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五四运动有关的三个宣言

林齐模

10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在这次以青年学生为发起者的爱国运动中，北大是运动的策源地，北大人是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今天说一说这次运动中与北大人相关的3个宣言：北大学生许德珩起草的《学生界之宣言》、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和北大教师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

许德珩

《京报》 1919 年 5 月 4 日第二版刊登许德珩起草的《学生界之宣言》。北京大学供图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的发动是从5月3日晚，北大法科礼堂学生大会开始的。在当晚大会上，先由《京报》主笔邵飘萍介绍正在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情况。得知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要被转让给日本，与会人员群情激愤，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举行北京全体学生集会并游行。当晚的大会推举时为北大文本科中国文学门3年级学生许德珩起草天安门集会时发表的宣言。这个宣言在5月4日下午天安门前的集会上进行了宣读，在那种数千人的集会上估计也没有几个人能听清楚。不过，这一宣言在正式集会宣读之前已经提前登载于当天早晨面世的《京报》第二版。【配图：1919年5月4日的《京报》】4日的《京报》先是预告了当日下午学生界要举行集会游行的消息，“闻各校学生会议已有结果，今日下午将有对于外交问题之表示，全体一致出校行列，为有秩序之示威运动，并通告海内外主张对于外交问题坚持到底。”后面即刊登了《学生界之宣言》。宣言用文言文写成，痛陈“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呼吁“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显然该宣言在3日晚已拟好，并连夜送达报馆排版发出。

罗家伦

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北京大学供图

在5月4日的集会游行过程中，各校学生还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北大英文门2年级学生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这篇宣言用白话文写成，很简短，但言简意赅，浅显易懂，非常具有鼓动性：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出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道。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篇宣言里提出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不胫而走，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要口号。

陈独秀。北京大学供图

最后说一说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功不可没，正是以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阵地，由他领头，聚集了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以北大为中心，掀起席卷全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正是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声势，陈独秀遭到一帮守旧势力的忌恨，成为守旧势力的眼中钉。于是他们发动舆论大肆攻击陈独秀的私生活，极力诋毁他的道德品格，给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造成很大压力。1919年3月，北大提前进行文、理科教学管理组织的改革，成立统一的教务处，随后选举马寅初为教务长。这样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就在实际上被取消了，由学校改聘为教授，并给了他一年假期。这对于陈独秀是个很大的打击，此后他就逐渐淡出北大的事务。当五四运动兴起后，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于学生的运动给与了积极支持。当“六三”大逮捕发生后，他激于义愤，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自费印制成传单，并四处散发。6月11日，在他与好友高一涵、王星拱、陈演生、邓初等人再次到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时，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暗探逮捕。《北京市民宣言》以北京全体市民的名义，“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各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的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这篇充满战斗意味的宣言，在学生界所提的“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两大要求之外，更进一步提出了绝对的言论、集会自由和改造北京警备、警察机关的要求。这篇市民宣言已经隐隐透露出陈独秀行动派、革命家的特色。一年后，陈独秀即南下上海、广州，组织共产党，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开始以实际行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之改造”。

通观这3个宣言的产生，许德珩的《学生界之宣言》是受全体学生大会委托起草，并在5月4日天安门集会上宣读，在当天的《京报》上刊出，具有明确的北京学生界代表的合法性，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北京学生界宣言。罗家伦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虽然以北京全体学界为号召，比学生界范围更加扩大，但其产生过程据罗家伦自己说就是同学狄福鼎找他说需要用于第二天集会游行散发用的传单，于是他一挥而就写出了这篇广为传播的宣言。可见这“北京全体学界”的名义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运动参加者自觉不自觉的自封和夸大。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在名义上代表的范围更进一步扩大到北京全体市民，但某种程度甚至可以说是陈独秀的个人行为，临时拉上几个朋友帮忙散发。当时陈独秀担任的北大文科学长职务被取消，在北大被架空，属于无公可办，他虽还没有正式脱离北大，但身份倒是的确挺符合“北京市民”。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由于其主张的激进尤其引起官方的警惕，甚至还被包括北京学联在内的一些不明实情的团体举报。据1919年6月13日，京师警察厅公函称：接到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举报函，又发现出现两种传单。其一为冒称学生委员会总部和救国十人团总部名义的《东方代治机关宣言》；另一种《北京市民宣言》，“措辞离奇，居心叵测，显系反对党造作妖言，陷学生于罪网。本会绝对否认。”同时举报《北京市民宣言》的还有“京师总商会”、“北京教育会”、“全国和平会”三机构。称该宣言“假借市民名义传单，于学界请愿事项以外横生枝节，显系别有用意”。（作者为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