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谁有“箕山高节”？

本报记者 卢昱

在“建安七子”中，有一位以诗、辞赋、政论著称的山东人——徐干。据考证，一说他是今潍坊昌乐人，一说其生于今寿光东南。徐干既是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哲学家，其政论《中论》对历代统治者和文化学者影响深远。明朝最后一任潍县县令周亮工在卸任后，对潍地风物多有提及，他曾写诗称：“箕山高节推徐干，北海雄姿数孔融。”

不耽荣禄 清虚自守

徐干出生在儒学世家，家风清明，其先十世“以清亮臧否为家，世清其美，不陨其德”。这样的家族背景，为徐干提供了优质的思想基础，加之他天资聪颖，思维敏捷。史载，他过目不忘。十四岁时，在父亲的教导下，徐干开始系统地接触儒家经典，为此发愤忘食。

徐干二十岁时，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对子书、史书、集部著作如数家珍。在厚重的齐鲁文化熏陶中，徐干恬淡体道，不耽荣禄，清虚自守，惟“以六籍娱心而已”。

此时，儒家仁德的思想在徐干脑海中生根发芽。他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对富与贵、贫与贱、义与利有着自己的判断。“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中关于仁德的这段讨论，无意间成为徐干一生的写照。

徐干颠沛的人生，不时受动荡的时局侵扰。东汉末年，权臣董卓作乱京师。控制中央政权后，董卓更加肆无忌惮，经常派遣手下士兵四处抢掠，残暴百姓。此时，徐干离开临淄，到今胶东一带避乱。之后，讨伐董卓的“关东义军”兴起，董卓便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为防止人们逃回故都洛阳，董卓将整个洛阳城以及附近二百里内的宫殿、宗庙、府库等全部焚毁。洛阳城内外陷入一片火海，令人恐惧。

面对如此情形，徐干哀民生之多艰，回到临淄后，心怀悲愤久久难以释怀，遂作《齐都赋》。表面上看，这篇文章是在描写王府建筑、生活，传递出对齐都临淄富庶繁华景象细致入微的观察与赞美，借此对洛阳周遭的战乱进行控诉，颇有以古讽今之意。

徐干有出类拔萃的才德名气，自然成为许多割据势力拉拢的对象。州郡牧守数次派人到他家里来礼聘，希望他出仕，但他仍幽居隐迹。之所以这样做，徐干有自己的考量。他认为，天下大乱，国无宁日，是武人用命之时，自己一介书生，更显得无足轻重。若在乱世投错主公，便会像孔子困于陈蔡那样，所作所为也显得无足轻重。

在世事沉浮中，徐干密切关注着政治动向，也不断锤炼着自己的德行。作为一以贯之的儒家门生，他赞美荀卿、颜渊美好的德行，批评孟子不谙世道、一意孤行。当然，徐干并非消极避世，不思进取，只是因为当时奸雄满野，小人得势，他始终怀着明君道、致太平的远大理想抱负，等待着圣主的出现，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承认天道落实在人事上有“命”的存在，人的遭遇还有“时”的问题，这都不是人事可决定的，即“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徐干还认为：“故君子不遇其时，则不如流俗之士声名章彻也，非徒如此，又为流俗之士所裁制焉。”不同的人所面临的“命”与“时”是不同的，其“遇”也不同。即使有德行才干如荀子，生于战国末年需要才士的年代，却因人生际遇而被时人认为“迂阔不达时变”，故在政治上并无多大建树。这些思考，坚定了徐干隐居蛰伏、以待时机的想法。与此同时，他还患了比较严重的疟疾，便借故不随时俗，闭门自守，专心学术。

济世热心 务实变通

公元196年，董卓已死，镇东将军曹操扫除董卓残部，迎立献帝于许昌，同时改元“建安”。此时，求贤若渴的曹操颁布“求贤令”，许多有识之士欣然前往。曹操两次征辟徐干，都被徐干委婉推辞。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第三次征辟徐干时，徐干终于同意出仕了。许多人认为他为曹操所逼，但细究起来，此时的徐干，未必没有自愿的意思。这得从徐干的治国理念着手分析，他谈到一个国家仅有从长远角度为国家考虑的明君不够，还得有贤臣；有贤臣辅佐，社稷方能安宁，民生受惠。

冷眼观世界的徐干，有济世之热心，且非常推崇务实变通。他对时事有着独特的见解，除了明君贤臣论，还提出贵重爵禄、赏罚分明、清查户口、限养奴婢等政见，大都针对东汉末年人君无能、外戚宦官专政、州牧军权在握等时弊。为了将诸多政治主张落实到位，在第三次被曹操征召时，他不顾身体多病，动身归附，被任命为司空军谋祭酒。军谋祭酒是负责曹操军务的总参谋长，官居五品，徐干在任大约五六年，终因鞠躬尽力、积劳成疾，后辞去职务。这段时间虽短暂，他却随曹操父子南征北战，不断激发着创作的灵感。

此后，北方已基本统一，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使得众多文人围绕在据守邺城的曹氏父子周围，形成了一个邺下文人集团，最为著名的便是“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在此期间，徐干有机会结识更多邺下文人名士，交游酬唱，迎来自己文学创作上的高峰。他清新为文，抛却华丽辞藻，深受建安文风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本身的性格特质。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植被封为临淄（今山东淄博）侯，徐干随即被任为临淄侯文学。此时，要回山东的徐干却动了归隐的念头，以疾病为由辞去官职。

这次归隐除了与他体弱多病和淡泊名利有关，还与当时日益紧张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被封魏王，汉献帝还准许他像西汉丞相萧何一样，入朝拜见皇帝时可带剑穿鞋，不需疾步而行，行君臣礼时赞礼官不直呼其姓名，只称官职。同时，曹操还诛杀了许多忠于汉室的大臣，比较有名的便是孔融。这样同为忠于汉室的徐干不得不对日益紧张的形势心存畏惧，担心殃及池鱼。

再就是发生在好友身上的故事，令徐干不寒而栗。同为“建安七子”的好友刘桢因“平视”曹丕的甄夫人，被曹操判为服苦役。这样日渐恶劣的外部斗争，让徐干的内心起伏甚大，正如他随曹操西征马超时所说——“虽身安而心危”。

这心危的源头，是他担心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施展而碌碌无为、蹉跎岁月。其实，这种无力感，也源于徐干与曹操政见不合。徐干自幼深受儒学影响，与以法治天下的曹操的理想相悖。譬如当时战乱频仍，死伤许多，加上军队开销大，曹操便主张薄葬。徐干认为不妥，认为要按儒家传统，恢复三年之丧。治国方面，徐干提倡以仁治天下，可乱世当前，你仁我不义，曹操绝不会采纳此类观点。

如此内外环境，让徐干内心愈恐，他敏锐地察觉到要归隐避祸，便托病请辞，回到家乡。曹植觉得即将失去一个文学上的知己，便写有一首《赠徐干》，开篇“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写出对时光飞逝、人生短暂的惊叹。后来，曹操想征召徐干做丞相府的幕僚，又召他做上艾县县令，徐干都以身体抱恙为由谢绝。

箕山之志 彬彬君子

徐干辞官后过得如何？在隐居的日子里他又做了些什么？徐干抛弃不能“阐弘大义”的华丽诗赋，转而著书立说。他综合平生所学，用时三年，撰成《中论》一书，旨在“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

徐干所著《中论》分上下两卷，共计二十篇，皆为单篇论文，该书是“建安七子”今存唯一的政论性著作。他以儒家圣道为本，杂取百家，矫正时弊，大至国家之乱、君臣之道、礼德关系、天文历学，小到个人修身、为人处世，写就了这部现实性很强的议论性著作。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见解，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发的，其目的则是为了国治民安。

正如曹丕在徐干去世后次年，写给元城令吴质的一封信中所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

曹丕认为，徐干气质文雅，道德高尚，为文人中的佼佼者。此处的“箕山”，指的是上古时期的大隐士许由，相传尧曾想把君位让给他，而他逃到了箕山之下，以农耕为食。“箕山”自此成为历代读书人轻荣利重名节的崇高典范。

曹丕为何将徐干与许由相比呢？这从《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裴注所引的《先贤行状》可知一二：“干清玄体道，六行（注：古人的六项行为标准，即孝、友、睦、姻、任、恤）修备，聪识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尤其是徐干“轻官忽禄，不耽世荣”，是最为难得也是最值得人们称道的。他一生安贫乐道，潜心向学，淡泊名利之做派，谓之“箕山之志”当恰如其分。事实证明，徐干的选择是正确的。建安七子尽管有才，但普遍境遇不佳，孔融、阮瑀、刘桢或受辱、或被杀，陈琳、应玚也只是做了职位低微的官吏。他们始终没能打进曹魏政权的中枢系统，只是锦上添花般存在着。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中国北方暴发大规模疾疫。身体本就孱弱的徐干不幸感染瘟疫，并于次年春被病魔夺去生命。建安七子中的另外四位，即刘桢、陈琳、应玚、王粲也在这场瘟疫中丧命，加上此前已去世的孔融、阮瑀，建安七子此时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徐干去世后，被族人安葬于故土。徐干墓，在今潍坊市寒亭区朱里镇会泉庄东南处，虽然封土已不复存在，但徐干在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光彩依稀耀眼，故乡的人们也一直记得他。清末潍坊学者郭麐曾多次拜谒徐干墓，并以诗记载：“鹤书屡却守清贫，文学早超七子伦。每过佳城低首拜，当涂高士汉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