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文艺 赋美乡村

画出农民新风貌

■ 孙秀云  北京平谷

我今年77岁，家住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兜兜转转搬过几次家，但都没离开平谷的乡村，始终割舍不掉平谷的山水与乡亲们。

年轻时，我能做一手好衣裳、纳一手好鞋底，并且能在上面绣出精美的图案。乡亲们有什么手工活，都愿意找我，我也乐意帮忙。有时乡亲们说：“秀云，你这么心灵手巧，干脆专职做手工得了！”可当时哪儿有时间呢？不仅要干农活，还要照顾孩子们的日常起居。20世纪80年代末，孩子们成年外出闯荡，我在小山村开了一家旅馆，招待南来北往的旅客，一干就是24年。但艺术的种子，深深地埋在心底。

2012年，孩子们已成家立业，大家庭还添了孙子孙女。儿子劝我：“妈，您辛苦了大半辈子，别再忙活旅馆了，安心享清福。”我拗不过，开启了退休生活。

孩子们很孝顺，对我有求必应，还经常带我和老伴旅游。但一闲下来，我就想找点事做。偶然的机会，我又接触到画笔和画纸，手痒起来，画起了画。一开始，我只在A4纸大小的画纸上画些没上色的工笔画。绣花的底子还在，我画了公鸡、花草等，孩子们看见了，纷纷赞叹：“妈，没想到您还有这手艺呢！”

他们为我置办了画轴、颜料、画纸等。有了孩子们的支持，我的动力更足了。作画的画纸越来越大，题材越来越多。一进画室，我就进入忘我状态，一站就是一天。我的画结合了年画、工笔画、山水画等手法，背景取自平谷的山水、桃花等，题材多是老百姓的身边事，也有一些中国传统故事。我要画的，必须是乡亲们爱看的。

乡亲们经常“组团”来看我作画。“您的画看着真亲切！”有乡亲说。在我的影响下，不少村民也积极参加文艺活动。我有一个想法，过段时间在村里办个画展，展现我们家的幸福生活，展现我们农民的精神面貌！

（本报记者  赵昊采访整理）

唱出农村“好声音”

■ 李桂芹  安徽宿州

我今年56岁，是一名普通的农家妇女。平日里在家收拾庄稼，同时照顾着80多岁的老母和年幼的孙子，农闲时则拉着水果去城里售卖，补贴家用。现在，我又有了一个引以为豪的新身份——农民歌手。

这事还得从去年11月25日说起。那天，我去参加朋友婚礼，应邀上台唱了一首《我爱你，中国》，并被同来参加婚礼的人拍了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这条视频“火”了，一天之内收获近40万的点赞量，不少网友夸我的声音很有感染力。

说起唱歌，这是我打小的爱好。犹记得1976年，当时我才8岁。一天，有人来村里放电影，我就跟着父母一起去看。片中的插曲特别好听，让我很痴迷。电影结束后，歌曲的旋律一直在脑海中回荡，我不自觉地哼唱。自那以后，我爱上了唱歌。

我会唱的很多歌曲来自电影。之后每次有人来村里放电影，我都会去。不是为了看电影本身，而是跟着学唱里面的歌曲。后来，村里有人买了收音机和电视，我就躲在别人家窗户外面听。

听会了旋律，记住了歌词，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找没人的地方练习。田间村头、乡间小路、小院菜地、厨房卧室，都是我练歌的地方。这一练就是48年。

如今，看到网上对我的认可度这么高，家人也非常支持我唱歌。他们帮我购买了相关的视频直播设备，鼓励我在闲暇之余，通过网络传播农村“好声音”，实现儿时的梦想。更让我开心的是，我还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联系专业老师给我提供指导，还帮我签约了演出公司，让我有机会站上更大舞台展示自我。

我的家乡在宿州市灵璧县虞姬镇，这里静卧着一座千年古墓——虞姬墓。我一直期待能有机会演唱关于灵璧楚汉文化的歌曲，让更多人了解我的家乡。

（本报记者  李俊杰采访整理）

蛋壳上的美好乡景

■ 王怀江  黑龙江双鸭山

一枚蛋壳、一把刻刀、一支画笔，方寸之间，人物肖像栩栩如生，花鸟虫鱼兽活灵活现，县域特色跃然而上。这，就是20多年来我一直在磨炼的蛋雕技艺。

我是一名乡村匠人，自幼酷爱画画，乡村生活的点滴皆是我创作的源泉。儿时，家里的墙上、桌面都曾被我画满了农忙、收稻等乡村场景。在中学语文课学到《核舟记》时，我便对雕刻充满向往，也正式开启了我的创作生涯。当时调皮的我，闲暇之余总爱去捣鸡窝、摸麻雀窝，便想到了一种特殊的介质——蛋壳。从此我与蛋壳雕刻结下不解之缘，虽经历一次次破碎重来，却从未放弃。

后来有幸结识著名蛋雕艺术家蒲德荣先生，为我指点迷津，让我更加沉浸于这“指尖上的艺术”。我擅长采用多种蛋壳拼接手法，辅以镂空雕、浅浮雕、拼接雕等技法。从构思、制作、修改到最终完成，打造一个好的作品基本上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因设备落后，起初我的蛋雕作品缺乏竞争力，销路受阻，家庭生活陷入困顿。

多亏了县里的支持，拨款3万元为我增添先进设备，并嘱咐我一定要将这项非遗技艺传承下去。从此，回馈家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便扎根心中。

我的孩子是残疾人，我深知这个群体与其家庭的不易。为了让他们能够有安家立业的能力，我成立了双鸭山市宝清县残疾人就业示范基地，传授他们蛋雕、手工编织等各种技艺。培养出的多位优秀学员代表市里参加了深圳文博会，他们现场雕刻蛋壳，得到了参展商的好评，带来多批手工订单。基地目前共帮扶20多名残疾人就业增收。

蛋雕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价值，必须传承下去。现在，我已经招收了50多名国内外的徒弟，未来我将继续创作，吸引更多人喜爱蛋雕，传承工匠精神，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郭晓龙采访整理）

红火日子来自传统技艺

■ 热合曼·阿布都拉  新疆喀什

行走在我们村，常常能听到悠扬的琴声，也到处能看到村民们忙着制作乐器的场景。

我今年72岁，是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我所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疏附县吾库萨克镇托万克吾库萨克村，因制作传统民族手工乐器而闻名。全村约有村民350户，近280户500多人从事乐器制作，生产的乐器涵盖27类、50余个品种。我家祖上三代都从事民族乐器制作和演奏。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制作乐器，那时家里穷，手艺是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一直非常努力地制作每件乐器，技艺也愈发精湛。

我曾组织、设计和制作了5米长的独它尔和3.5米长的热瓦普，在两届乌鲁木齐举办的“天工开物”非遗手工技艺比赛中获得“巧手奖”。我的乐器作品还登上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大展的展台。

当然，仅凭我一个人努力远远不够。对于传统技艺来说，传承尤为重要。在驻村工作队的支持下，我们村成立了民族乐器制作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30多名手艺人加入，并不断招收新学员。而且，政府为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的工坊户发放补助。看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我心想：这手艺，断不了了！

随着新疆民族乐器地方标准的制定完善，我们村生产的乐器有了更稳定的质量。从我们村走出去的乐器，不管木料是哪里的，哪位乐器师做的，其尺寸、组件、音色都是相同的，在市场上卖得很好。

如今，循着琴声来村里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会在村里参观乐器制作工坊和乐器博物馆，再顺便购买几件传统民族乐器。

看到乡亲们因为传统民族乐器过上了红火的日子，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民族乐器制作这一传统技艺，正在焕发新生机。

（本报记者  阿尔达克采访整理）

“剪”出身边乡村故事

■ 全  妞  河南漯河

一张红纸、一把剪刀，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大有学问。剪纸是中国的民间艺术，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咱们一代代人去传承与发扬。

我是一名76岁的乡村剪纸艺人，来自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侯集镇侯王村。打小喜欢剪纸的我，从事这项手艺近60个年头了。这两天，漯河市委宣传部组织了“剪影绘华章·共筑中国梦”剪纸艺术作品展，我的作品也在邀请之列。在市文化馆，集中展示了国内知名剪纸艺术家、漯河手工艺人的200余幅作品。看到我的作品被市民和学生围观，我很自豪。

剪纸源自民间。我小时候，姥姥、母亲都会剪纸。借助一把剪刀，通过一双巧手，一张空白的纸在她们手上变得栩栩如生，这太神奇了！耳濡目染下，我开始系统学习。忙农活时，看到田间的蟋蟀、蚱蜢，就会仔细观察它们的一举一动，回家把它们画下来；等到农闲时，我拿着剪刀对照着图案进行裁剪。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田间小动物、乡村美好愿景被我“剪”出来了。

近两年，市里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许多保护和传承工作。在他们号召下，我们非遗传承人把传统技艺创新创造，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非遗之礼”。在创作上，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单一小物件，不仅展示当今成就，也反映漯河本地的古今变迁和生活风貌。我的“百鸟朝凤”“锦鲤”等参展作品，也增加了新的背景内容，让人物和故事有了更深更广的意境。

2013年，我入选漯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传承人后，更多去尝试思考如何把剪纸技艺发扬光大。我经常为村里的剪纸爱好者教授剪纸技术。我发现，不仅大人们喜欢剪纸，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也兴趣十足。现在，我教过的许多孩子都爱上了剪纸。

以前，老一辈人把丰衣足食、人丁兴旺、万事如意等朴素愿望，借助剪纸表达出来。当下，我要创造更多接地气的剪纸作品，传承优秀民间文化、讲好身边乡村故事。

（本报记者  张文豪采访整理）

演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 李翠仙  云南昆明

我是一名农民，也是一名花灯戏演员。生在乡野、长于舞台，在花灯戏的滋养中成长，也为传承和创新贡献力量。

花灯戏是云南地方剧种。1975年，我出生在当时的昆明呈贡县洛羊镇大新册村的一个花灯世家，呈贡素有“花灯之乡”的美誉，外公和母亲都是唱灯人。从小我对花灯戏就有浓厚的兴趣和天赋，10岁时就和妹妹一起随母亲登台演出。很多次，小小的我跟母亲站在村里的露天舞台上，在表演精彩之处听着观众热烈的掌声。这是作为演员最自豪的时候，也让我有了更大的学习动力。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虽然老师评价我学得快，但想要唱好花灯戏，确得下苦功夫。为了吐字清晰，为了唱出一句曲词的情感和韵味，我曾苦练花灯唱段百遍千遍。怎样更好表现戏曲中的人物？怎样唱才有自己的特点？老腔老调怎样创新适应观众需求？我不断琢磨剧本、练习身段音韵，表演的作品逐渐得到认可，并在省市级的戏曲比赛中获奖。

1999年，我跟妹妹组建了大新册村“姐妹文艺队”，把村里喜欢花灯的人聚在一起。除了年节表演外，平日里其他村也经常请我们去演出。除了表演传统花灯剧目，我们也自编自导花灯歌舞、花灯小戏，台上的装扮、剧目的内容，许多都与乡村有关，讲的是村里事，说的是乡亲情。

我记得有一部《穿错鞋》的剧目很受欢迎，讲述的是一个尝试发展种花产业的村里，一对农村婆媳之间产生误会又解除的故事。20多年前，许多呈贡的村庄已经开始发展花卉产业。我饰演婆婆，身着呈贡农村妇女的传统服饰：头顶蓝头帕、身穿“褂褂”，腰系花围腰。手工绣花鞋、家家户户使用的农具成了舞台道具，让舞台更贴近生活实际。唱到误会解除之处，观众意犹未尽：“看来家人之间还是要互相信任。”

一场场演出让我感受到，呈贡花灯之所以一直是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就因为它与时俱进、传承创新，演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本报记者  张驰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