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新史》译者张帆：如何重新想象人类历史
澎湃新闻记者 王芊霓 实习生 陈廷钰
在《人类新史》中文版发布之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帆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分享了这本书的翻译经历和她对书中观点的理解。
张帆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主要挑战来自考古学专业术语的准确性和文本的流畅性，她和合译者张雨欣努力在学术严谨性和通俗易懂性之间寻求平衡。在她看来，《人类新史》意图通过挑战传统线性历史观和重新定义文明概念，恢复人们对人类社会和个体的丰富想象力。书中提出农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对无文字社会复杂性的认可等颠覆性观点，促使读者重新思考人类历史中的自由、文明与社会组织方式。张帆强调，这些讨论不仅在学术上具有深远影响，还为实际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
张帆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历史人类学、汉藏关系、民族研究和文明理论。除了《人类新史》，她还曾参与翻译马歇尔·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经济学》以及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自由与文明》。
张帆告诉澎湃新闻，“大卫·格雷伯和大卫·温格罗是我非常熟悉且钦佩的学者。在国外求学期间，我多次参加他们的讲座，深感他们的著作极具学术价值。希望这本书能启发广大读者。”
【对话】
“本书真正的野心，在于恢复我们对人类社会和个体的想象力”
澎湃新闻：能否简单讲讲翻译的困难，以及你如何克服的？
张帆：在翻译《人类新史》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和合译者张雨欣遇到的主要挑战来自考古学的发现和发展，尤其是史前考古和动植物考古学中涉及的地方、器物、动植物等专业术语，目前很多来自其他区域的考古材料和数据没有系统的中文翻译，所以我们需要进行额外的研究和对勘，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
此外，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努力寻求一种平衡，既确保学术内容的准确传达，又尽可能使语言通俗易懂。本书的作者大卫·格雷伯和大卫·温格罗在英文写作中也强调“民主写作”的风格，旨在以平易近人的方式阐述深奥的学术观点。我们在翻译时同样力求实现这一点，希望不仅忠实于原文，还能贴近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人类新史》这本书的野心，包括挑战线性历史观等，如何理解这些话题的重要性？
张帆：我认为，两位作者真正的野心在于恢复我们对人类社会和个体的丰富、活跃的想象力。他们不仅满足于批评线性历史观这种在学术界已经不新鲜的论点，而是希望超越这种简单的批评。许多对线性历史观的批判最终会陷入多线文明或多元文化主义的讨论，将历史简化为不同地区或文化的不同历史观，这样的讨论往往忽视了对人类整体文明历程的深入探讨。然而，《人类新史》的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们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观点：不管在历史的哪个阶段，即使在万物萌发的黎明，所谓的“原始阶段”，人类都具备主观能动性，拥有全部的人性，能够充分想象未来、主动进行实验、做出选择、创造历史。这本书强调，历史是由人类的行动和选择所塑造的，我们通过各类尝试和探索，以游戏和实验的形式不断改写自己的历史。
澎湃新闻：《人类新史》也试图重新定义文明的概念，作者强调，不仅仅是文明制度、城市和文字的构建，更是人们如何互动、生活的艺术和技术的体现。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张帆：作者们回归了人类学中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这让我想到马塞尔·莫斯，在莫斯的理论中，文明并不是指技术发明、城市出现或国家官僚体系等物质层面的发展，而是一种道德秩序，一种基于给予、交换、荣誉、照料等的人、物、神构成的网络。
这种对文明的理解与物质性的文明的定义不同。它强调的是一种道德的本性，即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给予和交换体系。这种体系不简单依赖于物质的积累，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之上。这一定义实际上是颠覆性的，因为它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文明的含义。这不仅仅是对西方文明或其他文明的简单反对，而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文明的本质。我非常认同这种观点。
“颠覆性观点：农业发展是一种文明的倒退”
澎湃新闻：《人类新史》认为农业的发展反而是一种文明的倒退？我们读到：史前人类社会中也存在大量的平等和协作现象，这与传统上强调原始社会的竞争和冲突形成鲜明对比。他们认为，我们现代社会反而可以从这些史前社会中学习，探索新的社会组织方式。这听上去非常有颠覆性。
张帆：过去我们普遍认为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尽管以等级体系、官僚制度等等为代价，但农业的出现使我们摆脱了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状态。然而，书中的作者们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农业实际上可能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不自由，使自由流动的采集狩猎者为了收成围绕田地故步自封、圈地自守。
这种观点得到了基因人类学研究的支持。有研究表明，农业的兴起导致人类饮食的多样性降低，营养变得单一，最终导致营养不良。与采集狩猎社会相比，农业社会的食物来源变得有限，人类的身体健康状况反而出现了退化。例如，从史前人类遗骨中提取的DNA数据显示，农业社会的人们在体型上发生了变化，如手臂和腿的长度缩短，这暗示了农业可能限制了人类的发展潜力。詹姆斯·斯科特教授在《作茧自缚（Against the Grain）》中也有相近的观点，认为农业并没有给人类带来预期的好处，反而使人们陷入了一种束缚，成为了生存的奴隶，失去了以往的自由。这些讨论都使我们重新思考农业、文明、进步、自由之间的关系。
澎湃新闻：本书强调了对土著历史的重新评价，例如批判了欧式启蒙思想中理想化的“高贵的野蛮人”形象，你怎么看？
张帆：许多现代科学的逻辑起点都是建立在“高贵的野蛮人”这一假设之上，认为人类的心智发展、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程都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因此常常把“原始社会”想象为人类的童年阶段，由此推演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这种假设成为现代社会科学建立的基础。
《人类新史》中对欧洲启蒙思想的批评也是从对这一假设的批评开始的，对欧洲启蒙思想的批评虽然不是全新的观点，以往也有学者关注到其他传统和思想、对启蒙思想的贡献，但基本都比较重视文字社会的传统和思想。《人类新史》引入了对无文字社会的讨论，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本书里写道：即便是看似原始且无文字的北美温达特部落，这个大多数读者可能从未听说的部落，因为他们规模小且没有文字记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更简单，恰恰是他们对启蒙运动产生了影响。
书中提出，温达特部落中也有雄辩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对欧洲启蒙运动有根本性启发，这对于那些坚信文字是文明进步标志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这种观点挑战了文字霸权的概念，展现了无文字社会也具有复杂哲学思想，其思想和实践的进步性甚至足以批评、反思和颠覆欧洲传统，引发欧洲思想的革命。
“被忽视的女性科学家”
澎湃新闻：书中探讨了一些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的话题，比如农业的起源，母权制的可能性等，如何看待这些争议呢？
张帆：本书作者在讨论农业的起源时，引入了一个有趣的时间差概念来引发读者思考。这个时间差指的是，人类早在农业出现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种植作物的知识，但为何又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才发展出系统化的农业呢？作者们认为，早期人类可能预见到农业生活会限制他们的自由，因此出于对自由的渴望，他们迟迟不愿全面投入到农业生活中。
在对父权制和母权制的讨论中，作者们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两种制度的具体起源或它们之间的逻辑和因果关系，而是强调了传统考古学研究中可能忽视了早期人类生活中的“女性”部分。例如，女性不仅通过编织、烘焙等技术创造生活空间，而且这些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知识传统，承载关于自然的知识，包括对几何学、数学、物理学等的认识，但是这些东西不易留存，在考古发掘中往往特别容易遭到破坏，却是早期人类知识传统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澎湃新闻：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你是否发现了任何需要进一步研究或探讨的主题？
张帆：在与温格罗教授的交流以及深入研究《人类新史》过程中，我发现书中对自由的探讨远比对平等的讨论来得更为核心和深刻。虽然这本书以探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开篇，但实际上更关注的是自由的可能性和多种面貌。书中提到了三种自由：说不的自由、离开的自由和重新组织社会的自由。这些自由的定义非常具体，并通过历史事件和考古发现进行了详细阐释。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同地区的人们有时通过推翻或遗弃大型纪念性建筑以避免权力的聚集，甚至逃离或摧毁城市以逃离或废弃不理想的制度。这些行为展示了人类对自由的渴望，但也引发了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暴力和混乱。例如，书中讨论了中国的陶寺遗址，认为陶寺遗址突然被废弃可能是源自一场对不理想制度的颠覆，但是这个过程中有剧烈冲突和暴力行为的痕迹。这让我思考自由的边界及其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格雷伯和温格罗原本计划的三部曲中，这只是第一部，温格罗教授提到，他可能会在后续作品中探讨这些问题，但目前第一部作品的目的更多在于如何提出好问题。目前这部作品中所提出的问题对我的学术研究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不仅改变了我对经典民族志的理解，也让我对最新的考古学、基因人类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脑神经科学的发现保持开放的态度。我渴望推动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学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这些问题和思考将持续影响我未来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