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的“翻译官”

　　记者第一次见到魏青是在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于今年7月25日成为中国最新一项世界遗产，他是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可他没聊瓷器有多精美，却对烧窑的柴火念念不忘。

　　“一开始当地人觉得，这有什么好说的？之前哪个地方没砍过柴、没供过燃料？”但魏青和团队认为，正是这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窑柴，补上了这项世界遗产的关键一环，“手工瓷业能延续千年，要懂山林植被的循环规律，还要理解宗族社会的运行规则……它不仅是山林、是柴薪，背后更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魏青已经和世界遗产打了20年交道，从保护管理规划、灾后抢险修复，到遗产申报和管理咨询，他接触过各种类型的世界遗产，十三陵、都江堰、鼓浪屿、景德镇……他像一个“翻译官”，想把中国的遗产故事“翻译”给世界听，也想让遗产地的居民重新认识自己的家，讲好历史的故事，也讲好未来的故事。

　　“拆解”一座岛

　　小时候，父母告诉魏青要当个科学家，他却有个当“设计师”的念头；长大后，高考志愿是他自己选的，“找到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考入当年热门的专业——建筑学，梦想盖出自己设计的建筑。但听了清华大学教授吕舟的遗产保护课后，他有了新的兴趣：“在有历史积淀的基底上，找到我所在时代的创作定位，比凭空画一个新项目更有趣。”于是，在研究生阶段，他选了建筑历史方向。

　　在他刚毕业时，“世界遗产”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小众名词。尽管早在1987年，中国便有长城、北京故宫、莫高窟等第一批6项世界遗产成功申报。世界遗产的一头是世界视角，另一头是中国故事，魏青和伙伴们要做的事，是双向“转译”。

　　第一次接触国际专家，是在明十三陵保护管理规划工作中。魏青发现，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工作框架：先做系统的调研计划，然后通过多轮深入的现场调查和访谈，把遗产本身及其所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分析，对发现的问题逐一分析症结、提出可行策略，最后整合为一套系统性的规划方案和行动计划。这套工作方法给魏青带来两点启发：在严谨的框架下把工作做深、做透、做具体；始终保持从系统和整体出发的分析视角。这也成为他日后“讲故事”的线索。

　　2017年，“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是魏青与其团队完整经手的第一个申遗文本项目。他回忆，2009年，第一次上鼓浪屿，其实心里“挺打鼓的”。当时的鼓浪屿，旅游正在爆发式增长，商业化愈演愈烈，社区却在逐渐衰退。更让他有些忧愁的是，鼓浪屿虽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但在专业的建筑师眼里，这些历史建筑“可能够不上经典”。

　　当时岛上有几处文保单位，如美国领事馆旧址、日本领事馆旧址、八卦楼等，但“大量华人华侨建成的公共建筑，和后来被认定为厦门装饰风格的宅园，没有保护身份，也不太有人觉得它们重要”。但魏青和团队发现了鼓浪屿的另一层叙事，这也让鼓浪屿后来以“历史国际社区”的身份成为世界遗产。

　　团队的工作方式，有些像“建筑考古”。他们把岛上建筑的历史，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拆解”。幸运的是，厦门当地之前已经做了三四百栋历史建筑的基础普查，他们在这个基础上筛选、补充，翻档案，然后去现场，找当地人访谈。

　　当地提供了一间办公室，他们把收集到的线索全部贴在墙上，“像侦查破案”。为了补上历史的空白，他们还去查英国、法国、美国档案馆里尘封多年的资料。最终，他们梳理出鼓浪屿的3层故事：最底层，是闽南渔村的底色，儒释道与地方文化的基因依然存在；中间层，是近代大量涌入的殖民地外廊建筑和外来文化元素；最丰富的一层，是大量华人华侨融合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和现代性的再创造，形成了独特的“厦门装饰风格”。

　　“鼓浪屿符合世界遗产的‌核心价值，在于它见证了全球化早期阶段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与互鉴的典范‌。”魏青说。怎么把这个故事讲给国际专家听，也是有“策略”的。十几位国际专家登岛后，不是直接带去看房子，而是先花半天时间，给他们讲鼓浪屿想呈现的历史层次、故事主题、每个遗产要素想见证什么……讲完了，再去看现场。“事实证明，‘策略’有效。专家们一致认为，鼓浪屿的故事脉络已经能够成立。”魏青回忆道。

　　把“小零件”放到“大故事”里

　　鼓浪屿让世界听懂了一个中国小岛的故事，而早就“名声在外”的景德镇，让中国人重新认识身边的日常。

　　在景德镇申遗之前，中国人对它的认知聚焦在“瓷器”这个最终产物上。但魏青觉得，如果只讲成就，解释不了景德镇的制瓷业为什么能在朝代更迭、资源枯竭、国际市场竞争等重重挑战中保持生命力和竞争力。他和团队逐渐意识到，支撑景德镇生命力的，不只是那几个窑址，应该是一整套不断演进的产业体系。

　　在景德镇，在考古学者的支撑下，他们把制瓷业的链条一节节拆开，瓷石、瓷土、窑柴、运输、烧制……贯穿各个环节。“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5个组成部分中，有3个（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蛟潭窑柴燃料产区）是产业链的上游。

　　魏青读到德国学者雷德侯的艺术史著作《万物》，其中讲中国古代工匠如何利用标准化模件，实现规模化艺术创作。“从秦代的兵马俑，到中国古代的建筑体系，再到今天中国的制造业，基因是一脉相承的。景德镇，也是传承这个基因的典型样本”。

　　景德镇申遗文本最终约25万字，包含45个遗产点，很多点位之前不在文保名录上。“当我们把它们放到一个更大的故事框架里面，零件就成了机器的一部分，零件单看不起眼，但组成的机器很厉害。”魏青说。

　　即便申遗成功后，讲故事这件事，也没有结束。2023年，“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后，魏青团队参与了管理规划和保护工作。“景迈山一下子就火了，人潮涌入，山上村民就想改建房子做民宿”。怎么给村民讲好利用与保护的故事，魏青团队做了一件事——在今年4月的“国际古迹遗址日”，他们带着景迈山的20多个村民，去鼓浪屿交流。如何应对旅游爆发的市场波动与未来风险，景迈山的村民和经受过旅游业起伏的鼓浪屿民宿主理人，聊了整整一天。“基层对基层，民众对民众，这种对话不需要专业团队去做‘转译’。沟通不仅包括经验分享，也包括情感共鸣。”魏青说。

　　故事讲不完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后，“故事素材”仍在更新。“御窑厂遗址还有历史疑问没有弄清楚，水下考古随时可能有新的满载瓷器的沉船发现……将来还要用数字化，甚至游戏等新的媒介，来继续讲述景德镇的故事。”在魏青看来，OUV（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突出普遍价值，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世界遗产的核心标准——记者注）并不能涵盖遗产场所完整的价值，但OUV给了当地一个讲好遗产故事的基础和框架，“可以持续丰富”。

　　即便文化遗产的史实是确定的，讲故事的视角也可以更丰富。目前，魏青团队正在做“华侨教育遗产”（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记者注）相关项目工作。“此前国内研究大多站在中国立场上看华侨和祖国的关系，我们现在更倾向于从国际化的视角看——那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个跨国的空间群体”。

　　中国的世界遗产散布各地，魏青的工作场地就是中国大地。他说，累肯定累，但几乎没有倦怠过，“每遇到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学一个新门类知识的过程，这很有新鲜感”。

　　他把团队“驻地”安在了北京798——不是在文教园区，而是著名的当代艺术与科技创意园区。魏青解释：“这里有很多新型的科技企业，气氛很好，给文化遗产的数字展示带来启发。”

　　他觉得，自己依然是一个“建筑师”。建筑师的英文architect，有“设计师”的意思。“无论是申遗文本的编制，还是申遗之后的工作，都需要我们发挥设计的能力，找素材、做翻译、讲故事”。“故事讲不完。”魏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