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公司，只是开始

　　“一人公司”（以下简称“OPC”）的浪潮在持续——4月初，北京一家OPC社区的负责人被围住了：“申请有什么条件？”“社区有哪些优惠？”刚结束一场“龙虾”活动，参会者热切询问着OPC的扶持政策，旁边是刚刚落地的社区大楼，报名者达300人。

　　几千公里外的杭州，一家OPC社区已累计收到1600多份报名表，“将为优质OPC项目提供5万美元无股启动资金。”社区负责人宣称，要寻找AI时代的“一人独角兽”——“在AI时代，一个人，有可能创办一家估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两年前，OpenAI创始人萨姆·奥特曼的预言点燃了人们对“一人公司”的想象。

　　两年后，AI的迭代让想象成为可能，“借助AI工具，用极少的人手，甚至只有一个人就能完成过去一个团队能搞定的工作”。在公共舆论空间，有关一人公司的叙事充满了诱惑与吸引力。

　　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AI能帮你快速验证想法，但无法帮助你判断方向到底对不对。”从大厂裸辞后，王钰博花了9个月寻找方向、迭代技术，才将一款音乐产品成功上线。

　　更多的创业者距离终点还很远。“92.4%的企业仍处于筹备或初创阶段，30.8%创业者尚未盈利。”杭网议事厅3月发布的“杭州一人公司创新生态”问卷调查显示，客户资源不足、应用场景缺失，是“超级个体”最难绕过的两道坎。

　　“成为OPC很简单，成功的OPC很难。”越来越多的OPC创业者意识到这一点。

　　入场

　　王钰博的OPC创业之路源自被替代的“恐慌”——她原本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广告风控，去年上半年，平台引入一款多模态大模型后，团队从几十人锐减到个位数，看到“AI的迅速崛起”，王钰博有种“被淘汰”的危机感。

　　“想跳出来作些尝试。”王钰博说，“每天围着KPI做事情”让她觉得工作“太聚焦某个点”。大厂需要“表达和争取”的环境也不适合内向的她，“确认这不是想要的工作”，她决心裸辞。

　　此前，她曾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学习区块链，并在一家信贷公司从事模型开发，这让她成为少数有“技术背景”的OPC创业者。

　　杭州鸿鹄汇社区4月初发布的《2026一人公司洞察报告》（以下简称《洞察报告》）显示，OPC创业者中，非技术背景创始人占了75%，其中有王钰博这样的“大厂出逃者”，有将多年经验与AI融合的“行业转移者”，也有把创业当成生活方式的“赛道捕手”，把AI当作创业基础设施的“校园极客”。

　　“在2020年之前，独立开发者群体呈现高度同质化：程序员背景、熟练全栈、核心竞争力是代码生产能力。2026年，这一画像已经过时。”

　　他们是新浪潮下对技术更敏感的一批人：3年前大模型刚兴起时，一名大厂工程师捕捉到“会议记录的刚需”，研发了一款录音项链。后来开源模型出现、硬件成本降低，他又做了一款“AI眼镜”，“我们只吃技术发展的第一波”。这位工程师密切关注着海内外技术开发区的最新动态，走上OPC之路则源于“想做一个真正受大众欢迎的产品”。

　　00后韩家乐是典型的“AI原住民”：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第一年，韩家乐就上了计算机通识课，后来受益于学校积累十几年的材料数据库，他从大三就和学长开始了“AI+材料”的研究，创业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2023年年底，韩家乐进入波士顿一个全球顶尖的市场孵化器，“甲方是一众大型的材料制造商”，他由此了解到最真实的产业需求。一次交流会上，一家化工巨头的老板问他：能否用AI筛选出一款用于汽车夹层板材的无醛植物基胶水？

　　他由此开启了第一个创业项目，并耗时半年研发出新材料，却在推进应用上受阻，“他们需要量化投资回报比，然后发现这个事不值得做”。

　　后来他和很多赞助商聊起这个事，发现相比研发新材料，“把这种方法用到现有材料的生产体系当中”更有市场，他又把目光投向了水泥生产。

　　“现实的工业化生产非常吃师傅的经验。”韩家乐发现，由于原料配比基于师傅的“经验公式”，水泥生产过程存在资源浪费，而不同地区原材料的差异容易导致“东边的师傅西边不适用，南边的师傅北边不适用”。

　　AI机理模型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传统AI模型是数据进数据出，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韩家乐解释，机理模型是通过研究材料成分上的差异，“让水泥生产过程变得更清晰可解释”，他的第二个创业项目确定。

　　“我们原本想在美国拓展市场，但美国制造业的客户太少。”去年5月，他和合伙人回国创业，并在北京中关村一家社区获得了一个免租2年的办公室和一间人才公寓。

　　“我们更看重有行业背景或学科背景的创业者。”在该社区的负责人看来，这样的创业者更擅长“用AI工具解决问题”，并找到有“契合较大用户群体需求”的创业项目。

　　“大家不做的才是我需要攻克的”

　　通过市场找到“真需求”的韩家乐是幸运的，现实中，很多对“一人公司”感兴趣的年轻人还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做的”，而创立OPC的人也不确定是否找到真需求，“不止一次放弃过，怀疑产品的方向有问题”。

　　王钰博也经历了这一寻找的过程。大学时，她曾参加一个帮助自闭症儿童的创业社团，并天然以为这些儿童都渴望了解非自闭症儿童的世界，但一个喜欢画画、做手工的男孩打破了她的预设：相比和外界沟通，他更希望自己的产品被更多人看到。王钰博意识到，“需求一定要从用户需要出发，不能是臆想出来的”。

　　因此裸辞后，她开启了长达4个月的“头脑风暴”：出国订酒店时，她发现留学生短租公寓的信息分布在各个平台，想到创建一个短租平台。“做成了，光靠广告也能挣钱。”想到这，王钰博很兴奋，并用AI一周就搭好了小程序。

　　正准备做交易时，她发现“爬取”平台上的短租信息涉及隐私侵权，而就算拿到授权，“用户如果到了现场发现地址是假的，或者没人，责任谁负？”感觉“一个人扛不住这种售后风险”，她决定放弃。

　　后来去旅游时，她注意到镜头有时追不上人们的眼睛，“比如烟花你一抬头就看到了，但镜头追上去可能就没了”。她想研发一款能跟着眼球走的AI摄影产品，但相关论文的技术名词看不懂，“这不是我擅长的”。灵感再次搁置。

　　再后来，王钰博还尝试过给小提琴演奏者设计自动翻页器，给做审计的朋友训练一款自动将表格数据填到word文档里的大模型，但都因不了解专业知识而被终止。

　　“如果不是我的领域，我很难判断这个东西做好了是否达标。”多次尝试后，王钰博意识到，只有在熟悉的领域找痛点，才能坚持下去。

　　她想到了多年热爱的民族乐：她从6岁开始学二胡，后来，音乐带她走上了央视、国外的舞台，她为外国友人演奏《贝加尔湖畔》，去孔子学院当老师，与音乐相伴了20多年。

　　也是这样的经历，让她对民乐学习者的痛点很了解：学二胡要看简谱，但很多流行歌的曲子在网上只能找到五线谱，每次花钱找人转谱要等一天，否则只能自己转，“简单的要半小时，复杂的要几个小时”。

　　她想到研发一款五线谱转简谱的产品，并用AI做了一版小程序界面，展示给做音乐的朋友，“（他们说）你赶紧开发，我要用”，创业项目最终确定。

　　“当AI工具承担大量重复性、技术性的基础工作，个体的核心价值便回归到那些无法被算法替代的维度：对用户需求的深度共情，对行业痛点的独特洞察，对市场风向的敏锐判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姚建华长期关注智能经济与新型组织形态，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随着AI技术的普惠化，“创新的核心壁垒从‘资源占有’转向了‘问题意识’与‘价值判断’”。

　　刘佳佳的创业项目源自医疗行业的痛点。作为北京某三甲医院急诊科的一名主治医生，刘佳佳经常接诊急性腹痛患者，其中，阑尾炎最易漏诊、误诊，“它会随着病情的发展转移，并容易与邻近器官的盲肠炎、回肠炎混淆”，为此，作为主班医生的刘佳佳经常要培训低年资住院医师，但低年资住院医师流动性高，培训工作繁重。

　　2024年，由于夜班医师诊断经验不足，医院连续出现两例阑尾炎漏诊引发的医疗纠纷，“既耗精力、又耗时间、又耗钱”。刘佳佳想解决这个问题。

　　2025年年初，她和在大厂做算法智能化开发的朋友聊起这件事，“他说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两人决定联合创业、开发一款急性阑尾炎诊断系统。

　　“当时就想借助AI解决一些痛点。”后来刘佳佳听说，“大厂都做肺部的，腹部的不好做”。她反而更坚定创业，“大家不做的才是我需要攻克的。如果大家都做，你怎么比得过大厂？”

　　“节奏慢，流程卡，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扛”

　　事实上，很多OPC切入的都是不够“大”但足够“真”的“夹缝市场”，但发现需求只是一个开始。获得医院支持后，刘佳佳从放射科调取了1900多例阑尾炎病例，并组建了一个由学生、医师组成的团队标注、审核数据，这个过程就花了一年。

　　其间，他们花了很多精力提高模型诊断的准确率。“早期模型只‘看’CT。”刘佳佳的技术团队成员解释，这使得模型很容易将回肠炎和憩室炎混淆。他们让模型先定位阑尾位置，再结合病历信息，准确率从最初76%提高到“最高90%多”，但不稳定。

　　后来在医院试用模型时，因医院系统老旧、算力有限，“医生打开网页就要10分钟”，刘佳佳又协调了医院放射诊断科和网络信息科、网络信息部，把私有服务器部署在了医院的机房。

　　然而试用没多久，医院担心数据泄露，不允许部署私有服务器，“再用医院的服务器要交算力费”，她不得不找其他医院合作。

　　“动用了一些人脉资源”，韩家乐得以到一家工厂收集数据。但即使有资源，他也要面临与人沟通的难题——有的工厂第三方服务商迟迟不提供数据，他只能等待；自己花钱找服务商采集数据，工厂的人又说“数据校正完才能使用”，“非常恼火”。

　　除了收集数据，他还要跟着老师傅了解工艺逻辑，“不然不知道这些数据代表什么”。有的老师傅不愿意让他跟着，他会“尽量避免过分关注人的情绪，而是关注事情的交付和指标是否完成”。

　　比刘佳佳幸运的是，韩家乐的机理模型半年后在工厂落地，并预计为工厂降低年成本1000多万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1万吨。但因为是“种子客户”，这个项目并没有回本。“你要验证你的产品能力。”

　　王钰博没有这些人际沟通的门槛，与AI聊久了，她感觉“很容易被带跑”，“它会顺着你说，让你觉得自己很厉害”。每到这时，王钰博会告诉AI“用第一性原理（从最基本、不可再简化的原理出发，通过逻辑推理解决问题和理解事物本质的思维方法）跟我对话”，或者把同一个问题发给几个大模型对比。

　　“做‘一人公司’最重要的是判断力”，与此同时，她还面临着独自创业的孤独和不确定性——训练模型两个月后，她在技术问题上卡住了，“不知道怎么把五线谱变成AI可识别的电子版”。眼看半年尝试期将近，她愈发焦虑，“不知道要继续还是找工作”。

　　犹豫之下，她开始改简历，正准备投递时，模型竟跑通了：“我给AI一个‘接近正确但有错误’的答案，让AI学着修正，AI慢慢学会了什么是‘正确’。”仿佛受到一种“指引”，她从几个小节扩展到几行、再到几个乐谱，整个过程又花了两个月。

　　“没有人督促时，只能自己督促自己。”为尽快上线小程序，她设定了截止日期，并承诺给朋友试用内测版。

　　然而，2月初，她因踩空台阶意外骨折。

　　“OPC的核心竞争力高度依赖创始人的个人能力。一旦创始人出现决策失误、健康问题或精力不足，OPC的运营将直接受到影响，甚至面临停滞风险。”在一篇专栏中，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提到OPC发展面临的“单点故障风险”。

　　风险背后是个人决策的“疲劳与孤独感”。“节奏慢、流程卡、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扛。”《洞察报告》中，一位创业者把这些时刻形容为“肌无力时刻”，还有人用“低噪期”形容创业的艰难期，“外界反馈很少，内心却很嘈杂”。这位创业者总结，让自己走出来的不是情绪调整，而是“继续做具体的事，通过持续行动重新建立对方向的信心”。

　　骨折后，王钰博仍在对着电脑工作，并拄着拐杖参加路演。3月下旬，她的内测版小程序终于完成。

　　“构建能力过剩，获客能力短缺”

　　不管是哪个类型的OPC，最终都要找到客户。内测版小程序完成后，王钰博邀请了50位音乐相关的朋友测试，60%的人反馈“挺不错”，也有人反映杂调式曲谱的转谱准确率不够。

　　“我觉得第一个产品不需要做得非常完美。”修复完一些界面问题，她正式上线了小程序，并算了笔账：研发成本近4万元，只要能获得200个稳定的年度会员客户，就能回本。

　　但寻找客户并不容易。超过半数受访者在《洞察报告》中坦言，“如何寻找用户”是当前最感困惑的问题。一位创业者接受采访时说，“对OPC创业来说，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在短期内存活下来……必须在短时间内确定细分赛道，锁定目标客户。”也有媒体报道，有创业者3个月“烧”光10万元启动资金，最惨的一个月只接到两个小订单，连房租都不够付，今年2月注销了公司。

　　“这不是OPC创始人的懒惰，而是一种结构性困境：构建能力被AI大幅增强，销售与增长能力的提升却难以通过AI快速获得。”《洞察报告》认为，一人公司面临的是“构建能力过剩，获客能力短缺”的结构失衡。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表示，政府应搭建“订单撮合平台”，“打通政府、国企、民企的需求与OPC的供给，让OPC在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自然获得客户”。

　　有社区主办了“OPC场景对接会”，让OPC与企业直接“面对面”。也有社区建立了一套“派单系统”，让企业在平台上看到OPC的案例和能力展示、发布任务。“很多OPC的表达能力不够好，而一些企业表达需求时比较笼统也是常事，这个平台可以提高匹配效率”，某社区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

　　靠路演和采访带来的曝光，王钰博“前期没有什么压力”，但“身边资源用过之后，后期陌生用户的增长会是一个压力”。

　　韩家乐现在的客户也是路演积累的。“有了第一家种子客户，再推广信任成本就会低很多。”在路演中，韩家乐的OPC成为“明星项目”：有工厂直接来谈合作，也有政府帮助对接工厂，“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资源”，他收到6家工厂的试点合同。

　　但试点不意味着交付。“要有担当的人推动。”韩家乐记得，有一次去工厂调研，项目迟迟未推进，大领导得知后，“把下边的人好一个骂”，活才有人干。也有投入十几万元成本的项目最终被工厂董事会否决，“项目一下就废掉了”，韩家乐感到“受挫”，“只能前期多沟通努力”。

　　随着订单增多，韩家乐的一个更大挑战在于，如何吸纳更多人才、维持公司运转，“我不能一个人同时写代码，又跑客户，又做项目经理，又做产品经理”。

　　他先后招了软件工程师、AI工程师完善软件、迭代模型。后来他发现，每次把客户需求转达给工程师都要花几个小时，他又招了一名产品经理。但产品经理也不懂工厂的工艺逻辑，他又把一名AI工程师培养成了前端部署工程师，“这需要同时了解工业生产、会写一手好代码”。物色了半年，韩家乐才找到合适人选。

　　他认为这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但有了前端部署工程师还不够，“既要盯客户，又要盯团队，还要盯进度”。他又招了一名项目经理。

　　至此，他的“一人公司”从2个人扩展到10个人。不同于早期专注于研发、寻找客户，韩家乐现在考虑的更多是公司的规模化路径和组织架构：“企业规模是有限度的，千万不要超过三位数。”他认为一旦超过三位数，OPC的管理成本会“急剧拉升”，“当我认不清每一个员工时，这个事就要失败了”。

　　他认为OPC本质上是个小生意，“就像在楼下开小卖部”，“做成功了之后，人的野心还是会让他做个大生意”。

　　边界

　　于OPC而言，扩张的动力也来源于被技术替代的焦虑——在技术壁垒低的OPC领域，这种焦虑尤其明显。一位靠AI视频工具接商业广告的OPC从业者说，每当视频模型更新，他都会第一时间使用，“不给自己构建舒适区”。

　　但即使这样，一个文生视频大模型的诞生还是令他失眠了一周，“它很多片子剪得比我都成熟”。这位创业者意识到，无论如何用技术砌墙，“砌墙的速度远赶不上技术迭代带来的洪水冲击力”，危机之下，他开始寻找新的“生态位”。

　　他开始打造“个人IP”，并在一位朋友推荐下成为某OPC社区的负责人，“调度资源的能力可能更重要”。

　　韩家乐暂时没有这种危机感，但他认为“所有有技术壁垒的事情都会随着大量资源的进入变得没有壁垒”，他注意到很多做AI模型的小厂最后要么死了，要么被吞并。

　　想生存下去就要把“小生意”变成“大生意”，“材料工业的本质就是‘烧炉子’和‘搅罐子’”。韩家乐想把水泥行业的驻场流程复制到钢铁、化工等行业，“目前在聊煤化工、精细化工的方向”。

　　而除了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他还打算从软件扩展到硬件，“把采集数据打包到整个软件模型里，建一个‘黑灯实验室’”。

　　这意味着，在工业场景中，“不用开灯、无人值守，通过机械臂、机器人以及智能化管理系统，可以实现从样品的交接、检测、分析到出报告全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今年全国两会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提到，和传统实验室相比，“黑灯实验室”将提高效率8倍以上，减少人为的干扰、误差乃至数据的造假。

　　“这是个筚路蓝缕的过程。”天天与甲方打交道，韩家乐“常常后悔”没有去企业上班，但他还是不自觉走到了工厂的高炉旁。

　　他说自己最大的梦想是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一样，建一个工厂，买好多设备，“养好多人”，但新技术总会替代一些人。在西部某个戈壁滩上的工厂，他看到了一群人“拖家带口”去支援建设，“条件特别艰苦”，但在汇报方案里写投资回报比时，他不得不写“能减两个人”——那一刻，他承认自己“在情感上有很大的波动”，但也只能大步向前。

　　回看过去的创业经历，韩家乐认为“一定要有市场化的孵化器帮助年轻人成长”，“现在国内好多孵化器都是‘二房东’的角色，运营方靠租房、拿政府补贴挣钱”。他认为更有效的模式是通过厂商赞助孵化器，让工厂与创业者“强绑定”，碰撞出产业的“真需求”。

　　复旦大学教授姚建华注意到，“当前多数政策仍集中在场地租金减免、算力补贴、注册便利等基础层面，未能充分结合当地产业优势与资源禀赋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他建议，各地根据自身产业基础制定差异化政策，避免同质化竞争与无序建设。

　　而针对OPC的发展特点，他认为可优化创业担保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扶持方式，缓解个体创业者融资难题。

　　刘佳佳的团队已投入了40万元创业资金。因阑尾炎影像诊断市场规模小，她想把诊断病种扩展到整个急腹症，并同时在研发一款给患者导诊的机器人，“往C端（用户端）做一个应用”。

　　她还有很多“AI+医疗”产品的设想：研发一款能装到手机上的AI摄像头，帮助老人看懂自主挂号机系统；让具身智能机器人进入重症监护室，减轻护工的护理工作。“人的需求是无限的，但资源是有限的。”刘佳佳希望，医生能借助AI从“简单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投入到更有价值的危重症科研领域之中”。

　　王钰博也在探索个人的边界。4月末，刚上线小程序，她就去深圳参加了一场“AI+硬件”的创业大赛。在那里，她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创业项目，比如提醒老年人吃药的慢性病智能药盒，记录作息健康程度的宠物手表，“都是解决一个很小很真实的痛点”。

　　她还尝试了3D打印机，研究了机械臂，遇到了参加创业比赛的十几岁的学生、央企在职员工，“大家都在做一些尝试”。一种生命力冲击着她。

　　王钰博说，她原本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些探索欲”，但新尝试让她重燃创业热情：48小时极限创作时间里，她和一群陌生人共同打造一个产品，现场有灯光、DJ、Rap，“非常梦幻”，以至于结束时她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

　　她说自己在返程航班上哭了，“非常不舍的感觉”。她想到了那两天遇到的投资人、朋友，还有一位内向的队友，如何勇敢拿起麦克风、在上千人现场的舞台发表感想，“很多人都有了改变”。

　　（文中刘佳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