀着满腔的热情用躯体为我们堵住了歹毒的寒流。
仅仅把他们的牺牲和奉献看做是职业习惯也是过于简单了。不是有不少人临阵脱逃了吗？人可以有多种选择，在面临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的时候，谁又能过于苛责人的求生欲望？再说谁在逃遁？只有对世界充满了怀疑，内心一片肃杀的人才可能对生命没有恋念和亲情。他们在疏远了同胞生命的同时，也消解着自己心中的最后的温暖和坚强。不爱别人生命的人，是不可能真爱自己生命的。他们其实不幸地处于痛苦的悖论之中。而对那些坚守岗位的人，在看似职业习惯驱动的背后还有着更强烈的动力，那就是他们对生命的关爱。正因为他们爱人，爱生命，他们就无法割舍对生命的关切，就无法将垂危的生命置之度外，正因为这样，他们就迎击最大的危险，处于病毒的四面夹击之中。他们处于人类永恒的悲壮的悖论中。但是，他们牺牲了自己单个的生命，却维护了生命群体的高贵和尊严，体现了最为根本的人道主义。他们启示我们一种人间大爱。这种爱贯注在一点一滴的言行之中，散发着震撼灵魂的力量。
正是这样的对生命的大爱，不可滥用。事实证明，生命是大自然交付我们照看的一个消费账户，我们不仅要支取，还要存储。无节制地超支，我们就要遭遇灾难，甚至被大自然吊销拥有这个账户的权利。我们必须珍爱生命。因为生命决不仅仅和我们自己相关。在不幸来临的时刻，和你陌不相识的医生就要带着风险进行干预。可我们得反省：他们有自己的生命历程，他们受着自己亲人的爱和呵护，他们的亲人也需要爱的回报，我们为何要因自己的疏忽而动摇和切断别人的生命之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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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阴鸷的目光逼着我们承认生命的潜在相关性。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运用这种相关性，我们的心灵才会安宁。爱是不能忘记的，爱也是不能滥用的。
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我，没有感受过真正的战斗，非典是我懂事后亲身经历的首次真正的战斗，然而它却是极为特殊的战斗，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血染疆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没有可以举杯庆祝的捷报，只有消灭或缉拿了最后一个敌手的时候才会宣告结束。这场战争的一线斗士们是我的老师。他们用青春和生命谱写着天地间最激动人心的讲义，他们触动了所有哲学思维的根本命题。我要在这样的课堂上毕业。我会永远记住这个特别的待遇。
（《中国青年报》2003-0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