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省伟：打捞“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到海外搜购与中国有关的史料

羊城晚报：您读大学时是学什么专业的？

赵省伟：我本科时读的是人文科学实验班，历史、中文和哲学都学一点。后来在厦门大学读的是历史人类学，毕业后到北京，主要做图书编辑。但早期也去过很多单位，做的基本上也都是和历史相关的图书出版工作。

羊城晚报：主要策划过哪些图书？

赵省伟：早期主要做通俗历史（微历史），后来主要做一些学人的书，比如马勇老师、张鸣老师的。

羊城晚报：“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这个主题是怎么提炼出来的？

赵省伟：2011年，我就看到了沈弘老师的《伦敦新闻画报》相关书稿，当时还没有“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的概念，这个选题没有推进。2012年我到了另一家出版社之后，我们团队商量出“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这个概念，把海外史料的搜集出版作为我们出版的一个主要方向。目的是寻找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资料回来扫描整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出版，既有较高的学术文献价值，对于普通爱好者来说，也有收藏价值。

羊城晚报：资金如何筹措？

赵省伟：资金来源主要是两大块，第一是个人筹措，第二是“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西洋镜”系列早期的出版收入，全都投入到这儿，前前后后，投了近一千万元。

羊城晚报：其间经历了怎样的困难？

赵省伟：2015年从出版社出来后我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这类图书搜集购买整理出版，这些都比较耗时，所以早期一直是与出版机构合作，我们负责内容，印刷销售由合作方负责。由于投资比较大、回报慢，经常需要更换合作方。疫情开始后，基本不太容易找到合作方了，只能硬着头皮做众筹，学着自己发行。2022年在直播和短视频的加持下，才勉强生存下来。

每天看书稿，“像修行一样”

羊城晚报：后来这个系列丛书为什么受关注了？

赵省伟：过程比较周折。早期的时候，大家都对这个系列丛书没有信心，觉得卖不动，就做了一个很小的小十六开本，选用薄一点的纸，省钱。后来我们又用大开本做了马勇老师主编的一套书，卖得不错，我们在市场上就有一定的话语权了，然后就坚持用大十六开的轻型纸出版这个系列丛书，从内容到形式，品质就上档次了。

比较巧合的是，我们借着当时的“微博热”，有一些“大V”给了我们支持，包括马勇、张鸣老师等，在他们的微博上推荐，所以当时新出的《伦敦新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这本书上市之后就卖得非常火，成为行业的一个小现象，我们顺势就推出了《小日报》，就这样一直到现在，出了30多辑。

羊城晚报：您觉得其中哪本书做得最好？

赵省伟：如果非要挑一本的话，我觉得就是“西洋镜”第15辑《海外史料看李鸿章》，我们投了十几万元去购买相关的资料，包括花了大量的时间翻译整理，估计未来几年仍然是一个标杆。

羊城晚报：现在相关资料是不是越来越难找了？

赵省伟：现在反而是资料越来越多，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要做到100辑。其实何止100辑，200辑、300辑都做不完，这是一个富矿、大矿。资料的搜寻，现在主要有几个方向，一是我们去国外找，把资料档案买回来，然后整理。其次，通过中间人找到国外的一些渠道，直接从收藏家手里买版权。另外，也有少量捐助。

羊城晚报：出版这么多辑后，有无不足或遗憾的地方？

赵省伟：遗憾确实不少，现在主要是有的书版权问题解决起来比较难，以致短期内可能就无法出版了，觉得挺可惜的。

羊城晚报：一个方向的出版做了这么多年，有什么特别感受？

赵省伟：也会遇到资金等各种问题，团队都解散了好几次，但我是退不了了，二是也没有想过要退。这些资料放在那儿，我不去做的话，其他人估计也不愿意如此花费精力。很多人说我们有了使命感，可能是惯性使然，经常跟朋友开玩笑——年龄大了，除了做“西洋镜”，找不到其他工作了。

羊城晚报：会不会感觉疲倦？

赵省伟：不会有疲倦感。早期可能只是一个工作，但已经有接近十年的时间了，像修行一样，每天看书稿，感觉越来越喜欢。

羊城晚报：接下来还有什么出版计划？

赵省伟：除了“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西洋镜”，我们今年会出大概十几种“东洋镜”系列，从日本的史料里看中国，这方面的史料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