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当骑手还是当工人，都“戒不掉”写作

　　武汉市青山区的一间出租屋里，晚上10点，总缀着一盏灯。刚刚结束一天奔波的外卖员张赛，就着灯光，拿着笔写写停停。

　　褪色的木桌上，摊开的笔记本旁，是他那本2025年8月出版的非虚构作品集《在工厂梦不到工厂》。

　　这是一位初中毕业的打工者，在流水线与街巷间穿梭22年后，依旧不向生活服输的证明。

　　张赛出生于河南驻马店农村，今年38岁。从初中毕业开始，他的身份就在工人、快递员、外卖员与写作者之间摇摆。白天，他身着制服，为生计骑行11个小时。夜晚，他便用文字为心灵筑起围墙。

　　文学并非时时“有效”

　　张赛的一天总在电动车上度过。作为“众包”骑手的他，每天要完成40单上下的外卖配送，骑行超过70公里。外卖箱里装着热乎的饭菜，手机备忘录里则躺着前一晚或等餐间隙记下的句子：“工作能使一个人变成工具人，而我确定我做不了工具人。”

　　边打工，边写作，这样的生活他过了22年。

　　文学的种子，被一位沉默的母亲早早埋下。母亲在张赛五年级时便离开了他，留下的遗物不多，却有满满一箱子书。少年对这箱书着了迷，沉浸在那些似懂非懂的句子中，成了乡亲口中的“书呆子”。

　　2003年夏天，张赛初中毕业，父亲将一张百元钞票缝进他的袜底，告诉他“从此算一个劳动力了”。他踩着塞了钱的袜子，带着一套换洗衣裳和一本《围城》，踏上了南下打工的火车。心里那个模糊的文学梦，仿佛能在远方找到答案。

　　现实却给了这个文学青年当头一棒。他进入晋江一家卫生巾厂工作，每天面对机器的轰鸣声与飞扬的木浆粉尘。集体宿舍昏暗的灯光下，工厂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写青春的苦闷，写对远方的幻想，甚至模仿着写武侠小说。每天雷打不动的日记，是他对抗重复工作的仪式。

　　每个月，他都工工整整地抄写《收获》《人民文学》的投稿地址，将希望连同稿件一起塞进邮筒。然而两三年过去，他却从未成功。

　　换了几份工作，张赛总是工友中格格不入的那一个。“那会儿心气高，总感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瞧不上身边的工友。”张赛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不由得哑然失笑，“觉得自己有梦想，而他们只知道埋头干活，挣眼前的钱。”文学，在那个阶段，是他用来区分自己与他人的精神铠甲。

　　文学并非时时有效。这副铠甲，在生活真实的重量前，显得不堪一击。

　　2010年，父亲罹患肝癌，手术耗尽家中微薄的积蓄。医院催促续费，否则就要停药。走投无路的张赛，给医院院长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在信中，他详细讲述自己的经历、热爱的诗歌风格，试图用文学打动对方，换取父亲的生机。

　　然而，那封信，如同他寄往杂志社的所有稿件一样，石沉大海。“那一刻我明白了”，张赛说，“文学救不了急，它解决不了现实的难题。那是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文学的‘失效’。”

　　2015年结婚，此后的一两年，张赛再没写一个字。“投稿投不中，也换不来钱。倒不如把时间全部挤出来挣钱。”他觉得自己之前的写作“轻飘飘的”，载不动生活的重量。他开始埋头送快递，忙的时候凌晨两点多才能回到家，用身体的疲惫强行淹没了所有思考。

　　在超负荷的工作中，他一度认为自己“戒掉了”写作这个不切实际的“坏习惯”。

　　雨夜的一首诗与再也放不下的笔

　　转机发生在2017年一个狼狈的雨夜。当时他仍在送快递，大雨如注，载满货物的三轮车寸步难行，雨衣渗水，里外湿透。就在这最糟糕的时刻，一句诗突然闯进他的脑海。他停下车子，在湿漉漉的快递单背面匆匆写下：“昨日之日，要雨得雨，雨衣里头，做个水帘洞。”

　　这口积郁之气随着笔尖流淌出来后，他忽然觉得“整个人又有动力了，可以继续干下去了”。

　　这次非写不可的冲动，让张赛再也放不下笔了。“疲惫的生活里，许多难题都是无解的，既然无解，总得找个出口。可能有的人是喝酒，有的人是跟要好的朋友聊天。而我的出口，就是文学。”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2020年武汉那个漫长而寂静的春天。新冠疫情席卷而来，整座城市被按下暂停键。然而，张赛和他的骑手同事们却变得更加忙碌。空荡荡的街道上，他们成了连接孤岛与孤岛的摆渡人。

　　城市的封锁让他和同事们突然成为维系社会运转的关键一环。顾客的感激、同事间的相互扶持，让他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每一个普通人都很重要”。

　　疫情成为张赛创作生命中的分水岭。“现在更能关注具体的东西了，具体的生活，具体的人。那些华而不实的文字，看不下去了，也写不下去了。写作就是生活本身。”他坦言。

　　如今，他的目光落到了那些曾被他瞧不起的工友身上。在张赛的笔下，工友们不再是面目模糊的“螺丝钉”，而是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人。他记录下工友“萌宝”看似粗犷生活下的幽默瞬间。当有人刷着视频感叹“世界都进入5.0了，我们这些人还停留在2.0”时，“萌宝”会冷不丁接一句“我还在1.0……我的视力1.0”。

　　“我发现身边这些我曾经看不起的人也有着丰富的世界，有他们的哲思。”张赛感叹。当空中楼阁般的文学幻梦，降落到柴米油盐的生活中，张赛的文字反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2020年年初，张赛开始向“单读”微信公众号投稿。一位编辑给他来信，信中说他的文字“有活着的温度”，支持张赛持续在公众号上发表文章。这位工厂里的作者终于被“看见”。

　　文章的发表，让张赛有了继续写下去的底气。从2021年年底开始，张赛花了约两年时间，将自己几十万字的日记，精心打磨成13万字的书稿。2023年年底，当初发掘他的编辑提出要帮助他出版这份书稿。经过三轮修改，《在工厂梦不到工厂》得以在2025年8月问世，首印8000册，不久后即加印。

　　新书出版后，张赛没有转发任何一条关于新书的信息到朋友圈。身边有人得知他出书的消息，第一反应是震惊，随后便是问赚了多少钱。“如果告诉他们只赚了几万块，他们肯定又会摇摇头，说太少了。”张赛说。

　　拿到3万余元的稿费，张赛奖励自己休息了一个月，放松整日奔波的身体。这笔钱不算太多，但毕竟是多年努力的成果，他已经挺满足。欣喜过后，张赛平静了下来，“曾经总幻想着通过写作彻底改变命运，现在想来哪可能那么夸张，还得一步步来”。

　　写作是生活，生活也是写作

　　出书给张赛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微小却实在的变化。每月，他会收到一些文学分享会的邀请。为了能多参与这类活动，张赛选择了时间更灵活的“众包”模式。收入低一些，但能留出更多时间给文学。

　　那些在他看来“高大上的场合”，张赛面对的不再是想象中的作家或评论家。他认识了一群像他一样，在生活缝隙里借文字喘息的同路人。他们有的是家政工，有的是清洁工，有的是快递员。

　　围坐在一起时，他们谈论文学，互相称呼为“老师”。张赛说，他与其中许多人成了朋友，“但其实平时不怎么聊天，毕竟隔得远，聊也是聊生活”。写作的事，不用刻意提起，它就在各自埋头过活的日子里。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时，张赛的回答出人意料：“现在很自卑。”他解释说，这种感受源于自己“赚钱能力比较弱”，无论是在工厂还是送外卖，都不是“最优秀的那一批人”。

　　创造更具体、更美好的生活，对于张赛来说是眼下最为重要的事情。

　　他谈起一个古人，魏晋时的王子猷。那人暂住空宅，即便只住几天，也要让人在院里种上竹子。张赛觉得，自己如今的心态，与古人有了几分相通，“就是要把眼前变得美好，而不是去想别的”。

　　对他而言，写作，就是“种下竹子”，不再把希望寄托于遥远的文学幻梦，而是让文字在眼前具体的生活里扎根。“你已经生活在曲折中了，牢牢抱住文学吧。”

　　在张赛的努力下，文学进入了他的家庭生活。双胞胎儿子跟随妻子住在十堰老家，常年无法与张赛见面。他便每周抽出时间，打电话给孩子们讲故事。从成语寓言，到王小波的作品，再到他自己编写的童话，300多个故事的通话录音塞满了一个U盘。

　　令他欣慰的是，孩子们如今会自然地拿起书读，甚至包括他们尚且看不懂的《理想国》。他们还会读张赛写的文章，并毫不客气地指出“这里写得不行，要改掉”。

　　这个曾梦想用写作逃离工厂、征服文坛的青年，在辗转22年后，终于与生活达成了和解。心里，他仍觉得自己是“一个思考者，或者说是一个写作者”。但身体和日子诚实地提醒着他，“无论是工人还是外卖员，那就是我的生活，就是我很大一部分，我就是这个样子”。

　　在张赛的昔日同学、驻马店市一所高中美术老师徐贺的记忆中，初中时，整个年级1000多人，没人不知道张赛的名字。“初一4次考试，他考了3次年级第一。大家路过他的教室都会伸长了头去看他”。

　　徐贺一度担心张赛的才华会被生活消磨掉。听闻张赛出书，徐贺欣喜又感动，“张赛值得被看见。”

　　他有时会替张赛感到遗憾。“生活太亏欠他了。”徐贺感慨，很多人工作轻松有大把时间却常常浪费，而张赛每天要挤那么一点点缝隙来写作，如果他有大把时间，那就太幸福了。但转念一想，或许正是这种生活，让张赛更懂得时间的宝贵，也让他的文字有了更坚实的土壤，“这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成全。”

　　深夜，青山区那间10平方米出租屋的灯熄了。明天，张赛会再次穿上工装，汇入车流。他的外卖箱里装着别人的三餐，他的手机备忘录里，或许又添了一行被生活撞出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