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线与伤痕：埃莉萨的另类“韩女写作”
本报记者 柳青
因为小说《束草的冬天》中译本出版，韩法混血的女作家埃莉萨·秀雅·迪萨潘来到上海。她的眉眼深邃，书卷气的穿搭很可能在社交网络上被评价“非常法式”，很难想象她少年时期在瑞士德语区的小城因“亚洲长相”遭排挤。她的母亲是韩国人，她13岁以后才频繁返回韩国，但她用法语自信地说出：“我比我的父母、比我的外祖父母更了解韩国。”从处女作《束草的冬天》到后续《弹珠游戏》《弗拉迪沃斯托克马戏团》这些小说里，她用法语写着发生在东北亚的故事。
穿梭在界线两边的人
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韩国女作家和女性写作”成了全世界瞩目的话题。在一部分韩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里，既是“埃莉萨”又是“秀雅”的迪萨潘，被视为“韩女写作群体”中特殊且重要的案例。然而在许多韩国读者尤其男读者看来，埃莉萨“真稀奇”，“一个欧洲人居然这么了解韩国人的想法”。
埃莉萨承认她的生命经验是矛盾的：曾经她努力从语言和形貌中追求“和欧洲人一样”，后来她决心写出“我所感知的韩国”，并且因为被韩国人当作“外国人”而恼火。她会为韩国正在发生的事揪心，同时感到自己还是处在“界外”。跨种族、跨文化的身份曾是她痛苦和挣扎的根源，促使她开始写《束草的冬天》。她在写作中直面内心纠结，逐渐接受了她的“哪儿都不属于”的身份，并超脱于个体的困境，关心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边界”和“隔阂”。埃莉萨写完《束草的冬天》时刚满20岁，小说正式出版在2016年，今年被改编成电影并且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这部电影的主创班底验证了当年文学少女凭着直觉的写作如何捕捉到当代生活普遍的“身份困惑”：导演是日法混血，女主角是生活在巴黎的韩裔，男主角是摩洛哥裔法国人，都是“穿梭在界线两边的人”。
书名里的“束草”是个地理位置特殊的海滨小城，它在韩国的东北边境，距离朝鲜60公里，海岸线被两国分界的铁丝网割开。埃莉萨在年少时偶然去过，她错过了游客蜂拥的夏天，在深秋时抵达杳无人迹的北方滨海，阴沉的天气和萧瑟的海滩让她想到法国诺曼底，然而在带着章鱼气味的海风里，她清醒地辨认出束草不是诺曼底。她在小说里写下：“那边的海滩，战火横跨而过，虽然痕迹仍在，人们已经抬眼向前。这里的海滩仍在等待战争的结束，人们建起酒店，挂上彩灯，现在的情况就像是在两段海崖之间悬了一条绳子，人们如杂技演员般从绳上走过。”
面向自我的写作得到普遍的共情
埃莉萨开始写《束草的冬天》时，渴望在私人化的写作里写出“不被展示给公众的、不被了解的韩国”，而根本的出发点是想寻找“不被了解的我”。“束草”在国家之间的界线上，在陆和海的交接处，它是现实的城市，也是隐喻的空间。小说的女主角和作者一样，是韩法混血，处于身份和自我认知的困惑中。带有一半法国血统的女孩在闭塞的家乡显得格格不入，她工作的民宿里偶然来了一位法国漫画家，他们在短暂的相处中形成微妙流动的关系，女孩陪伴男人游历这座东亚的边城，她也渴望通过男人“外来的”视线，看清自己的模样。
这不是一部“强情节”的小说，埃莉萨关注的细节和她的行文有着很深的感染力，这是一个年轻写作者勇敢且诚实地分享着她的经验与困惑。小说里的女孩在大学里主修法国文学，能说流利的法语，但她把法语隐藏了，面对法国客人，她宁可说不擅长的英语。在保守封闭的小城，法语是女孩身份的一部分标签，也成了她被视为异类的隐秘羞耻。埃莉萨在小说里写出了个人经历的镜像。她很早就意识到，语言是身份的标识，在瑞士的时候，她的外祖父母坚持和她说韩语，但她在社交生活中刻意隐藏自己会韩语，她拼命地说“当地的法语”，为了不被当作异类；后来回到韩国，她庆幸并骄傲于“我的韩语不带法语口音”。以及，她在小说里生动翔实地描写女主角擅长烹饪的韩国特色菜，食物给她提供了身份的皈依感。这同样来自作者本人的经验，外祖父母在瑞士经营餐馆，她留恋在后厨的童年时光，不愿说韩语的她热爱韩国传统餐食，在情感上，她明白“我吃的食物决定了我是谁”。
多文化的成长背景给埃莉萨的青春期制造了矛盾、冲突和裂痕，她写《束草的冬天》时，以为这是检视个体创伤、不会发表的故事。小说里的女孩拒绝成为“整容的贤妻”，她同时抗拒着来自传统/长辈的塑造和本国男性的规训。伤感的是，她找到的看待自己的新视角，来自一个西方男性。但是对主角以及作者而言，重要的是女孩能跳出隔阂的小世界，找到自我发现的新视角。至于“西方男性的凝视”看到什么？“我不关心。很多读者问我，男主角看到的束草和女孩是什么样子？从我写作时到小说发表后，我都不考虑这个问题。”埃莉萨认为写作《束草的冬天》是面向自我的亲密行为，重要的是对自己诚实。这本小说在亚洲尤其韩国的接受过程则证明了：创作者越是真诚地交付私人的感受，越能得到普遍的共情。韩国和东亚年轻的女性读者从这个没有名字的女主角身上辨认“我们的困境”，在欧洲和亚洲被同时视为“异乡人”的埃莉萨，被韩国的女性写作者和从事女性写作研究的学者视为了“同乡”。
这本写在十多年前的处女作能被持续地翻译成近40种语言，因为作者不仅写出了90后姑娘对东亚家庭的观察和感受，她所表达的也不止于欧亚混血所承受的种族和文化焦虑，而是捕捉到了这一代年轻人面对不同阵营、不同价值所产生的惶惑。这部小说写意地结束于身体上的一道伤痕，这道伤痕是不同国族、文化、观念，甚至性别的圈层“分界”造成的，但“伤痕”的存在也是希望，它意味着两边裂开的肌肤还是有可能愈合出新的“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