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床一线在患者身旁，他们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编者按
7月，《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出台，要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要求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
保障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医务人员是重要力量。2017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将每年的8月19日设立为“中国医师节”。截至2024年年末，我国执业（助理）医师合计约508.2万人，他们忙碌在诊室里、守护在病床旁，给患者及家属带去治愈、帮助和安慰。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从精神专科医院转战儿童医学中心，坚守在儿童心理健康一线的医生；支援边疆医院，带教临床同时推进当地医院科研、科普发展的医生；因为“康复医学不只关注疾病，更关注人”而选择康复专业的医生。在日常工作中，这些临床医生不辞辛苦，也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在“传帮带”中，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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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儿童心理健康的“守门人”
夏瑾
张晓鸣给首儿所的志愿者上培训课。受访者供图
采访张晓鸣时，她刚结束一上午的门诊。采访一结束，她就要赶去录制科普视频。每天接诊30多个患儿，给每个初诊者至少留出20分钟到半个小时问诊；不出门诊的日子，她排满了科研、行政和科普工作。这样的工作节奏，就是她的日常。
张晓鸣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以下简称“首儿所”）精神心理科主任，2024年从北京回龙观医院调入首儿所，牵头筹建精神心理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孤独症早筛查早干预”，并强调“健全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这份蓝图既让她备受鼓舞，也让她深感责任在肩，时不我待。
关口前移
2024年，首儿所精神心理科开诊后，张晓鸣真切地感受到，儿童精神心理服务的需求呈井喷之势，“门诊号一放就秒没”。但她不认为这是坏事，“这其实是儿童心理健康的公众意识提升的表现。以前不少家长有很强的病耻感，往往拖到孩子病情很严重才肯去专科医院。现在很多家长发现孩子不爱社交、不爱学习、反复说肚子疼，都会主动前来咨询”。
公众认知的提升，也对精神心理科医生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医生不能再局限于单一症状的诊断，而要从一个切入点发散出去，综合评估患者的身心整体问题——这对我们的临床事业和整体能力都是更大的挑战。”张晓鸣说，“等我们把关口往前移，真正做到‘治未病’，病人自然就少了。”
“关口前移”，这个朴素的逻辑，是张晓鸣从专科医院转战首儿所的初衷。“很多成人的精神心理问题，在青少年阶段就已埋下伏笔；很多青少年的困扰，在更早的成长过程中能捕捉到蛛丝马迹。如果能在萌芽阶段及时给家长一些指导，很多问题可能就不会发展成疾病。”张晓鸣说，“在首儿所，我们能更早地接触到有心理困扰的孩子，及时评估、及时干预。很多孩子根本不用走到‘疾病’或者‘系统治疗’那一步。”
身心同治
“治未病”的理念，直接体现在首儿所精神心理科的立体服务网络上。这是一张由“门诊医疗+病房会诊+心理咨询+心理支持+社工服务+健康科普”构成的分层网络，为不同需求的孩子和家庭提供适配的服务。其中最核心的机制，是“全院一张床”的多学科协同模式——打破科室壁垒，让精神科医生主动走进神经内科、消化科、内分泌科、血液科、重症监护室、急诊等各个病房，为住院患儿及时提供心理评估和干预。这套机制确保“躯体疾病患儿合并的心理问题”不会被忽视，也让“身心同治”从理念变成了可操作的临床路径。
张晓鸣给记者讲了一个会诊案例。一个10岁的孩子因反复抽搐发作，辗转全国多家医院，间断住院已有4年，无法正常上学，却始终查不出器质性病因。张晓鸣会诊后发现，孩子的抽搐其实是抑郁的躯体化表现——家庭氛围让她无法用语言表达难过、愤怒、委屈，情绪被压进了身体里，以抽搐的方式一次次冲出来。
跟家长交代病情时，旁听的孩子嚎啕大哭，妈妈第一反应却是厉声呵斥“别哭了”。张晓鸣对妈妈说：“她哭出来比憋在心里更好，也许您抱抱她，不需要说话对她就是最大的心理支持了——孩子哭也是一种表达。”
从周一会诊到周五复诊，这个孩子再也没有抽搐过。
“在首儿所，精神科最大的优势就是多学科协同。”张晓鸣说，“很多疑难病例有时会全院多学科会诊，七八个科室可以一起讨论，这是专科医院难以做到的。”更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如今各科室在诊疗孩子躯体疾病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孩子的心理问题，“身心同治”正成为临床共识。
处方可以不是药
“治未病”的理念，同样体现在“处方”里。张晓鸣开具的“处方”，经常“五花八门”，有些甚至与药物毫无关系。
一个4岁的男孩被妈妈带来。妈妈说孩子做什么都没动力，连幼儿园都不愿意去。张晓鸣跟孩子聊了几句，很快发现了问题：无论问什么，妈妈都会抢先替孩子回答；孩子刚张口，她就把话接过去；孩子动一下，她就指挥“坐好”。整个诊室里，孩子几乎没有机会说出一句话。
张晓鸣开的“处方”是：请妈妈放慢语速，学会倾听，给孩子留一些空间，让孩子自己表达和行动。
一个11岁的孩子，因分离焦虑来就诊——这本该在三四岁就度过的心理阶段，却持续到了现在。张晓鸣发现，症结在家庭规则上：妈妈每晚让两个孩子抓阄决定谁跟妈妈睡，抓完不算，谁打赢了还能改规则。两个孩子每天的心思全花在“抢妈妈”上。张晓鸣没有替妈妈作决定，只是把家庭互动模式“回放”了一遍。妈妈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制造了孩子的焦虑情绪。
还有一个就诊的孩子，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张晓鸣发现他喜欢画画，便对他说：“等你好了，一定要画一幅画送给我们。”孩子有了一个被期待的目标，动力被点燃，后来真的送来了一幅画。
“处方不一定非要开药。”张晓鸣说，“有时是给孩子一个被需要的期待，有时是建议孩子培养一个爱好，有时是让家长学会倾听。”
张晓鸣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首儿所精神心理科，需要药物治疗的孩子占比并不高。有些孩子的症状，通过就诊时的专业建议和家庭指导就能得到改善。科室医生都有精神科和心理学双背景，与孩子交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疗。这种治疗的目标，不是靠外力强行把症状压下去，而是帮助孩子建立自我改变的内在动力，同时帮助家庭营造一个真正支持其成长的环境。
即便需要用药，张晓鸣的处方也颇有讲究。“有些孩子，我们会在心理治疗介入后减药，让症状在安全的治疗框架里出来一点，心理治疗才能真正触及深层问题。”能这么做，是因为精神科医生和治疗师之间有高度的信任和共同的理念。“我们的目标不是把症状压下去，而是帮孩子真正走出来。”张晓鸣说。
信任的根基在于有章可循、有人可依。张晓鸣在科室建立科室病例讨论及督导制度，确保每一位一线医务人员，遇到疑难病例、高风险个案，甚至神经紧绷的家长，都有专业的上级医师或督导师帮他们理清思路、稳住阵脚。
“精神科医生每天面对大量负面情绪，如果缺乏专业支持，很容易被情绪卷入。保持专业性和稳定性，是靠一个专业的体系去培养和支持。”张晓鸣说。
在日常带教中，张晓鸣注重言传身教。她带着年轻医生出门诊，不仅教授他们诊断思路，还向他们演示如何与家长结成同盟，从家庭的真实处境出发理解问题；如何在给出家长建议的同时，不让对方产生被审视或指责之感。“这个火候，年轻医生很难从书本上学到，需要反复观摩和体悟。”
科室还有一个特色活动——“心悦读书会”，至今已举办几十场，上千人次参与。读书会上会读一些儿童心理案例，聊一聊自己的体会。有时也会围绕临床中遇到的让人困惑的情形一起讨论。“说出来，被听到，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力量。”张晓鸣说。更重要的是，读书会让团队始终保持用专业视角去思考的习惯，保持对孩子开放、接纳的人文情怀——“这是作为儿童精神科医生最不能丢掉的东西。”
张晓鸣希望，首儿所精神心理科的经验可以分享出去。目前，科室的培训资源已面向全国开放，儿童心理评估、团体心理治疗、临床预测模型等系列培训相继落地。“我们不仅要自己做好，还要帮更多地方把队伍带起来。”张晓鸣说。
放眼“十五五”乃至更远的未来，张晓鸣最想看到的愿景，是将该科的整套服务体系——从评估工具、治疗技术到管理模式、督导体系——打造成为一个可复制的范本。基层医疗机构承担心理健康“治未病”的早期识别筛查，二级医院负责常见病的诊断治疗，三级医院则聚焦疑难杂症攻关、技术研发推广与行业督导引领，“三级各司其职、上下联动，才能织就一张儿童心理健康防护网”。
“‘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不是口号，要落实到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医务人员身上，让专业服务触达更多角落。”张晓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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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到莎车，援疆医生带去了什么
李怡蒙
一名当地14岁患者，患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病情复杂、病程迁延，临床救治难度极高。7月下旬，邹海就此病例在开展专项教学查房与学术指导。受访者供图
今年5月下旬，随第十二批上海援莎（疆）医疗队到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县的第六天，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医疗组组长邹海，在莎车县人民医院ICU投入了一场救治病患的战斗。
年轻的病人最初胸闷、腹痛，但没有检查出心脏器质性病变，大家只当是普通肠胃不适。数小时后，病人头晕乏力持续加重，陷入深度昏迷。事实上，病人所患的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初期极易和胃病、心脏病混淆，而后危险程度呈指数级上升，极易危及性命。
病床边带教
今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系统选派第十二批组团式医疗援疆人员。得知莎车县人民医院ICU急需急诊与重症人才驻点帮扶，邹海主动报名。他长期从事危重症救治工作，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科研处副主任，熟悉临床、科研和基层科普工作。
抵达当地后，部分实际情况仍超出邹海的预期。不少危重病例，如脓毒症休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有很高研究价值，却缺少系统梳理。本地医护欠缺文献研读和循证分析能力，前沿诊疗指南难以落地。对比上海，两地差距较为明显。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综合人口特征、健康需求、区域差异等因素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加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缩小城乡、区域、学科专业间配置差距。在经历过抢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的“落地首战”后，邹海看清了未来最紧迫需要投入的工作方向：
针对当地高发的脓毒症休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需要搭建重症、危重症标准化救治体系，落地精细化监护、血气、液体复苏规范。对于当地医师，也要帮助他们建立提炼临床问题、查阅外文文献、总结临床数据的能力，同时通过实操带教重症技术，为其植入科研思维。在对院内青年医师的规范化培训中，需要提升其急危重症识别、循证诊疗的技术。跨科室援疆专家要多学科联合诊疗、联合科研研讨，共享病例资源。
上海市第十二批援疆前方指挥部莎车分指挥部牵头搭建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了“浦莎共讲一节课”专题学术培训。上海援疆医疗骨干与莎车当地医师共同构成联合讲师团。
邹海在救治一名脓毒症休克伴腹胀患者的过程中，带领团队精读该领域一项前瞻性双盲对照临床试验论文，将前沿研究与真实病例对照拆解，结合上海经验与新疆实践，完成了一篇学术评述。近日，这篇以邹海为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带领当地团队共同完成的学术评述，被国际重症医学期刊《Critical Care Medicine》录用。
在“上海援莎医生师带徒”项目中，邹海有两个“徒弟”。一个是本地重症科室副主任廖永恒，入职多年，有基础临床经验，但在重症超声、血流动力学监测等方面实操较薄弱；一个是刚定岗在ICU的维吾尔族医生艾尼瓦尔·艾散，他的危重症早期识别、多器官支持诊疗思路还显不足。
邹海开启了他的病床边带教。
在莎车，他门诊常规收治的病例大类，主要包括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为主的代谢危重症，肺部感染、脓毒症休克等感染重症，因农作引起的外伤、车祸导致的创伤急症以及重症心衰、恶性心律失常等心脑血管急症。
其中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脓毒症休克都十分凶险棘手，而后者更为复杂——南疆群众基础慢性病多，感染后极易快速进展、发生休克，伴随严重肠麻痹、肠屏障损伤，单一抗感染、补液方案效果有限，诊疗中存在大量待解决的临床疑点。邹海将脓毒症休克确定为开展科研的核心病种。
在抢救患者时，邹海会同步实操重症超声，逐点位讲解脏器功能判读，实时分析血气、监护数据，每周1次科室小讲课，每次抢救结束都会进行病例复盘；他传授给徒弟重症超声规范操作、患者精细化液体管理、多脏器并发症预判等技术，也连带传授急危重症早期识别、标准化抢救流程、多学科会诊的诊疗思维。
邹海告诉记者，几个月来他们进步非常明显，现在能独立完成常规重症超声筛查，自主梳理危重病例诊疗方案；科室抢救效率、危重患者处置规范性明显提升。
科普一个孩子，健康一个家庭
在南疆，受当地的饮食习惯、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和居民健康素养等因素影响，一些疾病更为高发。如高油高糖饮食会导致糖尿病高发，不少患者隐匿发病，拖延至酮症酸中毒才就诊；当地消化道基础性疾病病人多，发生感染后极易进展为脓毒症、肠麻痹，有别于内地的地域性临床特征；还有不少慢病患者不规律服药，无长期监测习惯。同时，在农村山区，汛期灾害相关感染、外伤也易诱发伤者严重感染，发生休克。
这样的情况下，中老年人还普遍存在硬扛轻症、慢病擅自停药等误区；群众缺少重症感染早期识别知识，很多脓毒症轻症阶段未能及时干预，会直接发展为危重休克。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要求，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强化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建设健康教育与科普平台。邹海依托原创急救科普IP“酷杰”，结合莎车县特色，打造了科普品牌项目，其中，医校党建共建·急救科普进校园传播效果最为突出。进驻莎车仅两周，他便牵头联动医院党委与当地中小学，搭建“线下实操主会场+乡村学校线上同步直播”模式，借助《酷杰的医学之旅》急救漫画读本，讲解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配合教具实操并捐赠科普图书，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健康一个家庭”。
针对当地汛期泥石流多发，他创作防灾防疫主题科普漫画，补齐灾害科普短板；跟随医疗队下乡开展双语慢病义诊宣讲，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普及用药与饮食知识；同时推行病房嵌入式科普——所有危重患者康复期间，医生在床边一对一科普，同步教会家属居家应急处置方法。
从“输血”到“造血”
本次援疆将持续一年半，剩余的时间，邹海说，重点还是从“输血”到“造血”。在经过带教工作后，他计划力争培养出至少3名能独立处置县域危重症的当地骨干。诊疗上，针对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感染性休克、山区创伤等，制定标准化抢救流程并纳入质控，固化诊疗经验。在科普领域，他希望医护掌握科普技能，组建科普志愿队，持续更新科普漫画，留存完整素材库。同时开展基层医师急救培训，推进老年慢性病随访公益项目，探索将急救科普融入乡村研学，协助梳理病例开展小型临床研究。
初到莎车时，这里的风沙、昼夜温差、时差让邹海发生了呼吸道不适、睡眠紊乱；一些老年患者不能用普通话交流，也给他的科普、问诊带来挑战。如今他正在不断适应，并从中收获了感动。
令邹海印象很深的是治疗一名脓毒症休克伴重度腹胀的患者。常规治疗收效有限，他带领徒弟研读前沿文献，优化治疗方案，24小时值守救治，治疗间隙他还在床边向家属科普健康知识。患者康复后，家属送来干果致谢，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反复说“上海医生亚克西”。“有时，科室团队抢救到很晚也会留下来复盘学习，这份求知向上的医者初心，是援疆路上温暖的力量。”邹海说。
邹海还对莎车的十二木卡姆很有感触，“旋律和乐器都非常吸引人心”，他正在思考如何与之结合，进行更多医学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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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帮患者找到生活的新起点
蒋欣雨 齐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张元鸣飞正为患者治疗。受访者供图
“我毕业时，很多人对康复医学科有着刻板印象，觉得康复就是推拿、按摩、做做保健。其实康复比想象中要难得多。”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张元鸣飞说，康复治疗本身有庞大的学科体系，涉及面很广。比如做骨科康复，不仅要掌握疾病诊断，还得了解怎么做手术。虽然不需要亲自上手术台，但必须在知识层面向手术大夫看齐。
2015年，张元鸣飞毕业于北京大学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在第五年选择临床方向时，班上40人里，只有他和另一位同学第一志愿填报了康复医学。那一年，骨科、妇产科属于热门学科，康复医学科相对冷门。作为班上排名前列的学生，张元鸣飞没有随大流。
2016年，张元鸣飞正式进入北医三院康复医学科。当时科室只有24张病床，医护人员四五十人。谈及选择的原因，除了就业前景，他还提到了“康复”背后的人文关怀：康复医学不只关注疾病，更关注人。
“以膝关节置换术后的老人为例，如果她晚年有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是跳广场舞，康复目标就会定得高一些；如果她是个喜欢安静的‘宅女’，能自己上厕所、洗澡就已满意，方案就完全不同。”张元鸣飞解释道，“康复的治疗目标是真正以患者为中心，和患者一起研究确定的，不是课本上写好的。‘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治病只是一个方面，还需要满足病人的社会需要和心理需求。”
在北医三院康复医学科，张元鸣飞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从前辈手中接过“火炬”，也把知识与经验传给后辈。在他实习期间，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周谋望担任他的导师。
“当时，我的导师以严格著称，强调‘三基三严’，问病史、查体、写病历这些基础操作他最重视，如果在这些方面犯错会受批评。”张元鸣飞当时的日常是，要背的东西非常多，训练的内容得反反复复做，直到“刻入基因里”，这辈子都忘不了。但也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让他有了扎实的根基。
如今，张元鸣飞也成为带教老师。每周讲课时，他都用幽默的方式把鲜活的临床案例教给学生。“教学方式本身也在变革。现在学生懂的东西更多，很多问题一问AI就有答案，所以教学不能照本宣科，而是要教知识架构，讲AI和书本中没有的临床经验。”张元鸣飞说。
在康复医学科，患者类型五花八门，车祸、高处坠落、各种意外事故……但张元鸣飞接触最多的还是运动员。科室的墙壁上，贴着曾在这里接受过治疗的奥运冠军照片：齐广璞、惠若琪、徐梦桃……赛场之上，他们是万众瞩目的英雄；赛场之下，他们像普通患者一样通过治疗恢复功能、回归生活，更高的目标是重返赛场。
骨科与运动创伤康复是北医三院康复医学科的特色优势领域。科室的历史可追溯至上个世纪，前身为北医三院理疗科。1992年，康复医学中心正式成立。曾经，康复医学科的主要服务对象为运动损伤患者，包括专业运动员；此后逐步拓展，面向更广泛的患者提供康复服务。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慢性病负担加重，我国康复医疗需求持续增长。《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指出，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鼓励医学院校强化康复医学学科专业建设，加强康复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
张元鸣飞2016年入行时，科室虽有20余年积淀，但规模仍然有限。待到2025年，住院医师仲憬正式入职时，科室规模已迅速扩张。如今，科室拥有3个病房、78张病床、4个院区门诊、100余名医务人员，医联体单位超过300家，质控网络覆盖全国9000多家医院，在容量和质量上持续提升。
仲憬介绍，与多数临床科室不同，康复医学科设有治疗师团队，包括物理治疗师（运用运动、手法、声光电磁等物理因子治疗解决患者的功能障碍）、言语及吞咽治疗师（专攻言语、嗓音及吞咽功能障碍的评估与治疗）和作业治疗师（通过设计有目的的作业活动，如日常生活训练、手功能锻炼等，帮助患者恢复功能障碍）。“我们不仅要掌握疾病诊疗，也需了解康复治疗的原理和基本操作方法。门诊工作同样是重要内容，但对初级医师来说独立出诊有难度，为此科室设立了教学门诊，在上级医师指导下接诊病人，要求在较短时间内作出初步判断，这对新人临床思维的锻炼帮助很大。”
2022年，仲憬进入北医三院康复医学科读博，并同时开始临床轮转。刚进入康复医学科工作时，她最大的感受是陌生和惶恐。“本科的临床学习主要集中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康复专业知识几乎需要从零开始学习。刚开始收治病人时，患者提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能把我难住。”她说，那段时间自己像个“传话筒”，往返于病人和上级医生之间，时常担心自己专业能力不足会辜负了患者的信任。
带教老师给了她充分的支持。“从问病史、查体到病历书写，几乎手把手教。老师会由点到面地系统梳理知识，随时提问、随时答疑，让我很安心。”除了日常带教，科室还有每周固定的讲课和定期的教学查房，帮助规培生搭建康复知识框架。掌握基本内容后，带教方式便从“授人以鱼”转为“授人以渔”，更多通过提问和反问引导她主动思考。如今，轮到她带师弟师妹时，也会在他们第一次收治病人时，学着师哥师姐讲解的样子，从头讲一遍。
随着康复医学理念的逐渐普及，科室也面临着新的压力。“病人非常多，门诊治疗有时需要排一两个月，病床也要排很长时间。但对于患者而言，这一两个月恰好是黄金恢复期。”张元鸣飞坦言，“我刚入行时，大家还在呼吁‘骨科大夫不能只重视手术，还要提醒患者，术后需要做康复治疗’，现在康复理念已在患者和家属中更为普及，资源短缺也更明显。”
同时，大众对“康复”的误解依然存在。一个常被问及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该做康复？”张元鸣飞的答案是：“早就该做。”以崴脚为例，严重损伤可能需要手术，但不少患者术后拖了两三个月，肿痛难消时才来问是否该做康复。“康复应当贯穿整个病程：早期以消肿消炎为主，配合无痛的静力肌肉收缩，没有受伤的肢体和关节也要积极进行运动训练，为后期康复作充足准备。炎症消退后逐步活动关节、负重、行走、练习平衡。最终恢复运动功能，循序渐进。”
在张元鸣飞看来，康复从来不止于医院的治疗室，它也关乎患者如何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对这群康复医学科医生而言，他们的目标也从来不仅限于患者的关节能不能动、肌肉有没有劲，他们更希望能与患者一同抵达“康复”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