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四川省泸州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钟长鸣时，我问他：“你的名字和你干的工作很吻合，是不是你父亲在给你起名字时就已预见到了你今后会在公检法系统工作？”他笑笑：“父亲可没有这个先见之明，不过我走进检察院的大门后，真是很感谢父亲，或许正是这个名字使我与公检法有了不解之缘。‘钟长鸣’，警钟长鸣，它使我时时刻刻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职责。”钟长鸣，30多岁，中等身材，眼睛不大但很有神，似乎可以洞穿你的一切，两道浓眉十分抢眼。
“我不是不想给自己留后路，
可谁让我吃反贪这碗饭呢!”
1997年6月，钟长鸣的一个朋友在和他聊天时说，中级法院的两个法官在受理一起贷款纠纷案中收了原告5万元好处费。“具体怎么回事？”钟长鸣马上追问。“农村合作联社为了打赢官司，给受理此案的法官上了贡。”钟长鸣怒不可遏：“这事我要查。”“你们都是一条道上的，这事不太好办。”朋友摇摇头。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也不例外。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第一重要的是要突破农村合作联社这一关，他们能否承认行贿很重要。他找到社主任随意地问：“最近有官司吗？”“有。”社主任并没有察觉钟长鸣要干什么，因为平时就认识，以为就是随便聊聊。“谁受理的？”“某某庭长和某书记员。”
“起诉过程中有没有个人联系？”
听钟长鸣这么一说，社主任愣了一下，看来他已经预感到了什么。
钟长鸣装着没看见，又问了一句：“起诉过程中有没有个人联系？”
“没有。”社主任肯定地说。“好，我查查看。”钟长鸣轻描淡写地说。
社主任的额头上冒出一层虚汗。
查的结果，农村合作联社有两张没有写清用途的空白票，共计人民币5万元。
“5万块钱干什么用了？”钟长鸣直视着社主任的眼睛。
社主任的嘴抖动了两下，不得不承认了向某某庭长行贿的事实：“为了打赢这场官司，我给他们5万块钱，他们收了4万，又给了我1万。我想他们是怕我说出去。”
社主任被刑事拘留。
这时钟长鸣有意让社主任被抓的风声传出去，想看看受贿庭长和书记员的反应，估计他们坐不住。如果他们串供，就会抓住再生证据。
钟长鸣做了布置。
那天中午12点左右，受贿庭长和书记员先后进了一家饭店。
下午查他们时，他们果真已经做了手脚，把4万元入进了厅里的小金库，有账可查。时间也提前到1995年。
预审受贿书记员时，他的态度十分强硬，拒不交代。一副打死也不说的派头。“好，咱们走着瞧。”钟长鸣不紧不慢地放下一句话。
正当钟长鸣全力以赴办案时，找他的人、找他的电话多了起来，一个内容：说情。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是来自内部的压力，同事们在注视着他，这个“堡垒”很难攻克；二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说情的人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官职很高。“都是清水衙门，找点外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何必呢！”“都是吃得同样的饭弄那么僵干吗，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我不是不想给自己留后路，人活着太不易了，可是谁让我吃反贪局这碗饭呢。自从端起这个饭碗，就没想再给自己留后路。我真是感到很抱歉。”这几句话钟长鸣记不清说了多少遍。任何人的劝说都没有阻止他侦查的脚步。
再一次提审某某庭长。庭长开始还硬挺着。“你别太糊涂了，现在科学这么发达，笔记是能查出时间的。还有……”
庭长有些招架不住，终于承认钱是那天中午才入进去的，是书记员干的。还说法律就应该制裁书记员这样的人。
回过头来再审书记员：“那天中午12点时，你在什么地方，和谁在一起，在一起干什么？”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使书记员意识到瞒是瞒不住了。他很男子汉地说，钱是我一个人收的，和他人无关。
“某某庭长也交代是你一人干的，与他没有关系，他还说受到法律制裁的应该是你，是这样的吗？”
一听这话书记员急了：“什么，这是他说的？这个老混蛋，他说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让我一个人担着，他会码平一切，保我没事。”
“怎么能没事呢，你面对的是神圣的法律，你还年轻呀！你是法官，你更应该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分解犯罪嫌疑人是钟长鸣经常用的手法。
书记员交代了他知道的一切。
第二天，面对资历比他老，官职比他高，鬓角已有些许白发的庭长，钟长鸣沉默了足足有两分钟才开口：“我们是老相识，我们之间不用说官话，书记员已经交代，我们也掌握了大量的证据。你可以不承认，这样你在法庭上就会把一切罪责推到书记员身上，你想过没有，书记员的妻子、父母会怎么看你，你的同事会怎么看你，他们会认为你是个小人……”
长时间的沉默。只见两行老泪顺着庭长脸颊的皱纹滑了下来，接着便是号啕痛哭，那哭声或许有对亲人深深的歉意，或许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慨，或许有对20年法官生涯将要画上句号的痛悔……
以庭长为突破口，钟长鸣彻底查清了6名法官的罪行。
事后有人问他：“查法官的案子你难道就没有顾虑？”他坦率地说：“没顾虑是假的，都是在一口锅里盛饭吃，还有那么多熟人、朋友说情，能放一码我当然要放一码，谁不愿为自己留条后路？但是我这样做了，案件就要留尾巴，就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所以，在人情和法律面前我只能有一个选择，忠于法律。”
“拉大旗作虎皮的人我见得多了，能被吓倒的话，我就不干这一行了！”
1996年3月的一天，钟长鸣被叫到检察长办公室：“我们收到一封举报信，举报一名干部受贿2000元。看来不会这么简单。你负责查一下。”
几个回合，泸县行贿人某公司经理许军就交代了行贿事实。传唤受贿人王希明时，王希明也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钟长鸣问，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王希明肯定地说，没有。然后很坦然地看着钟长鸣。案件没费什么周折就破了。可钟长鸣的心却总感到沉甸甸的，案件真的就这么简单？他在提审室来回走着方步。怎么想怎么觉得王的那种坦然是装出来的。几年的反贪生涯炼就了他一双与常人不同的眼睛，一双锐利无比的眼睛。“再传王希明!”钟长鸣掐灭手中将要燃尽的烟头。
几个小时的政策攻心，王希明终于供出了他所知情的有关人员的行贿受贿情况。于是，一张巨大的犯罪之网被撕开缺口，一窝蛀虫被挖了出来，犯罪嫌疑人涉及金融、建筑、电力等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60多人。案件震惊全省。
1997年4月，在查办某糖酒公司一起偷税案时，该公司负责人口出狂言：“我在省里、市里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你这样查我你会吃亏的。不信，咱们走着瞧！”
钟长鸣蔑视地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拉大旗作虎皮的人我见得多了，能被吓倒的话，我也就不干这一行了，你倒要好好想一想，抗拒从严，到头来真正吃大亏的是你。你省里、市里有人，该办你也办你。”
该人被威慑住了。糖酒公司补税50多万元，为国家挽回了经济损失。
在查办某厂财务处处长贪污案时，他的一个亲属找到钟长鸣说：“只要你高抬贵手，我愿意拿出10万块钱感谢你，保证谁也不知道。”
“怎么没人知道？我的良心知道。无论你出多少钱我都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就是一具行尸走肉，就一钱不值。”
1997年9月，被立案侦查的泸州川南集团总经理杨宁突然翻供，将受贿20万元说成是借款，而这时行贿人也改口说是借款，还出具了一张借条。这给审判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了查清事实，钟长鸣奉命奔赴海南，找行贿人调查核实。行贿人却闻风躲了起来。在当地检察院配合下，一个多月后终于在五指山找到了行贿人。刚开始行贿人还死扛着。“你在这之前已经承认行贿，而现在又翻供说没有行贿，你懂不懂法？没行贿说行贿这就构成了伪证罪，也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你想好了，到底怎么回事，如实交代，否则，我们通过其他渠道查清事实真相，对你就不利了……”
行贿人低下了头：“一个多月前，有人给我送来一张‘借条’，我一看就知道是杨宁在看守所写的。来人说，杨宁让你翻供，说这20万元是借款，有当时的‘借条’为证，只要扛住，检察院不会有什么办法，事成之后他会重重地谢你。”
在查办杨宁受贿案时，钟长鸣的一位朋友找到他：“长鸣，看在多年的朋友面子上，你放杨宁一码，这对你也没什么影响，只要你找不到证人，取不了证，案子就会自然消失。只要救了杨宁，100万、200万那是小事一桩。”
的确，在办案中如果找不到证人，缺乏铁证，是不能使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的。他对朋友说：“我可以找不到证人，但那样我如何面对自己的良心！”结果是，在铁的事实面前，杨宁被送上了审判台。
1998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为钟长鸣记一等功，《泸州日报》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
“你们不用去省城，也不用去北京，
你们的问题咱们泸州就能解决。”
3月的一天，泸州市建材厂6名下岗女工拿着《泸州日报》找到钟长鸣，欲语泪先流。
“我们是代表70多名下岗职工来找你的。我们原来准备到省里、到北京告状，从报纸上看到你的事迹就来找你了。你能不能出面救救我们厂？”
“你们厂的产品不是很畅销，一直经营得很好吗？”
女工们哭诉道：“正像外界知道的那样，我们厂的产品至今都很畅销，供不应求。可是厂长冯开贵却说厂里亏损200多万，让大部分职工下岗，每月只发80元生活补助费。他还制定了一个‘改制方案’，要每个职工交1万元入股费，交不起就与工厂脱离一切关系。厂里有几个职工能拿出1万块钱？这不是明摆着把我们赶出工厂，把工厂变成他自己的吗！”钟长鸣气愤地说：“你们不用去省城，也不用去北京，如果情况属实，咱们泸州就能解决。”
检察长叮嘱他：“企业正在改制，办案一定要讲究斗争策略，真正做到为改革保驾护航，此案既办就要办好不能办坏。”
钟长鸣理解检察长的心情，这要是弄不好被戴上阻碍改革的帽子，检察院也会吃不消。他带领干警明察暗访，获取了冯开贵贪污公款的大量证据。在无法抵赖的证据面前，冯开贵交代了自己和副厂长张有玉贪污受贿的罪行。冯张二人被依法逮捕。
这之后，他和战友为新上任的厂领导出谋划策，积极配合该厂制定改制方案。厂领导在反复征求职工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符合大多数职工利益的改制方案。
他常说，反贪不仅要办案、办大案、办准案，更要办人民满意的案。
1996年夏天，原泸州市复合肥厂厂长黄洪友以重金行贿，重复抵押，伪造印章、公文等手段，骗得十多家金融部门数千万元的贷款，特别是骗得泸州市罗汉镇互助基金会760万元资金到期无法归还，导致上千的群众取不出存款。愤怒之下，他们砸坏政府的牌子，阻断公共交通，到市政府静坐，而引发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黄洪友却畏罪潜逃。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挽回群众的经济损失，8月，泸州市委指示检察院依法缉拿黄洪友归案，严肃查处这起事关一方平安和经济发展的热点案件。1997年3月17日，他们终于在成都一家歌舞厅将黄洪友擒获，并追回赃款400多万元，稳定了群众的情绪。
随着案情的发展，市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原罗汉镇镇长、互助基金会主任杨雨全进入检察官的视线。黄洪友就是通过他骗贷760万元。杨雨全自恃市、区两级人大代表的身份曾多次逃脱检察机关的侦查和打击。为了掌握杨雨全的犯罪事实，钟长鸣4天4夜几乎没合眼，终于调查取证了杨雨全受贿15万元的犯罪事实。
在提审杨雨全时，钟长鸣第一句话是：“杨雨全，你一向老谋深算，和检察机关的较量中你曾多次逃脱。今天我明确告诉你，你输定了。你受贿的证据已经被我们拿到手了。”杨雨全的侥幸心理受到狠狠一击。没有超过半个小时，这个难缠的对手彻底缴械。
杨雨全、黄洪友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无期徒刑。
几年来钟长鸣在办案中一直遵循着一条原则：绝不跟当事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绝不办冤假错案。他常对刚刚加入反贪战线的同志说：“要知道，一个冤假错案很有可能就会断送人的一生啊！我们手中的权力很大，但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用手中的权力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责任心，至今为止钟长鸣办的100多个案件没有一个冤假错案，使一批危害改革开放的腐败分子受到法律的制裁，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850多万元。他被泸州人民称为“反贪尖兵”。
1999年4月，钟长鸣荣获由团中央等12家单位联合颁发的“中国杰出青年卫士”称号。
（原载《中国青年》1999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