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红柿地旁长出一家托育园

　　2025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后，老师们带着孩子们去体验“割麦子”，麦秆儿都带回了园里垫笼屉，蒸馒头。

　　吕家村的托育园被西红柿大棚环绕着。

　　在山东青岛平度市崔家集镇，一家农村托育园的辐射范围，早已超越了十里八乡。

　　这里的孩子不只来自周家村、吕家村、陶家屯村和崔家集镇，还有的来自河北、黑龙江、宁夏、四川等地。

　　这里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红高粱”故乡高密不远。常年有孩子被送来时还包在被子里，他们从高密站下车，再乘车沿国道、乡道行驶约半小时抵达。等接走时，这些孩子们已经会说上几句当地方言，追着蒲公英跑了。

　　在园长朱秀芹的社交平台上，每天都有人私信她，想把孩子送来，她婉拒了大多数。按照国家规定的保育员与婴幼儿比例要求，托小班的托位已经排到今年10月了。

　　《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2023年全国托位实际使用率仅为46.7%。但在朱秀芹这里，情况完全不同——“不缺生源”，她坦言。

　　截至5月24日，4个办园点一共有16名老师，143个孩子，其中21个孩子是24小时全托。

　　朱秀芹的原则很简单：“孩子在哪儿，托育园就开在哪儿。”家长骑电动车15分钟能到，托育园服务的时间跟着父母的上班点走。因为她自己曾是个焦虑的妈妈，知道家长们的需求是：距离近、时间灵活、托得起。

　　可真正让她撑到现在的，不只是这些。

　　朱秀芹和孩子们。

　　“我去村里给他们带孩子，是不是能帮村里解放更多劳动力呢”

　　朱秀芹身高一米七五，身形阔朗，出生9天的孩子在她怀里，像一片落进树窝的叶子。

　　她把孩子的被子拢了拢，手掌从孩子的后脑勺一直托到腰，胳膊肘夹紧，贴住自己的身体。

　　朱秀芹不是幼师出身，进入托育这行，和自己的经历有关。

　　2017年，朱秀芹的小女儿出生了——那一年，全国有大量和她一样的家庭迎来了第二个孩子。

　　那时，她开着室内装修公司，攒下了点儿积蓄。婚姻没事业那么顺利。生下小女儿几个月，她变成了单亲妈妈。家里没人能帮她带孩子。早晨一推开家门，小区里的叔叔婶子就等在那了，接过孩子，让她去上班。

　　2018年，小女儿1岁多时，朱秀芹索性在镇上开了一家托育班。她的想法很简单：张罗附近几个孩子一起带，雇几个人看着。

　　她没有运营经验，起初8个孩子，她请了3个老师。一个孩子收400元托育费、300元伙食费，周六日也不关门。月底一算账，不仅不赚钱，还一直亏。她拿干装修赚到的钱往里贴。

　　自己的孩子大了，这个亏本的“生意”她几次想停掉。2021年，装修生意不干了，再也没有钱往里贴了。朱秀芹得重新找条路走。

　　“不行就去干西红柿了。”她说。姐姐就在村里做西红柿大棚生意。朱秀芹盘算，“就收圣女果，我比别人更能吃苦，是不是比他们赚得还多。”

　　她说这话不是没根据的。崔家集镇的西红柿产业正旺——那时，4000多个大棚，两万亩地，年收入7.5亿元。产业火起来，村里人都有活干了，去大棚打零工一小时能挣十七八块钱。

　　就在朱秀芹盘算着是把托育园盘出去、还是干脆关门的那段时间，青岛市民政局派驻平度市崔家集镇陶家屯村第一书记董新民找上门来。

　　她也第一次从董新民那儿听说，“十四五”规划把托育写进去了，每千人口要有多少个托位，是硬指标。国家给建设补贴、运营补贴，给政策，但得有人干。

　　“他们就觉得我去村里给他们带孩子，是不是能帮村里解放更多劳动力呢？”朱秀芹说。

　　老师带着孩子们在托育园门口“画树洞”。

　　“孩子在哪儿，托育园就开在哪儿”

　　朱秀芹推动摇篮的手，确实解放了很多忙着干农活的妈妈。

　　40岁的陆鸿妮生了老二。整个孕期她都在西红柿大棚里干活儿。地里的东西不等人，进产房前一天，她还在和70岁的婆婆给两亩西红柿秧打杈。肚子大了蹲不下去，她就干站着能够到的活儿。

　　女儿7个月大的时候，棚里的活又催上了。她从别人那听说了朱秀芹的托育园，觉得“不敢相信”。

　　十几年前，她和家里人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忙得顾不上洗脸”。有段时间实在没办法，他们找了根绳子拴在孩子腰上，另一头拴在窗棂上，炕上撒一把“旺仔小馒头”。家里大人过一会儿就跑回去看一眼。孩子两三岁时就跟着进棚了，中午大棚热得像蒸笼，“孩子跟着受了不少罪”。

　　“这么点儿大的孩子你也能给看好吗？”陆鸿妮心里嘀咕。她舍不得，但还是在一个早晨，把孩子送去了。

　　转身走的时候，陆鸿妮眼泪就下来了。她钻进了大棚，一整天都想孩子。托班的老师给她发孩子的照片——孩子睡着了。他们给孩子做辅食，有蛋羹、鸡蛋饼，有肉有菜。以前陆鸿妮干起活来自己都顾不上吃饭，孩子饿了就喂奶粉，从没做过辅食。

　　孩子在托育园里学会了走路、说普通话、自己上厕所。陆鸿妮每天去接孩子时，孩子干干净净，总是开心地跑向她。另一家大棚种植户看到了，直言“这小嫚上学不赖”。家长们相信，“孩子的反馈是最真实的”。

　　朱秀芹到村里去入户招生，给人家“七天免费体验期”。闲了就利用自己的抖音账号，把托育园日常的生活拍了发上去。托育园的口碑一点点树立起来。

　　2020年起，国家普惠托育服务专项建设项目中，中央预算内投资按照每个新增托位1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2021年，朱秀芹拿到了40万元补贴，在第二个地址上建了托育园。

　　她选址不是瞎选的。两个托育园就开在工厂边：一家面粉厂，多是河北籍的父母带着孩子来打工；一家做鸡肉加工的食品厂，工人们大多从四川来。

　　夏天时，早晨6点半就可以送，可以托到晚上6点。再晚的，家长同意后，老师把孩子带回家——这会被算进老师们的工资里。她给老师开出的工资从3000元到7000元不等，“多劳多得”。

　　朱秀芹有自己的规矩。她不挑孩子，但挑家长。那些要求必须接入实时监控、对每周食谱反复质疑的，她都拒绝过。

　　“事儿太多的不行，”朱秀芹说，“带孩子都累死了，哪有空解释这个那个的。”那些不是她要服务的群体。

　　她不绕弯子，直接跟家长说：一天10元伙食费，管两次点心一顿正餐。每周能吃顿虾、排骨、鸡翅根，其他就是家常的饺子、馄饨、米饭，地里长啥托育园里吃啥。

　　“我怎么养的我的孩子，我就怎么养他们。”在她这儿，城市里流行的蒙氏早教、外语启蒙都没有。场地小的园区就实行混龄班，大的小的在一起玩儿。

　　园里不开“亲子运动会”，也不布置手工作业，她觉得“那些都是形式主义”。托育园里墙上的装饰、屋里的手工都是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志愿者来服务时帮忙做的。

　　老师们带着孩子站在麦田埂上观察麦子是怎么生长的；在托育园里挖坑和泥、剁菜喂鸡、种大蒜、割韭菜，玩累了，就在院子里搬几块砖搭个小灶，点火炒鸡蛋吃。孩子们玩儿得疯，老师们开玩笑“把鸡吓得不下蛋了”。

　　朱秀芹觉得“由孩子们发挥，保证安全就好了”。

　　家长们最怕托班放假。2026年春节，托育园从农历腊月二十七放到正月初五。从大年初二开始，朱秀芹收到的拜年信息大多加上一句，“园长，什么时候开园啊？”

　　陆鸿妮就是发信息的家长之一，年三十和初一她都在棚里干活。

　　她说着当地土话：“孩子放了几天假在家，拉肚子，长口疮，感冒了，晚上不睡，我是草鸡了（扛不住了——记者注），早晨6点多还得出门干活儿。”她的重点是，“快开学吧！”

　　托育园的孩子们剁菜喂鸡。

　　钱，是个问题

　　朱秀芹的托育园以前收孩子，必须是本地村民或者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要满4个月。这条“线”逐渐松动，孩子满月就能入托，面向全国招生。

　　在她看来，那些从天津、河北、黑龙江、宁夏——千里之外送来的孩子，背后的家庭都有特殊情况。有段时间，她每天听家长絮叨家里的事，都快抑郁了。

　　孩子越收越小，有出生9天的、36天的。有的孩子刚满月，父母离婚了，妈妈必须腾出手去赚钱，朱秀芹开车7个小时往返，接孩子回来。

　　有单亲妈妈，前一天，满月的孩子刚被接来，第二天妈妈就从老家来青岛找工作。休息的空当，火车转汽车，来村里看孩子，待几个小时就得回去上班。

　　有学者撰文指出，“市场上托位供给多集中于2至3岁阶段，虽然不少家庭对乳儿班（6至12个月）、托小班（12至24个月）有需求，但机构顾虑运营成本等因素、家庭担心安全等因素，存在‘机构不敢开、家长不敢送’现象，导致‘有需求，少托位’。”

　　朱秀芹知道自己在“走钢丝”。身边人也不断提醒风险：小月龄婴儿的看护如履薄冰，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这些背景特殊的家庭，万一家长“消失”了，孩子又怎么办？她留了证件，签了协议，但心里清楚，这些挡不住真正的“万一”。

　　朱秀芹怕“万一”的情况，但还是收下了。那些家庭的需求，也是她的需求——“我要生存啊，我不能倒闭了啊，已经不干装修了，全身心干这个，再不收24小时的，怎么生存？”

　　在这里，24小时全托的婴幼儿，按年龄月收费2000元到5000元不等。即便如此，托小班的孩子她有时也不愿意收，“这个年龄段不好带”。

　　钱的问题确实一直困扰着她们。

　　有一次，一名家长看到朱秀芹在托育园“又吊上瓶儿了”，问她“是不是缺钱上火？”这家人经营着200亩地。第二天，对方拿了一张存着10万元的银行卡放在了她桌子上。还有个家长，取了6万元现金，让她“先用着”。

　　她的账有时候算得明白——要考虑成本，以前8个孩子请3个老师，现在两岁半到三岁的托育大班，两个老师能看14个。有时算得糊涂——11名家庭困难的孩子，她也收了，没要钱。

　　她要想办法链接更多资源。2025年，托育园和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共建了“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此后每年，都会有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来实习实训。她们分担了朱秀芹大部分的师资压力。

　　90后满双2025年年末从学校来到托育园，实习期半年。圆嘟嘟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她因为喜欢孩子选择了托育专业。从学校搬来的行李中，塞满了贴着标签纸的专业书籍和笔记——内容关乎婴幼儿的喂养、回应性照顾、疾病预防与护理，还有0-3岁早期教育指导课程等。其中一些课程由医院的儿保医生担任主讲。

　　如今，课上学的内容都有了用武之地。不过也需要她边实践边摸索——“孩子哭了，我排查了很多原因，没有想到是小婴儿尿尿烫到自己了。”满双想到那个场景还会笑出声，“没有想到他们的反应会那么丰富”。

　　在乳儿班，1个老师看1个孩子。满双全天候照料着1个3个多月大的婴儿：喂奶、哄睡、晒太阳，辅助进行大运动训练。孩子睡了，她得空写实习日记交给学校的老师批改。夜晚最考验人，孩子若能安稳睡到天亮，或只醒来一次，便是她口中“运气好的时候”。

　　赶上哪个老师请假，朱秀芹就顶上。她带了一晚第二天就心悸，需要实习老师多带一个。

　　朱秀芹夸赞来实习的学生，“靠谱、专业”。很多人希望在外地加盟朱秀芹的托育园，想靠她的名气和招牌招生，都被她拒绝了。但她鼓励来实习过的学生，回到自己的家乡继续干托育，可以从家庭托育干起。

　　朱秀芹心里有一条“信任半径”，和她一起干的人，她必须信得过。

　　厨师是她外甥，“自己人，放心”。她的外甥女也在托育园工作，外甥媳妇也辞了青岛市区幼儿园的工作来这里。家里的几个亲戚都考了保育员资格证、育婴师职业资格证。

　　7年下来，朱秀芹张罗起了4个办园点。其中两处由政府远低于市场价提供。另一处，2025年开始营业的托育园由当地投资300余万元改造建成——这是山东省首家备案的公建民营24小时托育中心，在这个托育中心门口，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警务室。

　　位于崔家集镇吕家村的24小时托育园种了芝麻，孩子们观察芝麻。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一个镇的“公共项目”

　　4月底，香椿长得正旺。吕家村托育点对面，一位80多岁坐轮椅的老人，一看朱秀芹就急急地招手。

　　她语速极快，用方言大声地说，树上的香椿是给园里娃娃留的，盯了好久，结果昨晚不知被谁偷摸摘光了。老太太气得发抖。

　　朱秀芹看在眼里，整个村庄、整个镇都爱护着这些孩子。

　　托育园的邻居吕明波，家里有大棚。头茬的黄瓜，他一定要给孩子们摘了送来。大棚外边，他专门给孩子们种了甘蔗，又圈一小块地，养了十几只土鸡。

　　这些来自土地的馈赠，最终都化作了孩子们碗里的饭菜。地里熟的西红柿、黄瓜、猕猴桃，家长们成桶地送到托育园，朱秀芹最开始不忍心，“都卖八九块一斤呢！”后来，拦不住，她也就习惯了。

　　冬天来之前，朱秀芹买了棉花，要给孩子缝几床能压风的被子。朋友看到了，主动跑来搭把手。镇上的制衣厂听说了，直接送来200套棉衣。

　　流感肆虐时，她心疼那些24小时全托的孩子，向村书记“讨40个西瓜”，特别强调，“要小小的，孩子能捧在手里”。当地西瓜大棚的手撕西瓜，市场上卖几十块钱一个。转天，60个西瓜送到了。

　　善意从更远的地方蔓延过来。青岛交通广播的听众捐来了400件衣物；平度本地的一个直播团队，送来了尿不湿和洗衣液；看到老师们冬天手搓洗衣服，海信捐来了5台高端洗衣机。

　　专业的支持也来了。青岛新世纪妇儿医院党支部书记、执行副院长杨玉黔介绍，他们每年租辆大巴车，拉着设备，带着儿保科、眼科、口腔科的专家团队，去给孩子们体检两次，“很想为托育中心的孩子做些什么”。

　　长期关注他们的志愿服务组织开展义卖，朱秀芹带着托育园的孩子们坐大巴车去参加了。

　　他们卖的是崔家集镇的圣女果、西红柿、黄瓜、芸豆、胡萝卜和土豆，装在桶里、编织袋和塑料框里，义卖的钱全部捐给了残疾儿童。她希望孩子们能体会到“爱心无价”，得到成长。

　　“能干到今天，是有很多好心人和我一起干的，如果是我自己，就撑不下来了。”朱秀芹说。这个托育园，仿佛成了一个镇的“公共项目”。

　　托育园开到第六年，终于能收支平衡，还有了点盈余。她打算借着当地的特色农业和新盖的空余房间发展民宿、研学，或者直播卖本地西红柿，托育园自己“造血”。但因为精力不够，推进缓慢。

　　她说，支撑她的，是快乐，“当我帮了别人的时候，我可高兴了”。

　　朱秀芹的女儿也在这托育园里长大，现在上了小学，放学了会回来帮忙照看更小的孩子。

　　当年教过朱秀芹的班主任现在偶尔也来园里帮忙，还把她的故事讲给学生听。对朱秀芹而言，这些或许是比盈亏平衡更重要的“认可”。

　　在一个寻常的下午，一名寄宿在这里的小女孩被妈妈接走几天，妈妈发现，孩子长高了。妈妈马上要去南方打工，她知道，下次回来，女儿又会长高不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