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杜甫值夜班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的长安，仍裹挟着安史之乱后的凛冽余寒。46岁的杜甫，在饱经颠沛之后终于获得左拾遗的官职。这个隶属门下省的从八品上官职如暗夜微光，照亮了他半生颠沛的仕途。左拾遗主要的职掌在于劝谏君主，对各种决策查缺补漏，可直陈君前——这恰是他“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在乱世中仅存的希冀。

　　杜甫出身京兆杜氏，在唐代是数一数二的高门，却不屑借门荫捷径入仕，执着于科举正途，又深陷李林甫专权时的科场阴霾。这份乱世中的谏官之职，既是时代对其忠君之心的回应，亦承载着盛唐余晖里的挣扎。干谒权贵的窘迫、友人仕途顺遂的落差，皆使他将这小小官职，视作千斤之托。这一时期，杜甫的创作可称旺盛，但一首《春宿左省》则最能道出几许别样的心思：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是杜甫在“宿直”时的作品。文官宿直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宿直，又称寓直，即官员于夜间值守官舍，其含义与今日部分公务员之“值夜班”大抵相当，其渊源可追溯至先秦。

　　《诗经·召南·小星》有“肃肃宵征，夙夜在公”与“抱衾与裯”之句，郑玄注“裯为床帐”，据此可推，西周时已有小官自携卧具值夜班。彼时未分文武，核心职能为宫廷护卫，称作“宿卫”，值宿者多为武士，与后世文官“宿直”相去甚远。

　　两汉时期，文官“宿直”制度渐具雏形。《汉官仪》载，尚书郎“入直”时，不仅供给被褥、帷帐与膳食，更配有女侍，待遇优厚，且需“更直五日于建礼门内”，值宿之地已入“禁中”。

　　到了杜甫时代，宿直制度已经非常成熟。宿直的官员之间严禁擅离职守、互相拜访，但可由下级官吏互相传递诗文物件，因此为后世留下不少值班期间的唱和文字。不同官署之间官员唱和，其题目多含“寄”字，相同官署之间多用“和”字。韦应物曾为官中书，故有《和张舍人夜直中书、寄吏部刘员外》之作，此最为典型。

　　从办公地点上来看，汉代中央职官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三公”及其属官僚佐为代表，他们的办公地点散布在京城各处；另一类就是九卿中为皇帝私人服务的部门以及卫队，他们的办公地点就在宫中或在宫殿附近，其中的尚书、黄门等后来演变成为外朝高官。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后世称为“省”的机关，其主要长官都是从汉代那些办公地点处于“禁中”亦即“省中”的近侍之官发展而来。“省”与“禁”的关系从简单的避讳替代变成了皇宫与官署的区隔。因此，“省”成为隋唐时代主要官署的名称不是偶然的，其背后隐含的是权力结构变化的丰富信息。

　　隋唐长安城于汉代京城之不同，在于专设皇城集中布置中央官署，并与北边的宫城相区别。尚书省、诸寺监、诸卫都处于皇城中，但地位重要的中书、门下二省仍处于宫城之中。高宗朝以后，长安的政治中心转向更北面的大明宫，中书、门下二省亦随之移于其中，“到皇帝家值夜班”就成为一众“供奉官”不得不承担的任务。

　　唐代宿直官员中真正比较清闲且待遇优渥的，是负责起草诏命的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一类的官员。唐代的宿直文学中，也大多数出自翰林院与中书省系统。没有紧急诏命需要起草的时候，这些官员常以宴饮酬唱取乐。于是，“禁中”在唐代文本就有了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皇帝的起居之处，就是狭义的后宫，是妃嫔、宫女、宦者活动的地方；第二，是官员意识中自身所处的“禁中”。

　　我们不妨看看元稹的一首作品：天门暗辟玉琤鍧，昼送中枢晓禁清。彤管内人书细腻，金奁御印篆分明。冲街不避将军令，跋敕兼题宰相名。南省郎官谁待诏，与君将向世间行。

　　元稹似乎非常认真地构建着一个居于天上的禁中。与元稹这样的后辈相比，杜甫的宿直作品要温柔敦厚很多。文章开篇所引的《春宿左省》，清人仇兆鳌谓其“自暮至夜，自夜至朝，叙述详明，而忠勤为国之意，即在其中”，代表了后人对此诗的通常评价。

　　心怀“报效”之心又有“忠爱”之情的杜甫，好不容易才有这样一个接近皇帝的机会，因此念兹在兹、倍加珍惜。“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这是其宿直期间心情的真实写照。能够在“禁中”这样靠近皇帝的地方宿直，当然是一种荣耀；只是，杜甫离皇帝的物理距离虽然很近，但政治意义上其实很远。

　　杜甫晚年的一首《宿昔》这样写道：宿昔青门里，蓬莱仗数移。花娇迎杂树，龙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

　　这首诗不能不说有一种微妙的情绪：在追忆美好的同时，也有一种与君王天涯咫尺的遗憾。这种矛盾应该在杜甫宿直的时候就能有所体验：接近皇帝而被排斥在权力之外，这是杜甫的尴尬。

　　如果观察杜甫长安时期的诗作，会发现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一方面在《端午日赐衣》中歌颂“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朝回日日典春衣”的尴尬；一方面是“昼漏希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的崇高，另一方面又是“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的颓唐。

　　所有这些矛盾，都可以在漫长的宿直之夜慢慢发酵，成为灵魂身处最深刻的记忆。我们应该记得杜甫在《白丝行》中的那种情绪：既忧无人提携，又忧失去本心。在这种身不由己的宿直生活，大概也属于老杜所谓“已悲素质随时染”的一种。

　　因此，我们就大致可以明白杜甫后期的“君臣之思”为何日益强烈。杜甫更愿意保留并升华为左拾遗时期的那种崇高感，正如他在《春宿左省》之中描述的那样，但要祛除其中的不适感与屈辱感；他要在诗歌中以一种令自己满意的态度去面对君主，不能留有瑕疵，并要全面“净化”自己的回忆。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这里的“朝班”在沧江日暮的烘托下，越发显出神圣庄严的气象，似乎唱名的声音在一片肃静中可以耳闻。但杜甫在《狂歌行》中的独白应该更接近事实：“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马听晨鸡。公卿朱门未开锁，我曹已到肩相齐。”

　　杜甫虽然在精神上可以保持与君主的联系，但在真正离开宫阙后，还是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存在物来维系、提醒自己，各种“赐物”是其中尤为珍贵的东西。请看下面的两首绝句：“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

　　蜀中的荔枝，在杜甫看来不是简单的水果，而是寄托了他对玄宗难以割舍的感情。由此可见，老杜之所以将君臣引入日常生活，首先在于有实际层面的君臣关系体验；其次，则是将其进行了提纯。他的天才与努力，使得“君臣之思”与“君臣意象”可以在后代更多的普通人那里成为美感与正义感的来源。

　　我们每次因为“每依北斗望京华”的句子而唏嘘不已的时候，应该记得其中不仅有杜甫暮年在三峡秋江之畔清癯而苍凉的背影，还有他在“值夜班”的不眠之夜中的细细咀嚼。

　　（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