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大学生就业

生于体制外

――大学毕业生自主就业调查之一

中国青年报记者 何磊 原春琳

　 编者按

　 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昨天开始，昨天也是教育部规定用人单位可以进入高校招聘毕业生的第一天。2003年，我国高校自1999年大扩招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将要毕业，也是我国第一个毕业生高峰年，应届毕业生达到212万人，比2002年增加67万人，增幅达30％，而社会需求则是增长缓慢或与往年持平。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据有关部门统计，2002年，我国将有创纪录的2300万人需要就业，其中新生劳动力1400万，而应届高校毕业生又占其中的一成多。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承担着安排城镇适龄劳动者就业的责任，对大学毕业生，各级政府部门更是兜底包揽。现在，这种状况正在改变，政府管失业，市场管就业已成必然之势。如果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政府对年龄大的下岗困难群体，还需采取一些特殊措施的话，那么，具有年龄和知识优势的大学毕业生，必将更多地被鼓励去自主就业，乃至开拓创业。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认识。

　 不久前举行的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将采取以劳动者自主就业为主导、以市场调节就业为基础、以政府促就业为动力的新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弹性就业、短期就业、自主就业将是一种就业的常态。

　 实际上，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初步提供了大学生自主就业的社会环境，并且，已有一批勇敢者在亲身实践。他们的状况如何？社会还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从今天起，我们刊发一组系列报道，以期引起各方关注。

　 去年大学毕业的李永斌，由于当时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户口、档案被寄回陕西咸阳。然而，当家乡人事局通知他市长需要一个新闻秘书时，李永斌断然回绝了。

　 如今，李永斌在北京一家知名网站当文字编辑。“如果说父辈们经历的是那个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下海’年代，我们经历的则是一出生就在体制外的年代。”李永斌说，父辈们是无奈的选择，而我们是自由的。

　 今年全国高校有创纪录的145万名学生毕业，明年将再创新纪录，达到212万人。“这么多人，体制内能解决多少？”李永斌对自己的先知先觉颇为得意，“更多的毕业生将和我一样，生于体制外。”

　 灵活聘用已成主渠道

　 小刘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中心的得力干将。不过，从与电视台的关系来说，她属于“打工族”。中央电视台人事办公室杨晓民把央视员工的构成分成3层：核心层、紧密层和松散层。“松散层”约占全部员工的60％。

　 中央电视台的一位新闻主编用“滚动新闻”来比喻央视的用工制度，他说，手下的记者出出进进，经常不清楚明天谁将发稿给他。“我们这儿是真正的弹性就业。”

　 “我们至今还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国家总共给我们2400多个编制，但事实上央视的发展需要近万人。怎么办？”杨晓民说，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使得央视走到中国事业单位人事改革的前列。

　 “编制外聘用”，是中央电视台10年前自创的一种用人制度。对那些确实需要的人，可突破编制，不管户口，台里自行聘用，其住房、福利、升迁完全等同正式职工。可是，“台聘”现在也不够用了，于是出现了更加灵活的用工制度。最边缘的“栏目聘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临时工”。

　 “事实上，很多所谓的临时工已经成了部门或栏目的业务骨干，他们许多人已经成为栏目制片人、主持人，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杨晓民解释道，在央视，一些部门、栏目在人员使用上开始打破正式工与临时工的界限，取而代之的是“能者上，庸者下，多劳多得，同工同酬”。

　 今天，不仅是中央电视台等部分机关事业单位提供了编制外就业的机会，外企、民企、私企为大学生提供的条件更加宽松，舞台更加广阔。

　 东三环是北京外企最集中的地区，在一幢幢高档写字楼里忙碌着的许多高级雇员，很多都没有北京户口。从东北财经大学毕业的小张就是其中的一个。她选择“北漂”的理由很简单：“北京机会多，有发展前途。”

　 毕业后，小张的档案被退回了原籍宁夏。如今，坐在一家知名外企办公室的她说：“我不在乎档案关系，从经济收入上讲我觉得很稳定，没有什么不塌实的感觉。”对小张而言，“有一张身份证能证明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就够了”，户口、单位、编制这些东西早已远离了她的生活，因为这些并不太影响她在北京工作。

　 与小张做出同样选择的小姚，3年前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他没有到派遣证上写的那个武汉国企去报到，而是选择了北京。如今，自称“北漂一族”的他已经成为中关村一家电脑网络公司的部门经理。3年换了4家单位，但姚先生说，在朋友圈里，他还算跳得比较少的。“这些创业期的公司，随时都可能谁炒了谁的鱿鱼，‘结婚’、‘离婚’非常自由。”

　 “没有这么自由出入的单位，我这个外地人可能在北京自由工作吗？”小姚说。

　 不断增长的“黑”档案

　 2001年7月大学毕业时，小刘没找到合适单位，只身来到北京打工。将要跟随她一辈子的户口和档案，被学校寄回西安市。但“三无”身份并没有阻止小刘成为央视“名记”，一年来，她向台里发回了一条条重磅新闻。

　 如果说小刘对单位还很在意的话，同是大学毕业的彭超则说：“我为什么要单位？”

　 大学毕业后，彭超的父亲到处托关系，为他找了个旁人看来不错的单位。“开始觉得很新鲜，可干着干着就觉得没意思，好像有些能量在胸口里堵得难受。”彭超决定离开。

　 “你离开单位怎么活？”起初，父亲不同意他的选择。

　 然而，彭超最终选择了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他去西藏，去雪山，一边走，一边思考，一边写，两年时间写下了20万字的《浪迹雪域》。“我不会再去找什么单位了”，彭超说，“不管前面是阳关大道，还是独木桥，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飞翔。”在他看来，自由写作也是一种职业，也能养活自己。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一部系列片《人在单位》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彭超和他的父亲，正是这部片子的采访对象。该片总策划、总撰稿杨晓民感慨地说，以前，没有固定单位，一个城里人就无法生存。他不仅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也没有保障他合法权益的组织。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单位逐渐丧失了对个人社会化渠道和资源获取能力的垄断权。这样，体制外生存就成为可能。

　 对这一转变最敏感的莫过于人才市场。成都市人才市场保障代理部张部长说，目前该中心代管的3万余份大学毕业生档案中，约有五分之一成为主人多年不闻不问的“黑档案”。据悉，整个四川省的人才“黑档案”已超过20万份。

　 没人统计过全国共有多少“黑档案”，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黑档案”的主人绝大多数都已只身跑到某个陌生的地方寻找自己的未来。据保守估计，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目前以这种身份居住在北京的约40万人，其中中关村约10万人。

　 政策信号指向市场

　 北京市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任占忠认为，大学毕业生之所以敢不要户口，不要档案，不要报到证，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确有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政策为自主就业提供了条件。

　 2001年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有了巨大的松动。5月，上海停办蓝印户口，改现行户籍制为居住地制；8月，乌鲁木齐市率先规定，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便可落户；12月，浙江、广东等地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管理制度；2002年初，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大学生就业政策，要求省会及省会以下城市放开对高校毕业生落户的限制，取消对接受高校毕业生收取的城市增容费、出省费等政策。

　 为了吸引人才，就连户籍堡垒最坚固的北京也在不断“变法”。

　 “只要是人才，只要有需求，北京不设障碍！”北京市人事局负责新闻宣传工作的陈岩对记者说。他列举了北京近几年在吸收外来大学生上的功劳：2001年接收非北京生源的数字在上年的基础上又创新高，达12500余人，仅中关村科技园高新技术企业就接收约5500人。所有这些外地生都是从北京紧缺的计算机及应用、工业与民用建筑、电子工程、工业电气自动化、金融学、生物制药等47个专业中择优接收的。从1999年至今，超过8000人办理了“工作寄住证”，这些人3年后如果继续在北京工作，即可申请办理北京常住户口。

　 对于数以10万计的“北漂族”来说，陈岩列举的这些数字少得可怜。正如一位人力资源研究专家所说，人们不再奢望每年能解决多少个北京户口，而是每年能降多少级进北京工作、生活的台阶。

　 2001年8月，北京市人事局做出决定，用人单位登报招聘时，不得加上“应聘人员必须具有北京市户口”这句话。这实际上是对现实的一种追认。一家著名跨国公司中国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对记者说，以往偷偷摸摸招外地大学生，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了。

　 最新的一项松动政策，是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19号文”。该文件规定，今后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关系”最多可在学校寄存两年，不必立即送还原籍。这被认为是鼓励自主就业的一个信号。

　 劳动科学研究所郭悦博士说，中国正处在迈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等把计划经济的残余改革完了，也就不存在体制内外之分了。那时，政府将只管失业，而就业则将交给市场，按照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值规律去配置。

　 图：2002年11月20日，湖北省2003届高校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在武汉洪山体育馆举行。场内被挤得水泄不通，场外还有更多的大学生想进去，10元钱一张的入场券成了抢手货。陈勇摄

　 （《中国青年报》2002-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