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建功 健康优先
编者按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
这是全国卫生与健康领域最高规格的大会时隔十年再次召开。十年前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拉开了健康中国建设全面提速的序幕，也是一代青年医卫工作者成长的起点。
今年也正值《中国青年报》健康中国版设立十年，《中国青年报》健康中国版为投身卫生健康事业，以青春之力共筑健康中国的千万青年留下了一份奋斗与成长的历史底稿。
十年磨一剑，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从2016年的“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再到2035年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方向已经明确，路径已经清晰。未来十年，青春建功，健康优先，让我们共筑新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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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位评价的重心，从“论文发了没有”转向“临床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得有没有学术高度”
青年医生的破壁之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铁大钊与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患儿术后合影。受访者供图
7岁的女孩儿漂亮活泼，但因为身患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脖子向左歪斜近40度。2024年1月，铁大钊第一次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病房里见到女孩儿时心想，“如果她脖子是正的，长大后一定是一位非常自信、好看的姑娘。”
彼时的铁大钊刚开始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读博士。这个女孩儿成了铁大钊博士课题的起点。今年6月底，铁大钊的博士毕业课题正式被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他成为我国医学领域第一位靠实践成果，而非论文获得学位的博士。
铁大钊为后来者蹚出了一条新路：青年医学生的成长，不必只挤科研论文这一条道。青年医生是建设健康中国的中坚力量。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十年来，健康中国战略从顶层擘画到落地实施，众多像铁大钊这样的青年医者，把自己的成长嵌入其中。
铁大钊的手机里有近百位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患儿家长的微信，3年博士期间，他持续对这些患儿跟踪随访。铁大钊在完成博士课题期间面临着不小的压力，是这些患儿的康复成长，让他觉得这件事再难，也值得坚持。
世界级难度的手术有了分型
因为是国内首例，所以铁大钊的答辩形式也和其他学生有所不同。为了让评审专家更好地理解他的实践成果，铁大钊还准备了视频。视频里有5名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患儿术前和术后的对比。术前，孩子们的颈椎偏离中线，平视前方、摆平双肩这些普通动作，对他们来说都可能是不小的挑战。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专设妇幼健康促进行动，强调“妇幼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并指出“出生缺陷不仅严重影响儿童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而且影响人口健康素质”。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正是出生缺陷中相对罕见的一种。
近些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一共做了130多例这方面的手术。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的发病处在脖子，手术操作毗邻脑干和颈髓等重要结构，难度极高，毫厘之差就会导致患者瘫痪，甚至死亡。长期以来，国际上缺乏系统的病例积累与分类指导，临床决策多依赖医生个人经验。如何精准分型并制定个体化方案，是该领域亟须解决的临床难题。
铁大钊还记得，那个7岁女孩儿的手术进行了11个小时。手术由铁大钊老师的老师——脊柱外科知名专家孙宇主刀。铁大钊在一旁观摩时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这个手术的难度，让像他这样的年轻医生更快地掌握。
经过几个月的沉淀，铁大钊对130多个病例进行临床分型的想法渐渐成型。经过筛选，只有100例病例符合研究需求，铁大钊选取了70例进行分型研究，剩下30例进行验证，这70例患者的中位数年龄是10岁。
“这种罕见病异质性极强，130多个病例，几乎没有两个病例的影像表现是相似的。”铁大钊说，分型的本质是把顶尖专家脑子里的临床经验，提炼分类。
铁大钊所说的顶尖专家正是孙宇。孙宇是国内最早开展这类手术的专家之一，数十年的临床经验，让他对这种罕见病形成了系统的科学认知。
在做课题期间，铁大钊经常参加孙宇主持的手术方案讨论会，听影像分析，在手术台旁学习关键步骤背后的逻辑。这期间，他的分型工作也在不断地迭代。
其间，铁大钊还在担任住院总医师——像大管家一样，事无巨细地管理着病房工作。从早晨7点开始，铁大钊像个陀螺一样转一天，有时候晚上七八点才能下班。分型工作，只能下班后再做。
不过，住院总医师的工作，给了铁大钊不一样的视角。因为几乎全程参与患者管理，他看到了很多孩子歪着脖子来，做完手术矫正之后开开心心出院。
出院之后，铁大钊还会继续随访他们。为了在答辩现场更好展现实践成果，铁大钊希望家长们拍些孩子的视频，家长们都答应了。在最终的视频里，那些曾经歪着脖子看世界的孩子，脖子正了回来，他们玩滑板车、骑自行车过水坑、攀岩、跳绳……快乐而自信。
经过10多个版本的迭代，铁大钊的分型工作终于成型。在AI技术的辅助下，他和团队基于这套分型体系进一步开发成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医生输入患者的影像资料后，系统便能够辅助分析畸形特点，为术前规划提供参考，让复杂病例的判断更加规范。
为后来者蹚出一条新路
2025年1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位法》），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均可作为申请学位的重要依据。
在铁大钊的老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颈椎专业组组长周非非看来，这对于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专博”）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而言，是重大利好。
2025年，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已有博士以实践成果取得学位，但是医学领域尚无先例。
怎样的实践成果才能符合博士毕业要求，这是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铁大钊是一位临床医学专业的专博。和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相比，专博需要在临床轮转更长时间，培养能力也更侧重临床技能和疾病诊疗。今年3月，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等多位专家齐聚一堂。由他们共同把关：铁大钊的实践成果是否可以用来申请博士学位。
经过一上午的充分讨论，结论越来越清晰：铁大钊可以用这个分型成果申请博士学位。周非非说，这个会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盲审，是接下来的难关。当时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院的副院长、学位办负责人与周非非、铁大钊4人建了个群。每当有一位专家的盲审结果回来，学位办负责人就第一时间在群里通知。
第一位盲审专家的结果回来了，95分。紧接着，第二位、第三位……5位专家都给了90多分！这是非常好的成绩，因为按北京大学既往对于博士毕业论文的要求，全部盲审都超过90分的话，就可以申请学校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答辩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唐佩福领衔，7位国内骨科领域权威专家组成，教育部、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相关负责人现场监督指导。最终，经无记名投票，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答辩。
“我们把学位评价的重心，从‘论文发了没有’转向‘临床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得有没有学术高度’。”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医学部分院常务副院长徐明表示，这既是《学位法》实施后的新要求，也是北大医学部推进分类培养改革的一次探索。
正如徐明所说，这次探索“不是降低学术门槛，而是重新定义‘学术’——让临床难题本身成为学术命题”。
这份探索，也让“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落进了人才评价这一环——解决患者的临床问题，就是最好的学术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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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公共卫生背后那道“看不见的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余冰玥
李晨阳在执法中。受访者供图
那通投诉举报电话，杭州市拱墅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杭州市拱墅区卫生监督所）执法一科副科长李晨阳记忆犹新。内容并不复杂：一家口腔诊疗机构给患者做根管治疗用的器械，没有严格消毒。
后续核查的细节却让这件事的分量陡然重了起来。本该进行严格消毒的口腔器械，仅做了表面清洁擦拭就用于下一位患者。而前一位患者，恰好是传染病病毒携带者。
“所幸我们发现得早，对后续患者进行了追踪随访，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李晨阳说。这家机构最终被依法查处，清洗、消毒、灭菌流程被重新梳理，全员重新培训。
“机构一个很小的不规范行为，就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这位90后执法者讲起此事，语气依然郑重。
2018年，26岁的李晨阳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卫生监督队伍。那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已发布两年，秉持“预防为主”核心理念的健康中国建设，正从顶层设计走向落地实施。
在她工作的这些年，从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到疾控体系改革，再到今年9月《关于加强卫生健康监督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印发，基层卫生监督工作正从现场检查、发现问题，转向风险预防、规范指导和数字化监管。这些变化，落到李晨阳一次次执法中，变得具体而清晰。
10月12日至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为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也让我对基层卫生监督职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李晨阳说。
一张投诉单背后
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立足公共卫生监管岗位职责，守着一道“看不见的门”。这道门，严守医疗服务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其中，处理投诉举报是李晨阳工作的一部分。日常受理的各类投诉举报中，有一部分直指医师无资质、病历书写不规范、消毒灭菌不合格、预检分诊流于形式、医疗废物未按规定处置等。面对各类投诉举报，她认真核实线索、对照法规标准逐项核查、查清事实。遇到专业性较强的传染病防治等相关问题时，她会联合院感、临床等领域专家共同研判，及时化解潜藏的公共卫生隐患。
“监督不能等到问题造成后果才介入，很小的不规范行为也可能成为公共卫生风险的起点。”李晨阳表示，检查不仅要看有没有发生问题，也要看机构有没有按照要求把风险控制在前面。
这也是她从业以来越来越明显的感受：监督人员不仅要“会查”，还要看得懂专业问题、判断得出风险，把抽象的法律条款和标准规范转化成可落地、可执行的常态化管理措施。
从事后监督到事前预防
刚入行时，李晨阳接触更多的是“检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采供血机构、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无证行医场所等都可能进入监管范围。除了投诉举报，还有每年开展的“双随机、一公开”执法任务，即随机抽取监管对象、随机抽取执法人员，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开。
这些年，监督正从单纯“查问题”，向发现风险、指导整改、提前预防延伸。智慧监管、非现场执法等手段逐渐进入卫生监督。过去需要一次次上门检查的内容，如今部分可通过新技术提前发现。比如依托“智慧卫监”等平台，远程监控、数据预警能帮助监管部门提前发现异常，有的问题在进入正式执法程序之前，就可以先提示机构整改。
变化也在人身上。经营者对公共卫生规范的态度，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过去常有人觉得这些要求是“多此一举”，如今主动打来电话问“这一步怎么做更合规”的机构越来越多。
2019年，《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发布，将“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控行动”纳入15项重大行动，贯彻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总体思路。2023年印发的《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强化疫情防控和卫生健康行政执法职能。全面推进医疗机构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深度协作；探索建立疾控监督员制度。
在基层，这些要求落到了一次次检查、培训和整改中。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李晨阳和同事应邀进入医疗机构、公共场所、用人单位、学校等开展普法培训和规范指导30多次。当机构开始主动问“应该怎么做”，监督的作用也从事后纠偏更多地向事前预防延伸。
“健康中国”落在每一次执法里
今年9月，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卫生健康监督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底建成“设置科学、功能完善、制度健全、管理规范、保障有力、运行高效”的卫生健康监督执法体系。
李晨阳本科读预防医学，研究生读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那年，她正在读研，“对它的认知只停留在课本和宏观政策上”。工作以后，得益于卫健系统的悉心培养与持续赋能，李晨阳深耕公共卫生监督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综合监管、卫生健康法治的进步……这些政策节点，她都一路走来。
2025年，她参加全国传染病防治监督技能竞赛，比赛既考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规范执法流程，也考现场快检仪器操作等实践技能。最终她获得个人第一名，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对于下一个十年，李晨阳有自己的期待：数字化要打通数据壁垒，构建实时、动态、多维度的监管平台；信用监管要分级分类，守信少查、失信严管；社会共治要联合更多部门、发挥行业协会作用、融入基层网格治理。
“希望更多人看到这道公共卫生幕后的防线，也希望风险能更早地消失在萌芽阶段。”李晨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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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科室里的大时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诗童
常晓峰医生（右一）在保定儿童医院查房。受访者供图
清晨七点半，北京儿童医院保定院区儿童肿瘤病房里，常晓峰已经开始查房。病床头贴着孩子们手绘的彩虹，走廊角落的小书桌上摆着绘本——这是张金哲院士生前叮嘱要有的“人文空间”。
作为肿瘤外科的年轻医生，2018年至今，常晓峰往返北京和保定之间近两千个日夜。健康中国战略推进的十年，恰好是他职业生涯成长最快的岁月，用脚步丈量着儿童肿瘤治疗发展的时代变迁。
十年前的场景常晓峰记忆犹新：全国仅两三家儿童医院设有儿童肿瘤外科，大量患儿从各地涌进北京儿童医院，走廊加满床位，家长抱着孩子等住院一等就是几周。肿瘤经不起等，但当时优质医疗资源就那么多。
2015年，北京儿童医院全面托管保定市儿童医院。保定市儿童医院成为全国首家被跨省托管的公立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是第一个整建制进驻该院的专科。常晓峰初到保定时，这里的儿童肿瘤学科几乎是一张白纸：没有独立科室，没有专职医护，连专属手术间都没有。
“有个本地肝肿瘤患儿的家长，我告诉他回保定就能做全套治疗，他根本不信，非要在北京等床位。”后来家长半信半疑回保定考察，看见确实有北京来的专科医生常驻，同类型的患儿正在接受治疗，才终于松了口气。
家长的不信任，是那个年代基层医疗最真实的注脚。
拓荒的难是全方位的：要独立病区、要专职人员、要配套检查设备，常晓峰跑前跑后协调了一个月，才凑出最初3名兼职医生，建起独立病区。
他带着当地医生从零学起：每周固定病例研讨，和家属谈完病情当场复盘，讲透每一步检查、治疗的逻辑；血库没建成时，取血要跑保定市血站，病理标本要送回北京判读……一个个短板被慢慢补上。“我们长期驻点，每个孩子从接诊到复查随访，全程跟进。比教手术技术更重要的，是教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哪怕未来托管结束，学科也能立住。”
如今，保定院区儿童肿瘤专科医生已增至10人，手术、化疗、免疫治疗全流程在同一病区完成。80%-90%的患儿来自周边省份，这里已经成为辐射华北的区域儿童肿瘤诊疗中心。
诊疗可及性提升的同时，儿童肿瘤的治疗理念也在这十年悄然迭代。
常晓峰曾遇到一个化疗后出现自闭症状的孩子，这件事让他深刻意识到：治疗早已不是单纯“保命”——需要放疗的女孩儿可以提前冻存卵巢组织，保护生育与内分泌功能；肾脏肿瘤患儿通过术前化疗缩小病灶，尽可能保留肾脏，减少远期并发症；病房里的绘本角等有人文气息的空间，更是把对孩子和整个家庭的心理关怀贯穿治疗全程。
这些理念的传递，离不开老一辈医者的言传身教。常晓峰毕业后，曾长期在张金哲院士身边工作。张金哲院士年逾90，仍坚持每周查房。2019年六一儿童节，保定病区办患儿活动，张金哲院士无法亲临，在线上看完了全程，反复念叨要去实地看看，“一切为了孩子”。——这份医者初心，就这么传到了年轻一代手里。
十年弹指一挥间，曾经只专注于开刀的年轻外科医生，如今要协调麻醉、影像、病理、ICU多学科团队，对接北京专家资源，处理学科建设的各类事务，常晓峰说自己“收获远大于付出”。
他赶上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风口，见证了一个学科从0到1的生长，也亲历了健康中国战略在最基层落地：从全国仅两三家儿童肿瘤外科到各地陆续建科；从各家医院各自为战、方案各异，到全国儿童肿瘤监测网络建成、本土诊疗指南出台——这十年，是中国儿童肿瘤诊疗从“跟跑”到逐步建立本土方案的十年。
“我们的目标很朴素：简单常见的病例，孩子不用千里迢迢跑北京，在家门口就能治；真正疑难复杂的，再往上级中心转。分级诊疗走通了，全社会儿童肿瘤的整体疗效才能真正提上去。”常晓峰说。
查房结束，病房里传来孩子们的笑声。阳光落在绘本摊开的书页上，一个医生的十年，一座医院的十年，国家健康事业的十年，在这一刻交汇成河，向着更可及、更规范、更有温度的方向奔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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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慢郎中”到“急先锋” 一位基层中医的十年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蒋欣雨 记者 齐征
胡淑占正为患者看诊。 受访者供图
今年7月，山东省金乡县化雨镇卫生院的中医主任医师胡淑占，收到一封特别来信，写信人是患者孙彩霞，曾长期受肾病困扰。信中说：“有幸遇到您，运用五运六气针法为我辨证调理。如今我的尿常规指标全部转阴，困扰我许久的尿蛋白加号彻底消失了。我真切感受到了五运六气针法的博大精深，也深深敬佩您精湛高超的医术、严谨细致的行医态度。您不仅治好了我的身体病痛，更治愈了我长期以来的焦虑不安，让我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
“现在，中医疗效‘看得见’，见效快，医生有底气，病人也有信心，更加信任中医，依从性也在提高。”胡淑占表示。
1995年，胡淑占进入化雨镇卫生院工作。当时，卫生院只有一排平房，中医科“门庭冷落”，年轻的胡淑占每天只接诊一两个患者。院领导曾多次邀请上级医院的“名中医”来坐诊，中医科的困境却依然没有改变。尽管如此，胡淑占仍坚持每天诵读中医经典，夯实基本理论，“凭着对中医的热爱与热情，默默坚守，期待着将来能厚积薄发”。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施行，提出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也是在这一年，胡淑占拜师于龙砂医学流派（发源于江苏江阴、以“五运六气”理论和经方应用为核心的中医学术流派，入选首批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代表性传承人顾植山教授，学习五运六气中医理论。作为中医学理论核心的“五运六气”，其理论源头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自然宇宙规律的认识。
此后，胡淑占坚持每月1-2次前往合肥、无锡、江阴等地跟师随诊学习。顾植山接诊时，她就在一旁记笔记，回家再重新手抄整理病例，把重点标记出来，不明白的再请教顾老师。“方子记不住，就反复回顾、记忆”。这样的“笨办法”，她坚持了多年。
在顾植山教授的精心带教下，胡淑占的临床业务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她不仅诊治常见病、多发病，也接触到很多疑难杂症。2019年，龙砂医学流派推出龙砂开阖六气针法，胡淑占开始将这一针法用于临床，并逐渐形成针药并用的诊疗方式。
去年4月，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靠在门框上，冲着胡淑占喊：“胡大夫，快救救我，拉肚子拉得要虚脱了。”患者持续腹泻、腹痛、拉清水便，胡淑占运用龙砂开阖六气针法给患者施针。不到10分钟，患者告诉她“不想去厕所了”。半小时后，患者感觉身体恢复正常，赶回学校去上课了。
这是胡淑占第一次用该针法治疗急性腹泻，让她感触很深。“抓住急性腹泻背后的三阴三阳开阖枢病机，扎针后便能很快起效。”胡淑占说。如今，她将五运六气理论指导下的龙砂开阖六气针法应用于急症已非个例。下针后效果“立竿见影”，打破了基层群众对中医“慢郎中”的印象。从“慢郎中”到“急先锋”，不仅是诊疗方式的变化，也折射出基层中医诊疗的发展、变化。
“五运六气的思路体现了中医不分科的特点，内、外、妇、儿，各种疑难杂症均可接诊，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逐渐增多。”胡淑占说。
顾植山主张用针越少越好。在一次次临床实践中，胡淑占逐渐学会给用针“做减法”。从最初对症处理扎多个部位，到如今抓病机精准取穴，她越来越强调“一针得气、针少力专”。一名63岁的患者，40多年前因夏天用冷水洗头后出现头昏、脑胀症状，“头上就像整天带着紧箍咒一样难受”，40多年来到处求医无效。慕名找到胡淑占就诊时，胡淑占按照五运六气思路，精准施针。只扎了一针，不到3分钟，患者头部的紧束感便消失了。“中医博大精深，但医者只要明白其中的医理，辨天、辨人、辨病证思路正确，就会有桴鼓之效。”胡淑占感慨。
随着基层中医事业发展，患者对中医的认识也在变化。胡淑占观察到，如今越来越多基层群众了解到中医药的价值，愿意主动向中医问诊。“过去，患者常常是知道中医好，找不到好中医。如今，随着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人主动走进中医门诊。”她说。
2021年《山东省中医药条例》实施以来，金乡县进一步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全县800余名乡医参加中医药专业知识培训，开展中医药知识竞赛，发挥名老中医传帮带作用，胡淑占也多次受邀为培训班授课。
从国医堂建设，到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再到基层人才培养，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向基层延伸，越来越多群众能在“家门口”接触到中医药服务。30多年的坚守，也让胡淑占从曾经自己口中“跟不上班的学生”，成为了“金乡县名中医”“山东省基层名中医”。
作为一名基层中医工作者，胡淑占认为，“老百姓花钱不多，在家门口就能解决重症、顽疾，大大缩短了治病疗程，减轻了病人的经济负担，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真正做到了大道至简，效如桴鼓，改变了中医是‘慢郎中’的刻板印象。”健康中国建设十年间，中医正步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中医药事业发展也在基层开启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