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版画镌刻京城昔日盛景
本报记者 李洋
“首都图书馆珍藏版画典籍展”目前正在北京城市图书馆展出。198幅中西版画、25种珍贵典籍实物中,既有中国古代以书籍插图形式存在的木刻版画,也有西方印刷术传入后中西合制的铜版画、石印版画,还加入了由中央美院版画系师生创作的新时代版画,一展北京的历史文脉和人文内涵。
观展·亮点
清晰还原正阳门天桥旧貌
明清统治者钦定绘刻的宫廷版画,为后人了解北京城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而大量描绘中国的西洋版画,则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来源。1860年后,西方各大报社的记者以新闻报道形式宣传北京,关于北京的版画也更具准确性。
展览上亮相的铜版画《正阳门外大街》,就是由法国《环球之旅》杂志刊载,根据保罗·尚皮翁摄影作品二次绘制的作品。1865年前后,保罗·尚皮翁曾从多个角度拍摄下正阳门的样貌。眼前的这幅,是从正阳门上俯拍到正阳桥及远处五牌楼的样子。
所谓正阳桥,是指正阳门外的南护城河上的一座三孔石拱桥。其南端原矗立着一座明正统四年(1439)建的木牌楼,因面阔五间,俗称“五牌楼”。从画面上可以清晰看到,正阳桥的桥面一分为三,中间为御道。彼时,御道两侧行走和趴活的都是骡马轿车,那时候人力车尚未传入。不过到民国初年,三桥合而为一,并改筑为平行。上世纪70年代护城河改为道路后,正阳桥完全消失。而五牌楼也在1935年一度被改为混凝土结构,1955年为改善交通被拆除,现牌楼为2007年依原貌重建。
同样地,正阳门城楼在民国时期也经历了较大的改造。正阳门是内城九门中位置最显要、规格最高的城门,原本有着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集城楼、箭楼与瓮城为一体。1906年,京汉、京奉两铁路相继修到箭楼东西两侧,并在两处分建车站,带来了新的繁荣。但因道路低洼狭小,交通经常窒塞。1915年朱启钤负责正阳门改造工程,为出入便利拆除了瓮城。箭楼成为独体建筑,并由德国工程师凯格尔设计为中西结合的风格,下面两排箭窗被装上具有西方建筑风格的白色拱形窗沿,在中国古典风韵中,融入了西洋意趣。而亮相展览的铜版画《正阳门城楼》,由摄制于1870年的照片二次制作而成,保留了正阳门城楼南面瓮城内的景象。
一幅出版于1864年的石印版画《天桥》,显现出了100多年前由大条石铺就的天桥御路样貌。天桥原是专供皇帝出巡、祭祀用的桥梁,故称“天桥”。雍正帝在天桥至永定门间,修建了一条用条石铺成的御路。御路两侧地势东高西低,西侧常积水。乾隆帝下旨在御路两侧,各开出河渠三道,同时利用挖渠之土修建道路,并堆积土山,种植花木。
再现皇家典礼名场面
1842年,伦敦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份画报《伦敦新闻画报》,它将图片作为主要报道形式,在新闻业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大大提升了版画的准确性。最早的一批职业记者兼画师从此时开始进入了北京城,威廉·辛普森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1872年10月,同治皇帝大婚。各国报社都在积极准备报道事宜。《伦敦新闻画报》的记者威廉·辛普森专程来到北京,欲向西方读者报道这一盛典。中国皇帝大婚的礼仪繁缛,皇后选定以后,首先要行纳彩礼,迎娶皇后入宫之前,还要行大征礼。皇后的嫁妆是由朝廷统一筹办的,先放在皇后的娘家,快结婚时再从娘家一件件搬回宫里。婚礼前一周,从皇后的娘家到紫禁城之间的大路用黄土垫道,每天早上都有一次运送嫁妆的行列。
而大婚当天是禁止民众观看的。迎亲街道两旁都在婚礼前一晚立起栅栏并蒙上帷幔,以便阻断视线。辛普森在知情人的安排下,进入一个简陋而肮脏的鸦片馆,用指头在窗纸戳洞,才得以窥视。事后,他写道:“那‘惊鸿一瞥’也足以撼人心魄”。在他的记述中,迎亲行列是在午夜时分出发的,行列中的服装和家具堪称精美绝伦,最令人瞩目的是两百盏装饰有双喜字样的红灯笼。队伍中还有钦天监负责焚香计时,以便在一个预先计算好的“吉时”到达皇宫。
在完成这次独家报道后,《伦敦新闻画报》又兴奋地向读者预告,辛普森已深入到了天坛这个中国皇家最神圣的殿堂,即将报道新婚皇帝在冬至日举行的祭天仪式。1872年冬至日的前一天晚上,辛普森等人在英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来到了天坛一个从外面难以觉察的门前,不顾守卫阻拦便冲了进去,并买通一位守门人作为向导。次日清晨,他们在远处观摩到,天还没亮时祭坛前的火炉就开始焚烧祭品。皇帝站在祭坛的顶部,在皇家舞乐的伴随下,对着天帝和祖先的牌位祭拜。《伦敦新闻画报》曾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迷信形式,但辛普森说:“面对这样的一个场景,我想跟这个祭祀仪式相关的想法无论有多么荒唐可笑,都会在这一刻被忘得无影无踪。”
木刻版画《杏园雅集图》首次亮相
首次亮相展览的木刻版画《杏园雅集图》讲述了北京的文化活力。
北京城在明代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朝中文武百官、各地赴考书生齐聚京城,源源不断地为京城文化注入活力。《杏园雅集图》就记录了正统二年(1437)在杏园的一次文人雅集。
这里还要讲讲雅集类作品的渊源。宋代以后有不少画作以雅集为题材,最著名的当数《西园雅集图》,相传其描绘了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等名流的聚会。《西园雅集图》也因此成了文人雅集的“范本”,不仅画家们临摹,士大夫们也纷纷效仿画中情景。谢环的《杏园雅集图》便是在这种风尚之下的产物。而这幅画之所以有名,还因为其中画入了明代初年政坛和文坛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的缘故。杏园正是杨荣的私家园林。
关于版画的展览自然少不了点石斋的作品。这个中国最早的石印书局品牌,隶属于英国人美查开办的申报馆。《申报》发行时已有许多晚清民众熟悉西方新闻报道的方式,申报馆紧跟市场,随《申报》附刊《点石斋画报》,除了报道政治、时事新闻,还适当添加外国新知、奇闻逸事,以满足受众的好奇心。《点石斋画报》聘画师吴友如为主笔,创造了一种富于时代特色的绘画新风。
此次展览展出的点石斋石版画展现了晚清的民俗风貌,内容大多猎奇有趣。如《瞽者盛会》别出心裁地聚焦盲人群体,描绘了他们因互相争抢卖唱、算卦的生意,在前门外火神庙成立组织,选举“瞽官”,开堂判理盲人间纠纷案件的逸事。
观展·解码
法国工匠历时15年镌刻乾隆盛世
从康熙后期开始,宫廷画师与刻工更注意吸收西方传入的铜版镌刻技术。康熙时期传教士马国贤印制《皇舆全图》和《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开辟了铜版画在中国宫廷传播的先例,而乾隆时期由郎世宁等外籍宫廷画家创稿的铜版战图,则当为中西合作铜版画的代表。这套册页又名《乾隆平定西域得胜图》,此次展览展出了其中的一张。观之可得见当时欧洲制作铜版画的最高水平以及中西融合的艺术特点。这套作品却历经15年才最终在巴黎完成。
1755年、1758年、1759年,为平定西北边陲的叛乱,清政府先后开展了数次较大规模的戡乱战争,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彰显清军将士们“百死一生,为国宣力”的赫赫战功,乾隆皇帝决定用图画的形式再现平叛过程中的得胜、凯旋与庆功等场面。乾隆二十七年(1762),意大利人郎世宁等宫廷西洋画师奉旨开始绘图,并计划制成镌刻铜版画。
全套战图共十六幅,是典型的“郎世宁体”风格,体现了西洋透视法与中国传统绘画“全景式构图”的结合,极为宏阔。图稿原计划交意大利镌版,但因意大利与广州之间无往来船而作罢,之后送往当时最先进的铜版技术所在地法国巴黎。乾隆三十年(1765),先行绘好的四幅画稿送达广东海关运往法国,次年又三次续发剩余的十二幅,定限于乾隆三十四至三十七年分批呈缴。为此,法兰西皇家艺术学院院长马里尼侯爵亲命著名雕版技师柯升主事,挑选一流雕工、印工镌印。但因绘图精细,人手有限,直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套图连同全部底稿和雕版才足数运送回京。可惜,为这套战图做出杰出贡献的郎世宁已谢世,未看到最终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