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剑情深杜陵原（下）｜文化地理
“励精图治”政教明
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有感于汉宣帝亲政后的朝政清明，献出了家族珍藏多年的《史记》（太史公书）。
杨恽之母是司马迁的女儿司马英，嫁给了霍光时期曾任丞相的杨敞。杨恽幼时即从其母处熟读《史记》，成年后每次阅读还常热泪盈眶。汉宣帝亲政后，杨恽觉得这是外祖父的巨著重见天日的大好时机，于是上书宣帝，希望能将《史记》颁行于世。
杨恽的判断没有错。汉宣帝看过之后，立即诏令颁行天下，使《史记》获得了官方承认并流通开来，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内政清明”，是汉宣帝执政期最大的特色，而这些既和他的勤政有关，也和他早年生长在民间，“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有关。
在剪除了霍氏集团后，他勤于政事，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在了解政情的同时，加强了对朝廷官员的日常督责。汉书载：“宣帝始亲万机，厉精为治，练群臣，核名实”。成语“励精图治”即来源于此。
深知吏治得失的汉宣帝，亲政后大力整顿吏治。在中央层面，他缩减了中朝权力，增加了外朝丞相实权；他注重地方官员的选拔，每选拔一名地方官，都要亲自接见谈话；他还建立了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对于郡守、诸侯政绩突出者，常会亲自赐书褒扬，或加俸、赐金、授爵。他常这样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汉宣帝一系列整饬吏治的举动促使官吏大多积极有为，执法公平。相比汉武时期的酷吏，宣帝培养造就了大批“良吏”，使得这一时期是整个西汉优秀官吏最多的时期。他们一类是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等法吏官吏，治理各地注重依法；二是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能臣，治理地方时注重政绩，所谓“所居民富，所去见思”。
整顿吏治形成的奖励机制，促进了官吏素质的提高，优化了官吏队伍的结构，保证了国家机器正常、高效运转。汉宣帝时历任丞相的素质，无论学识、能力、政绩，都大大优于汉武、汉昭时期。史书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汉宣帝执政的另一个特色是“为政宽简”，用法崇尚公正。
由于宣帝的祖父母、父母均死于冤案，他本人自襁褓起就成为囚犯，并在狱中度过了幼儿期，因此对冤案以及酷刑非常痛恨，下诏坚决废除了一些苛刻严峻的法律。
他认为：“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因此多次诏令丞相、御史考核狱吏的优劣，上奏，以防囚犯因笞掠、饥寒或疾病而死亡。
地节三年（前67年），宣帝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评议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地节四年（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触犯他名讳的人。正是为了避免百姓犯其名讳，他才改名刘询。五凤四年（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他的很多举措从制度上保证了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汉宣帝最为后世称道的是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地节四年（前66年）夏，他下诏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是人的天性，“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诏令自今往后，如果子女隐瞒父母、妻子隐瞒丈夫、孙子女隐瞒祖父母的罪行全部不予追究；父母隐瞒子女、丈夫隐瞒妻子、祖父母隐瞒孙子女的罪行，如果犯的是死罪，由廷尉决定是否追责，死罪以下不必追究。
“亲亲相隐”的法律原则来源于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它尊重至亲的人伦与人性，不以所谓的国家利益、政治利益损害人伦，从而杜绝了父母子女、夫妻间相互告发的丑剧。“亲亲相隐”也成为此后两千多年里中国遵循的基本法律原则，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
此外，汉宣帝还是继汉文帝之后对黎民最为关心的皇帝。继汉武帝苛政后，仁政在大汉帝国得以重现。他多次下诏免除百姓的算赋、租赋等，实行与民休息。他减轻百姓徭役和兵役负担，禁止郡国擅兴徭役。他开设“常平仓”，招抚流民，劝课农桑。
整个汉宣时期，国家政治环境相对轻松，可谓仁君贤臣，政治清明。这样的局面促进了国力的进一步恢复。到了汉宣帝朝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更是创造了汉代最低价，一石只卖10钱；境内民富国强，“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基本实现了汉自立国以来所追求的四境安泰、百姓和乐、天下太平的梦想。
除了对内有为的措施，汉宣帝还对外保持了“慎兴征伐”的态度，从不盲目兴兵。相较他的曾祖汉武帝，在应对匈奴等外敌时，他能保持战略定力，也更加从容淡定。
正是他的从容淡定，取得了远超武帝的功绩，实现了此前从未实现的匈奴归番，西域归疆，西羌臣服，西汉的国威也达到极盛。
“单于归番”四海宁
甘露三年（前51年）正月，在诸夷君长数万人夹阵而陈的壮观声势中，汉宣帝登临渭桥，迎接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围观者“咸呼万岁”，声震万里。
这是汉帝国声威在西汉时所达到的巅峰。此前，汉宣帝平定了羌乱，设立了金城属国，重设了护羌校尉；定鼎西域，首次设立西域都护，一统西域36国，将西域正式纳入汉帝国版图。
能取得这样的功绩，既和宣帝治下大汉的国力鼎盛有关，也和他能保持战略定力，以及善于听取将相意见有关。
本始三年（前71年）正月，汉宣帝即位第三年，汉朝应乌孙之请远征匈奴。
乌孙是西域的游牧大国。武帝时，为联合乌孙对抗匈奴，先后将宗室女细君、解忧以公主身份和亲乌孙昆弥。汉昭帝时，匈奴屡次联合车师侵扰乌孙，但汉廷因昭帝病重而无法相救。宣帝即位后，解忧公主再次上书朝廷请求发兵解救。霍光和宣帝都明白乌孙对大汉的重要性。本始三年（前71年）正月，大汉发五路骑兵出击匈奴。
“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是以五将少所得。”虽然出击的五路大军所获甚微，但持节联合乌孙的校尉常惠却在西方取得重大胜利。常惠与乌孙昆弥率五万骑袭击了匈奴右谷蠡王庭，斩获4万级，获马、牛、羊、驴、骆驼70余万头，匈奴控制西域的势力遭到惨痛打击。
这年冬天，匈奴单于率数万骑进攻乌孙，撤军时遭遇大雨雪，积雪深丈余，匈奴军民、畜产大多冻死，生还者不到十分之一。
此后的三年里，西域的乌孙、北方的丁令、东方的乌桓从三面轮番袭扰匈奴。加上雨雪天灾，昔日称霸北方，威震西域，严重威胁大汉的匈奴，伤痕累累，元气大伤。
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带数万人降汉，汉匈在西域的势力发生了逆转，汉帝国统辖西域的时机成熟。宣帝拜“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的郑吉为西域都护，管辖西域诸国。
郑吉在距阳关2700里的西域中心修筑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统领辽阔的西域，其辖境包括自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
西域都护府既是汉朝的军事驻防区，也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代表朝廷掌管西域诸国外交和军事，这不仅标志着汉匈在西域70多年的争斗以汉的完胜而告终，更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大汉版图。
终于定边西域，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大汉，此后对付匈奴就更加从容了。时势也站在了国力蒸蒸日上的大汉一边。
在汉朝强大的压力下，天灾人祸不断的匈奴，终于爆发了大范围内乱，到五凤元年（前57年）甚至出现了“五单于并立”的混乱局面。
可贵的是，当匈奴出现内乱时，汉宣帝保持了战略定力，他没有选择“趁其乱，要其命”式的征伐，而是静观其变。
匈奴五单于相争厮杀到最后，只剩下了两兄弟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在两兄弟相争中，渐处下风的呼韩邪单于不得不向南靠拢，最后接受其左伊秩訾王的意见，降汉图存。
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单于派自己的儿子作为亲使兼人质前往长安，面见汉宣帝刘询，表意归附。已经不敢惹怒汉朝的北匈奴郅支单于，也只好送了儿子去长安。
这一年，是宣帝即位第20年，南北两匈奴都向汉帝国献媚求活，历史性地遣入两位王子为质，宣帝收获了汉匈相斗80年的大果实。
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韩邪单于来到五原塞，上表表示愿到汉廷朝贺。次年正月，汉宣帝派遣车骑都尉韩昌迎接呼韩邪单于，并调发所过七郡每地两千骑兵，列道欢迎。在大汉隆重“护卫”下，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终于历史性地在甘泉宫朝见了汉天子。
汉宣帝采纳太子太傅萧望之的意见，对呼韩邪“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宣帝虽然不拿呼韩邪当臣子看待，但呼韩邪单于却主动称自己是北方的藩臣。
朝见之后，汉宣帝在长安以北的渭桥又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诸夷君长数万人夹阵“山呼万岁”，汉帝国的声威达到了巅峰。
在此之前，汉帝国还平定了羌乱。
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今青海境内。在汉匈大战中，以部落为主要政治形式的羌族，是汉匈双方争先拉拢的对象。而羌族也一直在汉匈间摇摆，严重威胁到了河西走廊的安全。
元康三年（前63年），羌族最大的先零部落，与各部落酋长200多人“解仇交质”，定盟立约，共同起兵叛汉。汉宣帝派老成持重的赵充国领兵平叛。
三朝老将赵充国稳扎稳打，通过屯田养战，对羌人步步合围，同时对其中弱小部落拉拢分化，最终导致了羌人自身的瓦解，汉军用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胜利。
神爵元年十二月（前61年），赵充国平定了羌乱后，汉宣帝在羌地设置了金城属国，并重新设立了护羌校尉，汉帝国的管控地域拓展至青海湖一带。
宣帝曾下诏激励赵充国：“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2000多年后的1995年，考古人员在汉代西域精绝国首都尼雅古城（今新疆民丰县）王室墓地发现了一块精美的织锦，上面赫然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几个字。
汉宣帝所创造的业绩不敢说超过汉武帝，但是他却再一次将汉帝国由衰落推向中兴，达到鼎盛。班固赞曰：“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
“功画麟阁”汉中兴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当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顺汉朝时，回忆往昔辅佐有功之臣，汉宣帝刘询感慨万千，他下令命工匠画十一功臣像于麒麟阁以示纪念和褒扬。
麒麟阁，坐落在未央宫中，相传因汉武帝元狩年间猎获麒麟而得名。
这11人中，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霍光为第一，其次为大司马张安世，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韩增，后将军赵充国，大司农、御史大夫、丞相魏相，太子太傅、御史大夫、丞相邴吉，以及御史大夫杜延年、阳城侯刘德、少府梁丘贺、太子太傅萧望之、中郎将苏武。
后世往往将他们和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并提，文人骚客们也常写“功成画麟阁”“谁家麟阁上”等诗句，这些都是为人臣的荣耀之最。
霍光功画麟阁首位，但汉宣帝对他唯独不写全名，只尊称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
虽然汉宣帝对霍光曾有“芒刺在背”般的恐惧，亲政后又铲除了霍氏集团，但他还是承认霍光的历史功绩。这既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胸怀之宽广，也显示了他有情有义的一面。
汉宣帝刘询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最“重情重义”的一位皇帝。对他的结发妻子许平君，他有“诏求故剑”的深情；对故旧恩人，他有恩必报；对大臣，他宽厚而不苛刻；对宗室，他优待有加；甚至对政敌，他也常常格外开恩。
汉武帝时期，汉朝开国功臣的后代都被罢爵除国，而汉宣帝命令寻找开国功臣绛侯周勃等136家的子孙，任命他们担任尊奉其祖先祭祀的职位，世世相袭。他善待宗室，崇尚“宗室和睦”。他厚待亲附的匈奴以及西域等异族贵族，
对于前废帝刘贺，宣帝在严加监视的同时，也给予其生路。刘贺被废以后，先是居住在故昌邑王宫，元康三年（前63年）三月被封为海昏侯，就国豫章郡。当刘贺在豫章郡时说了“犯大忌”的蠢话之后，宣帝也只是削去了他三千户封邑，并没有置他于死地。
刘贺去世2070年后，公元2011年，其墓穴在南昌被发现。墓中出土的十余吨五铢钱堆积如山，面世的四百余件金器，含马蹄金、麟趾金、金饼、金板等引起巨大轰动。
丙吉，既是汉宣帝刘询幼时的救命恩人，又是对宣帝有举荐拥立大功的贵人。但秉性忠厚的丙吉却对往事一直闭口不言，直到当年郡邸狱中一名女犯上书枉称自己曾照顾过当时的刘病已，了解内情的丙吉才说出了真相。宣帝非常感动，诏令封丙吉为博阳侯，食邑一千三百户。当时丙吉正在病中，宣帝怕其未能受封就死去，派人拿着侯印到丙吉家中加封。宣帝从此对丙吉十分敬重，不允许任何大臣冒犯他。
有恩必报，眷恋旧情的汉宣帝，按照丙吉提供的名单，赏赐了当年在长安狱中照顾过他的胡组、郭征卿等女犯的后人。对于此前有恩于他的掖庭令张贺，宣帝在亲政之后，追念旧恩，诏令地方官为早死的张贺置守冢三十家。
除了对恩人有恩必报外，宣帝对大臣也是相对宽厚。相比武帝时期的丞相大多死于非命，宣帝时的丞相均得以善终。对于违逆他的人，他大多也不予追究。比如对上书刺讥朝政批评他的萧望之、王吉，劝谏他的张敞等，他有的还自己辩解，有的不予理睬，并未因言兴罪。
在他执政时期，最为后世指责的盖宽饶自杀，严延年、杨恽被诛，一一详查，这些人也都多少有些问题。盖宽饶过于狂妄，严延年治郡严酷，杨恽则也有心怀不服、出言不逊之过。当然，这里面肯定不乏冤案和刑名深苛，尤其是杨恽被诛。但总的来说，汉宣帝时期的大臣处境还是相对宽松的。
仅有的这几名被诛高官，还引得“柔仁好儒”的太子刘奭的劝谏。刘奭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这让汉宣帝很生气，从而说了自曝家底的一段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昡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他还因此长叹：“乱我家者，太子也！”并开始疏远刘奭，甚至一度想废除刘奭太子之位。尤其是在晚年越来越喜欢“聪达有材”的淮阳王刘钦，屡次萌生废太子的念头。但权衡再三，他还是保留了微时出生的太子刘奭。这里面，自然有他对发妻许平君的一往情深。
他对许平君的深情还体现在后来选择的皇后上，在霍光之女霍成君被废后，宣帝并没有选择他所宠爱的妃子为后，而是选择了忠厚且无子嗣的王皇后（王奉光之女），并让她担任太子刘奭的养母。
黄龙元年（前49年）十二月甲戌（初七），汉宣帝崩于未央宫。癸巳（二十六日），太子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正月辛丑（初四），元帝葬宣帝于长安东南数十里的杜东原。
杜东原，此前埋葬着宣帝“故剑情深”“南园遗爱”的发妻、元帝幼时被害的母亲许平君。
南登杜陵望五陵
汉宣帝的杜陵是在元康元年（前65年）——他铲除霍氏家族后的第二年开始营建的。
按《汉旧仪》，“天子即位明年，匠作大将营陵地”，而汉宣帝是在即位9年后才开始营造陵墓。对此史家认为有两种解释：一是宣帝不愿在霍光柄政时营造陵墓，二是他心里不承认他是昭帝继子的身份，不愿埋在遵循昭穆制度的咸阳原上。
汉宣帝是第二个没有埋在咸阳原的西汉皇帝，此前则是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的汉文帝刘恒。汉宣帝的杜陵和汉文帝的霸陵一起，成为西汉十一帝陵中，唯二葬在渭河以南的帝陵。
元康元年春，宣帝在长安东南数十里的杜东原上选定茔地，开始营陵建邑，并更名杜县为杜陵，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资产百万者于杜陵邑。
杜东原是他微时生活和游览的地方，长安东南也埋葬着他的曾祖母卫子夫、祖母史良娣、父亲刘进、母亲王夫人，其结发妻子许平君的陵墓就在其茔地正南。
杜东原，当时名为鸿固原，自从汉宣帝将其陵营造于原上最高点，此原也就被称为杜陵原。杜陵以南的许皇后陵，相比宣帝陵墓较小，故名少陵（少小相通），南部的原面也就名为少陵原。鸿固原西北部，因汉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相传有凤凰飞栖于此，故称凤栖原。杜陵塬、少陵原、凤栖原的地名一直延续至今。
杜陵原高敞开阔，风景宜人，“南望终南名山如屏，北眺京师长安宫观似锦；东临浐水白鹿原，西傍宜春下苑”，是距长安最近的一座高敞大原。
相比西汉其他诸陵，杜陵封土并不算高大，但因居于原面最顶部，所以看上去极其鲜明，成为雄霸一座大原的标志性地望。西汉制度是“随陵徙居”，新皇帝继位修陵筑邑时，居住在前朝皇帝陵邑中的高官富豪也常会随之迁移到新皇帝的陵邑。而杜陵是西汉最后一个修筑有陵邑的陵墓，因此迁徙于杜陵邑的豪门贵富大多在此举族长久居住下来，有些家族甚至相沿千年之久，因而使得杜陵原在此后也成为历史上精英迭出、人文荟萃之地。
《汉书》中有传者，家居杜陵的名人就有大司马张安世、位列九卿的张延寿、右将军苏建、典属国苏武、丞相朱博、御史大夫杜延年、丞相韦贤和韦玄成、后将军赵充国、太守韩延寿、御史大夫萧望之、执金吾萧育、大司农萧咸、太守萧由、右将军冯奉世、大鸿胪冯野王、太守冯逡、右将军史丹、丞相王商等。
此后，出身于杜陵的名人还有：西晋时有“武库”之称的杜预、隋朝时的大匠宇文恺、唐朝时华严宗初祖杜顺、名相杜如晦、国公杜佑、诗圣杜甫、花间词人韦庄、晚唐樊川有“小杜”之称的杜牧等。
世居杜陵的大族中，韦家可追溯到宣帝时的丞相韦贤，杜家可追溯到宣帝时的能臣杜延年和其父酷吏杜周。到唐朝时，韦杜两家举族居于杜陵原畔樊川的韦曲、杜曲，两个地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韦杜两家在唐代更是官运亨通，最辉煌时期，韦家有17人官至宰相，杜家有11人官至宰相，因此有“长安韦杜，去天尺五”之称。两唐书中，韦氏家族有700余人被提及，杜氏家族有500余人被提及。杜家出过初唐名相杜如晦、中唐宰相杜佑、晚唐诗人杜牧等。韦家出过宰相韦安石、唐中宗的韦皇后、诗人韦应物、花间词人韦庄等。
杜陵在西汉时就是距长安城最近的帝陵，到了城池向南极大扩展的唐朝，杜陵距离长安就更近了，也因此在继续成为绝佳的城外居住地的同时，更成为唐人的郊游胜地。
唐诗中描写和提及杜陵和樊川的诗句非常多，从而将杜陵的文化意象推向了又一个巅峰。其中，最有名的还是李白的“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间。秋水明落日，流光灭远山。”回归祖居地，居住于少陵原畔的杜甫更是自号：“杜陵布衣”“杜陵野老”“少陵野老”。他称赞此地时有“乡里衣冠不乏贤，杜陵韦曲未央前。”在长安屡屡不得意的他，还能在此得到“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的安慰。
常写杜陵的还有岑参：“山开灞水北，雨过杜陵西”“阳关万里梦，知处杜陵田”“长安二月归正好，杜陵树边纯是花”；韦应物：“却足甘为笑，闲居梦杜陵”“见此野田花，心思杜陵道”“终理来时装，归凿杜陵田”“做官不了却来归，还是杜陵一男子”；韦庄：“却到樊川访旧游，夕阳衰草杜陵秋”“家寄杜陵归不得，一回回首一潸然”“杜陵归客正装回，玉笛谁家叫落梅”。
此外，贾岛写有“几日到汉水，新蝉鸣杜陵”“分明杜陵叶，别后两经红”；吕温有“少陵最高处，旷望极秋空”；杜牧有“凭君更一醉，家在杜陵边”“残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温庭筠有“秦苑飞禽谙熟早，杜陵游客恨来迟”“楚水晓凉催客早，杜陵秋思傍蝉多”；白居易更是写出了“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的讽刺长诗《杜陵叟》。再往后到宋朝以后，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也都为杜陵留下了不朽的诗篇。
与“千秋万古功名骨，化作咸阳原上尘”的其他西汉帝陵不同，杜陵原上的汉宣帝杜陵和白鹿原上的汉文帝灞陵，还是历史上受到盗墓骚扰较少的帝陵。东汉末年，赤眉军攻入长安，西汉的宗庙和位于咸阳原上的9座帝陵都被掘开，唯有位于渭河以南两位有“仁君”之称的汉文帝和汉宣帝的霸陵、杜陵完好。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汉宣帝的杜陵和其发妻许皇后的少陵，以及汉宣帝后来的皇后王皇后陵，依然耸立在杜陵原上，100余座陪葬墓中至今有封土留存的还有60余座，累累墓冢以及外藏坑不断出土的汉瓦、汉砖、陶器、玉器、金银器、铜铁器等，都丰富着人们对那个时期的了解。
曾经有专家站在少陵原顶的许皇后陵上向北眺望，可清晰看见7公里外杜陵原顶上高大的汉宣帝陵，但却看不到宣帝陵东南仅500米外稍低一些的王皇后陵。两千多年来，这一对平民结发夫妻占据了长安南郊的两个制高点，遥遥相望，但同时又给了皇太子的养母，皇帝特选的没有亲生子女的王皇后应有的尊重与礼遇。
眷恋旧情的汉宣帝，对微时发妻许平君的故剑深情，2000多年来一直洋溢在宽大的杜陵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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