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好的小说让人带着笑含泪读

       “我想描写时代记忆，真相如何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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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兆言写过一部《南京传》，以南京建城为起点，从孙权到孙中山，历史苍黄；这部《璩家花园》仿佛接着《南京传》的故事，时间向后，视角向下。“很多人以为我只写民国，我一直蠢蠢欲动要写当代生活，现在终于写了。”

    三代人，70年，重大历史时刻的轮番登场：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对外开放、出国潮、下海经商、国企改革、棚户区改造……璩家花园目睹了主人公天井及一众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的点滴生活和命运起伏。

    小说有悬置留白的未解之谜，叶兆言认为，“那些没交代结局的故事，不知道结局就对了，好多东西我自己没搞明白，不是我没搞明白，是历史也搞不明白。我想描写时代记忆，真相如何不重要”。

      叶兆言不擅长煽情，通常在别人要流眼泪的地方，他会停下笔来，“好的小说，应该是能让人带着笑含泪读完”。小说中照例会有很多痛、很多苦涩，很多不可言说，“我无意展示它们，渲染它们，只是轻轻地抚摸，带着笑含泪继续写”。

    中青报·中青网：在南京，或者说江南，有“璩家花园”的原型吗？

    叶兆言：肯定没有，这是一个完全虚构的小说。璩家花园代表的是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在几十年间，从繁华到落寞再到被人关注。我写的是一个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去、最后又回来的人。

    在外人的观察中，老房子很有文化；而对于住在里面的人来说，其实“原生态”的环境已经不适宜生活，非常不方便，他们和参观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历史文化街区应该保留，但同时不能忽略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中青报·中青网：为什么把一个一生平凡的人（璩天井）作为小说主人公？

    叶兆言：“天井”身上存在矛盾，他其实是两类人的结合。一方面，他像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大多数，读书一般，工作一般，收入一般，对于人生处于一种比较木然、迟钝的状态；另一方面，他又“一生只爱一个人”，有着理想化的倾向。

    我就想塑造这样一个人，把他和大多数人一样的、不一样的经历，都写出来。两种经历之间可能是拧巴甚至矛盾的。把矛盾的关系糅在一个人身上，又显得无比真实，这是作家应该处理的事情。

    中青报·中青网：你最喜欢《璩家花园》中的哪个人物？

    叶兆言：作家对小说中的人物而言，就像一个“操盘手”，人都在他手上，由他决定悲欢生死。所以，没有“最喜欢”这个概念，写谁都要写好，写谁都要写得“活生生”。

    中青报·中青网：那会在小说里投射自己的影子吗？

    叶兆言：写作过程中，有时候会用到自己或身边人的经历。小说中的费教授是我祖父的同代人，小说开头1970年，落实政策他一次性补发了7000元工资，这就是我们家的事情，我父亲去领，背了一书包钱回来。

    但我一直认为小说中最重要的不是这些东西，小说是虚构的，“真”从来不是对小说价值的最好判断。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人变成了甲虫，显然是假的，但这恰恰是一本特别好的小说。最好的小说是虚构出那些独一无二的东西，创造出和自己以往写的不一样的东西。虚构作品最重要的是创造性，文学讲究“独一份”。

    中青报·中青网：这部小说的叙事为什么是来回跳跃的，比如第一章讲1970年，第二章讲1954年，第三章又到了1971年？

    叶兆言：传统的阅读和写作，按时间顺序或者倒叙，两者其实差不多，都是线性的。时代变了，阅读方式有了极大的自由。今天的阅读不一定是从头开始的，从哪儿开始，说不准。

    《璩家花园》的时间跨度很大，也许读者想从自己熟悉的那个年代开始看，如果觉得有意思，就继续，没意思，就放下——这是当下阅读的基本状态。我甚至想把书装订成活页。这也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说写作要“凤头猪肚豹尾”，开头一定要漂亮。但现在，作者要把每一页、每一段都认真写好，靠一个开头把读者“征服”是不可能了。

    中青报·中青网：你和“天井”是同龄人，你有过璩家花园那样的生活经历吗？

    叶兆言：重叠不是太多。我的爸爸妈妈说吴语，周围的邻居也说吴语，和南京的江淮官话不同，语言习惯让我的家庭就像没有融入南京的江南人。但我生在长在南京，显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南京人，也许过的不是典型的老南京生活，但和这座城市密不可分。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很多作品和南京有关。与江南其他著名城市相比，南京有什么独特之处？

    叶兆言：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别，不如一座城市中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大。我更习惯把地方特色作为一个符号，符号后面的那些人更重要。作家不应该是一个“卖土特产”的，我的文学就一定要和“鸭血粉丝汤”“南京板鸭”放在一起吗？文学是世界性的，越是世界的，就越是地方的。世界上普遍适用的东西，一定能属于地方，比如手机、电脑。

    当然，南京有一点特别之处，就是南方觉得它是北方，北方觉得它是南方，谁也不认它。这也是南京的优势，既可以“不南不北”，又可以“又南又北”。南京是一个“天真”的城市。它不太在乎自己的形象，历史上有名的“亡国之都”，现在江苏省内，面积排名第九，经济也不是第一——但南京不在乎。

    中青报·中青网：作家笔下的某个城市、某个村庄，经常会有文学意义上的建构，你想建构一个自己的南京吗？

    叶兆言：那都是评论家说的。一个作家老老实实写就行了。建构一个南京，太狂妄了。

    写作本身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仿佛要拉着自己的头发跳到地球之外去。但写作的意义就在这里，像西西弗斯那样，试图把一块石头推到山顶，明知道结局石头还会滚下来——你依然永远在推。

    在这样的状态下，你说自己要建构一个城市，有点蒙人。作家写作的时候，想得更多是如何写好一个人物。写作也像跳高，不是天天卖弄你能跳到的高度，而是去尝试你跳不到的，尽管可能以失败告终，但你要有那个欲望。

    中青报·中青网：《璩家花园》是你14部长篇小说中体量最大、故事时间跨度最长的作品。在你的写作生涯中，短篇小说也占了很大比例。写长篇或短篇，是按什么标准来选择？

    叶兆言：没有标准，就是喜欢写。短篇、中篇、长篇的区分，就是个字数问题。也许有人认为，短篇有短篇的章法，长篇有长篇的规矩，但对于一个职业作家来说，写作就是要打破各种常规，没有定数。

    有人说，所有的写作都是模仿。写小说的人，更多可能在“反模仿”：你这样，我偏偏不这样；大家都这样，我就绝对不这样。其实这也是一种模仿，以一个标准为参照系，只不过是反向的。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1978年考上南京大学中文系，中文系是你的第一志愿吗？

    叶兆言：不是。那时候做了4年工人，考大学、填志愿，都是稀里糊涂的。我一开始准备的是理科，但我眼睛不太好，又改考文科，第一志愿写了“文史哲”，很不规范，其实意思就是，只要让我上大学，读什么都行。其实从个人兴趣出发，我会更喜欢历史。

    中青报·中青网：你还记得小时候的阅读经历吗？

    叶兆言：我记得小时候是怎么“认字”的。爸爸在纸片上写点字给我，也不教是什么字，也可能是教了，我没记住。家里有好多玻璃门的书橱，我就拿着纸片，对照玻璃后那些书脊上的字，看书上和纸上的字哪两个是一样的。这可能是我最初的阅读经历。

    我还记得书架上的书是“分区”的。托尔斯泰有好多，契诃夫有一整层……在我还不懂文学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这些人是作家。

    中青报·中青网：你会对哪类书比较感兴趣？

    叶兆言：始终在变。比如我上大学时候，看金庸小说挺起劲。阅读没有目的性，是一件很快速的事情，所以我也希望自己的书，读者抓到手上后，还能看下去。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里讲得特别好，“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喜欢读书，也不在乎书里说了什么，但读到有意思的地方，会连吃饭都忘了。这是阅读时非常好的境界，也是我阅读的基本状态。后面还说到写作，“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写作和阅读一样，目的就是给自己带来快乐，不要总想着建构什么、改变什么。

    中青报·中青网：你曾经读到哪本书特别快乐？

    叶兆言：中学时代读雨果的《九三年》，觉得它的结尾太棒了，怎么能写得如此壮观、酣畅；还有《悲惨世界》，有一个情节是冉·阿让去接珂赛特，太精彩了，现在回想都很激动。但是在今天的写作中，我不会这样写，雨果用一个近中篇的篇幅来写一个情节，太古典了，阅读与写作终究要符合时代。

    中青报·中青网：你对当下的年轻人有什么阅读建议吗？

    叶兆言：非常简单，想读什么就读什么。

    年轻人有两种，一种是在上大学的，那就该多读书，这个时候不读什么时候读；另一种是正拼事业的，那就该去忙事业，同时多读一些相关专业的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没有说清楚读什么书。读书对人生而言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中青报·中青网：你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叶兆言：写作有时候不是个好行当，整天都在想写东西。作家有胡思乱想的权利，胡思乱想对作家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整天沉浸在自我的小天地，让我变得有些无趣。我不喜欢旅游，也不喝酒，每天游泳也是为了和脑力劳动对冲。

    不过我可能是作家中最痴迷NBA的人之一。NBA最老的运动员已经40岁了，他就是不服气，还想打。我觉得自己就像个运动员，希望职业生涯能再长一些、再强一些。虽然已经退休了，我还有点不死心，我还能再干几年。

    曹操说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人老马瘦，这个“志”，也是在蒙人。还是诸葛亮说得好，“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