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咚咚咚，咚咚咚”，两位民工挥舞着八磅锤，走廊的旧窗户倾刻间土崩瓦解。我斜倚在门边，看民工们热火朝天地干活，想着再过一个月就能乔迁“新居”，心里美滋滋的。

　 香港回归前夕，我从师范大学毕业，双向选择成了一名狱警。经过短暂的岗前培训，我被分到市郊新生砖瓦厂。本以为既然是生产砖瓦的单位，一定不愁住房了，等警车把我们拉去之后才发现，到处是五六十年代的平房，破旧不堪。结果，4个大男人被临时安排在服务公司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招待室里，门是破门，锁坏了；窗户是破窗户，玻璃没了。招待室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那时候，拥有属于自己的单间只能是一种奢望。

　 一年后，我有幸调到位于市区的监狱机关，却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时值盛夏，晚上我把报纸铺在办公室地板上，搁张凉席就成了床，居然坚持了一个月。同事多次向领导反映，要求解决我的住房问题。最后，分管后勤的副政委亲自出马，把我协调到了同事小安的单间，虽然面积同样不足10平方米，但终于有了栖身之地。

　 又过了一年，生产科买了台电脑，需要一间微机室，看中了我和小安的寝室，于是我们搬到紧邻机关的机床厂办公楼一楼。说是集体宿舍，实际上成了我的单间，因为小安另外找了房子，从没来宿舍住过。我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小屋，把里面收拾一新，还请电工重新布了线，换了日光灯。我买来锅灶，和3位单身汉同事在小屋外面的走廊里做饭，告别了吃食堂的历史。8小时之外，我“躲进小屋成一统”，看看书，写写文章，听听音乐，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两年时间转瞬即逝，我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律师资格证书，爱情也瓜熟蒂落。小屋不仅是我人生的避风港，还见证了我耕耘的艰辛与收获的喜悦。

　 最近，监狱计划大规模兴建住宅楼，职工医院从机关迁到机床厂，我的小屋又被征用。经多方努力，单位分给我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面积约60多平方米。由于是旧房，我决定简单装修一下，以备来年结婚之用。

　 “新居”竣工后，我还打算添置一些家具，并买台电脑。尽管购房还得3万多块钱，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我相信，生活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就像这住房的变迁一样。

　 （《中国青年报》2002-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