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剧,一堂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谭雅丽 李雅娟
最近,一座楼——遵义会议会址,一台剧——舞台剧《伟大转折》,几乎成为人们在“转折之城”遵义旅游的“标配”。
9400平方米的定制舞台上,800吨水循环成河,还原出血色湘江;26米落差的大瀑布,仿佛金沙江水扑面而来;8D音效环绕,让风声雨声声声入心……
舞台下,观众随剧情回望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走近红军战士为信仰而战、为人民而死的故事,完成一场跨越89年的对话。
国庆假期,舞台剧《伟大转折》由每日3场增至每日6-7场,观演人数两万余人。自1月15日首次试演,截至目前,该剧已演出734场,观演人次达20余万人。
22岁的郑璟姝在遵义的红色文化中生长,她依旧记得第一次看剧时感受到的“从小接受的教育呈现在眼前的震撼”,她说视觉冲击和文字冲击不一样,“之前了解历史需要通过文字描述,脑补出先辈所受的辛苦,但戏剧让场景直接展示在面前,这就是戏剧的魅力”。
一台剧,成为思政教育的一堂课。剧场里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是受教者,也将成为“教育者”。
一种先知后觉的教育
27岁的崔林子曾在与会址一墙之隔的文化小学读书、加入少先队。大学毕业后,她回到会址做了4年讲解员。去年11月,在剧目的最后筹备阶段,她加入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中心。
“小时候不懂,后来回忆起来觉得这是一种莫名的缘分。”崔林子陪着剧目一步一步成熟起来。“能不能演好、演出效果如何、有没有人来看、未来怎么发展……”开演前,她和同事们心里没底。在朋友圈、线上平台、旅行社、市区人流密集地……崔林子奔走呼号,极力宣推。
这是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长征初期,由于指挥失误,中央红军严重受损。血战湘江,兵力折损三分之二。
中央红军转兵贵州后,为及时纠正错误,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此后,中央红军灵活作战、迂回穿插,最终胜利北上,实现了伟大转折。
该剧剧情便以这段历史为主线,以“韩连长”、二局报务员“小露”、军医“小华佗”等红军战士的成长经历为辅线,通过“小切口”呈现“大主题”。
1月15日,《伟大转折》首次试演。首演后,“上座率低得很”。能容纳847人的剧场,最少时只有六七位观众,“台上120多位演员拼命演,下面只有几个人看,他们肯定会失落。”崔林子说。
转折点在“五一”。“五一”假期前,崔林子和同事在遵义会议会址出口处支起摊位,设置红色历史问答、抽奖等活动,试图将会址的客流导向剧场。
“‘五一’开始爆满。”她回忆,有时座位不够坐,观众搬着塑料凳坐在过道看,“慢慢地人流量就稳定了”。暑期时,剧目由一天3场增至6场。
崔林子还是《伟大转折》红色小课堂的教学老师。伟大转折剧场是遵义市教育体育“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演出结束后,剧场会为中小学生设置一堂10-30分钟的思政课。
在这堂小课中,崔林子带学生回顾剧中重要知识点并稍加拓展,组织学生与剧中角色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体验剧中情节,请学生分享观剧心得。
“孩子们参加活动都很积极。”她记得有一次,朱德的扮演者与学生互动后,学生们围着演员要签名,演员原本要赶时间吃饭准备演出,结果几乎签了一顿饭的时间。
有的学生不过七八岁,崔林子清楚,“其实他们可能不太懂”。“但我觉得只要他们把‘遵义会议’‘伟大转折’这几个关键词刻在心里,哪怕仅是有印象,这堂课就是有意义的。”
崔林子亲身体验过这份意义。小时候,虽然每天上学路过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她对于遵义会议精神只是似懂非懂。直到成为讲解员,崔林子才真正理解这段历史。
“小时候仅知道是什么,长大后他们可能就会探索为什么。”崔林子认为,这是一种先知后觉的教育,“可能之后在某一个节点才能突然明白”。
“我们想让1935年1月15日成为每一个在遵义成长的学生铭记的时间。”市场营销中心霍星海说,他想通过丰富多变的舞台形式加深学生记忆,“希望增加他们对长征的认知,让他们理解党和红军一路走来多不容易”。
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朱德的扁担》,便请扮演朱德的演员上台与学生交流;为即将高考的学生增加勉励环节;为学习医护专业的学生请来军医角色“小华佗”,齐声宣读《南丁格尔誓言》……工作人员调研了遵义市的中小学,结合课程内容有针对性地定制红色小课堂。
“他们大声地告诉大家自己要如何奋斗,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为国家作什么样的贡献。”霍星海回忆学生们分享的感受,“这些一定都是他们的真心话”。霍星海认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要深刻理解、传承长征精神。
“这里是历史书上说的好地方”
演员团队中,有不少是前来实习的大学生,也有实习后留在剧团工作的年轻人。
4年前,甘肃少年任兵兵填报高考志愿时,看到“遵义”二字,他知道“这里是历史书上说的好地方”,便报了遵义师范学院。此外,他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
学习舞蹈编导专业的头3年,任兵兵参与各种红色题材的演出,演绎不同的红色人物。
大四找实习时,任兵兵听说有一个特别新奇的演艺项目在招人,如愿通过面试后,他发现这里“特别有趣”。
通过现代舞台创意和新科技手段,舞台剧为观众营造出“人、声、光、水、电、影、景”融为一体的全景沉浸式氛围,巨幕油画、战场硝烟、红歌水舞、环绕音效……每一幕都会给观众惊喜。
任兵兵饰演的红军战士,没有台词、姓名,戏份却很足,他略显自豪,“除了有台词的表演,其余剧情里几乎都能在台上看到我”。
“比起历史课学的,还是亲眼见识的更震撼。”表演强渡湘江时,高处冰冷的水打在任兵兵身上,“当时红军面前的江水肯定比舞台上的水更多更凉,身上穿的衣服也更少。前辈实属不易。”
进入剧场后,从熟悉动作、了解历史背景到整体排演,任兵兵用了两个月。终于等到导演“验收成果”的时刻,他心里铆着一股劲儿,想获得导演组的认可。“感觉想把导演组教的所有东西都演出来。”
演出结束,导演马波对演员们说,“我不希望你们只是在表演舞蹈动作,我希望你们能把角色表现出来”。
“表演”和“表现”,究竟有何不同?那时,任兵兵还不太明白。
“看着身边的队友背着伤员,在水流、炮轰里奔跑时,觉得自己就是当年的一名红军战士。”任兵兵将学过的舞蹈技巧放下,用心感受,“内心深处感受得到,才能代入其中,才能让观众感受到”。
毕业后,任兵兵选择留在这个舞台。在观众的掌声和泪水中,他逐渐意识到:“这个舞台和以前的舞台不一样。”
他说:“我们在以前的舞台上是很闪耀的,只需要让自己发光。”但在这里,他学会了“藏光”:“我们不能只表演自己,把革命先辈的经历表现给观众,才是最重要的。”
每场演出后,贵州黔南科技学院表演专业大四学生郑璟姝都会为自己的表演打分,“如果把每个点都非常完美地演出来了,就打90分;如果没演好,就只有六七十分”。
郑璟姝觉得自己有点完美主义,这一点和她饰演的报务员“小露”有点像。她这样理解角色:“小露”有知识、有涵养,是一个十五六岁古灵精怪的上海女孩,她是柔弱的,但情报大于生命,面对发报、保护电台的任务时,她又是坚毅的。
在一次任务中,因害怕发报机落入敌手,“小露”带发报机跳崖赴死,“我想成为像她一样有信仰、有韧劲儿的女孩”。家人不支持她学习表演专业,“如果我想做这件事,那我就会拼尽全力把它做好,让他们看到并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郑璟姝觉得自己的声音、长相和“小露”不够贴合,“但我想成为一名好演员,我应该去克服”。如今,她已练就控制音高的“秘笈”,她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用不同音高示范,“我讲话是这样的,但说台词的话要把腔体放高一点,像这样……”
郑璟姝常常坐在观众席的不同位置“刷剧”,“坐在高处远处,能看到宏伟布景,坐在近处,能看到表演细节”。她已数不清看过多少遍,“有一次我发现在舞台两侧空中还有一场戏,有很多设计我之前都没注意到”。
重复演出上百场,郑璟姝依旧感知着每场演出的细微差别,“让角色呈现更精细,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她一次次复盘语义表达准不准、呈现得够不够生活化、台词有没有说清楚、情感有没有传达出去……再重复练习,雕刻人物。
走进剧团后,郑璟姝走近了无数个无名战士,“在这场征途中,其实每一个普通战士都值得尊敬,值得被了解”。她对于“伟大”一词也有了新的理解。
军医“小华佗”牺牲在19岁生日那天,这是郑璟姝印象深刻的一幕。“他们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看到太阳,但还是坚毅地、充满希望地活在当下。”
“红色精神对他们的影响就是他们在这里得到的最大收获”
血战湘江的那段历史中,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惨烈、最悲壮的一战。在剧中,红军过湘江被国民党军队追杀,为掩护中央部队过湘江,“水中战士”与国民党军战斗直至牺牲。
20名“水中战士”由登封市少林传统武术学校16-18岁的学生扮演。这场戏里,这群少年在完成武术动作时,需在从剧场顶部砸下的水里浸泡约6分钟。
在红色血光和悲壮配乐中,他们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任由袭来的水击打身体,或顺着水流滑出一米远,或迎浪在水中腾空而起、翻滚、将自己摔打在地上……
“冷,就是单纯的冷。”这是“水中战士”杨宗胜唯一的感觉。虽已穿上剧场提供的潜水服,冰冷的水还是从潜水服缝隙里弥漫至全身。
18岁的杨宗胜于去年11月加入剧团,在这之前,他对遵义会议了解甚少。为想象场景、投入感情,排练之余,他跟随剧团参观遵义会址、烈士陵园,学习剧团老师发来的视频、文字资料,也搜索相关视频,了解那段历史。
“了解这段历史后,才知道当时红军有多苦多累,我们没有亲身经历,只是看着,就已经觉得那么难了。”杨宗胜感慨,今天的生活和红军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明年毕业后,杨宗胜打算去参军,这是他一直以来想做的事,他觉得当兵和红军相似之处是“都很苦”,“来这里后,看到新中国成立有多不容易,更想去报效祖国,想当兵的意愿更强了。”杨宗胜说。
登封市少林传统武术学校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教练张栋臣和学生们同吃同住,学校派他为参演学生提供专业指导、业务训练和生活保障。
在17岁的江西男孩杨昌心里,教练张栋臣“是个好人”,“我们情绪不好时他会安慰,他了解每个人的兴趣爱好、脾气”。
这是张栋臣做教练的第11年,“武术成绩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理状态”。他时刻关注着学生们的情绪,担心他们演出太累。但在这里,他很少听到学生喊累。
在一次采访中,当学生被问到出演红军战士累不累时,学生回答,“比起那个时代的人,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够幸福了”。张栋臣很欣慰,“红色精神对他们的影响就是他们在这里得到的最大收获”。
“听了太多遍,现在他们自己也能讲遵义会议的故事了。”演出间隙,换下一场的演出服时,张栋臣听到学生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背诵剧中台词。
张栋臣的师傅对他说,“这些孩子在外边实习了两三个月,回来之后忽然间感觉长大了很多”。
1000公里外,低年级学生羡慕来遵义的高年级学生,张栋臣回学校后,低年级学生好奇地追问他在遵义的故事。
杨昌觉得练武和舞台表演有很多不同,但有一处相同:都需要有精气神儿。
“太冷了,像被人抽了十几棍一样,牙都在打颤。”刚开始扮演“水中战士”时,杨昌不适应。出水量大,水直接从头上漫过,被水呛是常事,“有时水进了眼睛或耳朵里,就很难受”。
“以前都是啃树皮,连饭都吃不饱。”杨昌不知道一把道具枪有多重,但习武9年的他每次持枪都会手抖,“我们只需要在水里躺几分钟,但他们长征要好久”。
这个17岁的少年对未来有明晰的规划:考取国家二级武术运动员证书、继续读本科、当兵。
“我爷爷是当兵的,我爸是当兵的,我哥也是当兵的,我也得去当兵。”在杨昌心里,当兵是一定会做的事,这是报效国家的途径。
在剧场后台,随处可见的喇叭实时播放舞台上传来的台词,那段历史顺着台词钻进杨昌的耳朵里,杨昌说,“那一代的人把那一代的苦都吃完了,到我们这一代就比较轻松了”。
但杨昌知道,“我们这一代吃的苦肯定跟他们不一样,每一代都有每一代该吃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