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科“破壁”进行时

　　“有的学校有一半的缺额发生在传统农科专业，也就是说，只要你符合条件，几乎百分之百录取，还招不满。”5月9日，全国新农科建设中心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站在演讲台上，抛出了一个跟招生有关的话题。他告诉台下全国60多所农林高校的同仁，在刚刚结束的博士生招生中，传统的农科专业面临着令人尴尬的局面。

　　这是在“2026年全国新农科建设研讨会暨第十四届全国高等农林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论坛”现场，该论坛在河北雄安新区召开，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全国新农科建设中心主办，河北农业大学承办。来自全国的200余位农科教育工作者及行业代表坐在一起，聚焦“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强国建设”主题进行研讨。

　　一个共识是：在技术重塑一切的今天，一边是传统农科专业吸引力下降与即将到来的生源悬崖，另一边是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新农科建设，已经站在了产业定义与人才培养的十字路口。

　　“靠天吃饭”过时了，对“农科”的定义必须改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林万龙说，“我们作为新农科建设的共同参与者，到底取得了哪些成绩？有必要先跳出来看看。”

　　用林万龙的话说，新农科从提出到建设，8年来的主要成绩包括明确了新农科是什么、怎么干。农林人一起“努力建立了高等农林教育的中国质量标准”，并且“把这个标准落实到了认证实践中”。最重要的是，一批适配现代农业产业和科技发展的新农科专业完成了布局。

　　“从成效来看，涉农高校的本科招生分数和吸引力在增强。我们的招生位次也一直在提升，我们的农业科学已经在全球高校中排名第一。”他说，“经过过去几年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已经形成了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既具有一定的全球普适性，也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

　　然而，当他试着“跳出来”，就看到了新农科建设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在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要重新思考“农业”到底是什么。林万龙解释，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催生农业的新质生产力，打造新型的高端产业业态。作为农林人，必须弄明白农业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甚至“要重新定义农业”。

　　“我们原来总说‘靠天吃饭’，现在，这个定义必须被打破了。”林万龙描绘的新农业图景中，自然条件的刚性约束正在信息、工程与生物技术的渗透下节节后退。农业的“自然再生产”属性在淡化，“经济再生产”的人为可控性大幅增强——在楼房里层层叠加的猪舍里，在植物工厂精确调控的光照下，传统耕地与气候的制约已成为过去式。

　　它的空间从乡村延展至都市，甚至可以“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一亩耕地、一个农民”。它的产业属性也在融合中产生质变，“既是第一产业，也是第二产业。不仅仅是融合，农业本身也是工业”。

　　而其终极目标，也已从提供食物转向“以满足人民对营养、健康甚至美容的需要”为内核的美好生活供给者。辣椒不再只是食材，也可以是口红的来源。

　　林万龙直接用数据说话，传统农业的GDP占比，已从30年前的近三成滑落到如今的个位数，而传统农学专业的研究生招生占比“在过去20年一直比较稳定”。产业结构的巨变未能撼动人才培养的结构惯性，其直接后果，就是招生中尴尬的“招不满”现象。

　　“我们一定不能把农科限制在原来的那个范围。”林万龙认为，问题不在于农科学生应减少，而在于对“农科”的定义必须改变。当他把农科招生的范畴拓展到“农业相关产业”，就发现比重“几乎没有变化”。

　　河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立杰指出，守正创新是新农科建设的根本遵循，立德树人是不变根基。他提出以“农业+”与“+农业”双向协同驱动学科专业升级，构建“产业链锚定需求、学科链重组知识、人才链反哺基层、创新链驱动发展”的四链协同机制。

　　新农科到底该如何定义？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抓住了一个点：智慧农业。

　　“智慧农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工科类科学技术逐渐迭代演进，并与农业深度融合的结果。”赵春江认为，智慧农业并非农业的简单数字化，而是“在新一代工业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后形成的一种新形态”。

　　这种深度融合，对传统农业教育体系构成了直接挑战。赵春江提到，在涉农单位，“搞工科的人才发展空间可能受限，因为这些单位的主要背景和评价体系往往更侧重农科”，人才评价、发展体系之间出现了错配。

　　他认为，新农科未来的人才培养，需要解决“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缺乏多样性和适应性”的问题，以及“功能性缺失和实践环节薄弱”的问题，以应对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

　　“我们要培养有创新思维、跨学科融合能力、实践能力强的智慧农业人才，这的确需要学校进行设计，从模式、教材上下功夫。”赵春江说。

　　新农科专业不能被动等待被技术“赋能”

　　教育部2022年发布了《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第一批指南专业发布后，引导115所高校布局了244个专业点，第二批指南专业正在研制。据林万龙介绍，第一批指南专业更多面向“新农业”即产业升级，第二批指南专业应更多面向“大农科”的交叉融合与边界拓展。

　　站在十字路口，涉农高校的应对并非简单修补，而是从理念到路径的全方位重构，其核心是打破学科壁垒、深化产教融合。在一场场“头脑风暴”中，与会的高校负责人试着共同摸索出新农科未来的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戴武提到了一个现象，像“智慧牧业与工程”这样的新专业，正在与传统的“动物科学”专业尴尬并存，让考生和家长无所适从。戴武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新专业一个接一个冠以“智慧”前缀出现，传统的专业是否就不需要“智慧”赋能了？

　　西南大学教授付志锋则提到了更直观的数据：在综合性大学里，新农科专业录取线平均比传统农科“高个二三十分”。这是学生和家庭“用脚投票”的结果，他们用分数表达了对传统农科标签的疑虑，以及对冠以“智慧”“未来”之名的专业的好奇与期待。

　　然而，挂上了新名字，是否就意味着拥有了新内涵？现有的课程体系是否“撑得起智慧这个名称”？与产业前沿的实践是否还存在明显差距？讨论中有人提到，为了给校内七个“智慧类”专业搭建公共技术平台，学校大力投入，但一年过去也未能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方案。

　　河北农业大学副校长桑亚新认为，新农科之“新”在于跳出农业看农业，依托全产业链优势，主动与新医科、新工科、新文科跨界融合。他以农医融合为例，指出可将健康关口前移，回应慢性病防控需求。同时强调，农业场景的复杂性与人文属性是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独特优势，应强化交叉融合。他建议相关部委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切实提升农科专业吸引力。

　　也有高校尝试破局，江苏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刘洁分享了一个“以新代旧”的案例。该校直接用“智慧交通”专业完全取代了传统的“交通工程”专业，让原有的“国家一流专业”资源与品牌得以在全新框架下继承。同时，作为一名高三学生家长，双重身份让她深刻感受到：“家长在选专业时，真的挺在乎名称。”

　　这场头脑风暴中，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被抛出来。林万龙在总结时认为，哪怕最终只有一个专业能从讨论中诞生，其价值也远超投入。当“智慧”“未来”等光环逐渐褪去，如何填充扎实的内涵、如何直面市场的选择、如何打通培养与就业的链条，成为比设计一个漂亮的新专业名称更为艰巨的“2.0”阶段核心命题。

　　所有探索都指向共同的顶层设计转向，也就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林万龙对此感慨：“在新的科技革命下，我认为‘一体推进’的核心是科技，要紧紧围绕前沿科技来整合我们的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我们的人才培养要紧密对接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而不是先培养人再去服务科技。”

　　他专门强调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词序问题。当人们说起新农科和智慧农业，说的到底是“人工智能+农业”，还是“农业+人工智能”？

　　在林万龙看来这不是小问题，一词之差，意义迥异。前者意味着农业是等待被技术“赋能”的被动场景，后者则要求农业成为主动提出需求、定义方向的引领者。

　　“这些都是挑战，但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积极因素，这就是我们变革农科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机遇。我们在多学科交叉融合应用领域是大有可为的，比如生物制造、农艺结合，最内核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林万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