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旋风

本报记者 张小英

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离开我们快17年了，但他的歌声从来没有被忘记。

尤其是1986年，他头顶“高音C之王”的桂冠，率领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首次来华演出，用极具穿透力、有金属光泽的歌声，为中国人打开一扇欣赏西方歌剧艺术的窗户。从此，中国人记住了第一个站上人民大会堂舞台，有一脸大胡子、挥舞着白手帕、总是笑眯眯的男高音歌唱家，并亲切地称他为“老帕”。

老帕来中国之前，对这个遥远的国度有些陌生，甚至有些惶恐。他以为中国买不到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以为中国人都是含蓄内敛的，以为中国人对西方歌剧不感兴趣。直到他站在这片国土上，奇妙的碰撞发生了……

“他愿意来，因为中国太古老”

1986年6月底，夏日炎炎，天安门广场上，一位身穿红底白花衬衫、披着花围巾、体重三百多斤的大块头，骑着一辆黑色二八自行车，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飞驰而过。

几位金发碧眼的摄影师，肩扛“长枪短炮”，手忙脚乱地在后面狂追，并大声喊道：“只需要拍一个镜头！”

大块头听后，双脚蹬得更快，把摄影师们远远甩在身后。年过半百的他，活脱脱一大男孩，大笑着说：“我在中国骑单车，感觉非常棒！我骑得正高兴，根本停不下来。”

这位高兴到“停不下来”的人，就是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鲁契亚诺·帕瓦罗蒂。他凭着天生一副好嗓子，能怡然自得地唱出男高音的极限音域——高音C。

更不可思议的是，1972年，他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与萨瑟兰合作演出《军中女郎》，在演唱一段被称为男高音禁区的唱段《多么快乐的一天》时，连续飙出9个漂亮的高音C，从此被誉为“高音C之王”，成为20世纪的歌剧传奇。

然而，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撒欢儿的时候，很多中国民众还没有听过歌剧，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他骑的自行车，是一位中学生顶不住一堆随行人员的劝说，才犹犹豫豫借给他的。

中国音乐界的人，早已久仰其大名。帕瓦罗蒂率热那亚歌剧院来华演出的消息甫一传开，全国28个省市区音乐学院、歌舞剧院的师生、艺术家以及音乐爱好者们，纷纷坐飞机、乘火车赶到北京，争相购买演出票。

当时的演出票价，分为10元、8元、6元、5元四档。在那个看一场电影只要一两毛钱的年代，这样的演出票算“天价”了。一万八千多张演出票，却很快被一抢而空，甚至供不应求。

一位“票友”曾回忆：“那时候，我是个穷学生，母亲为了支持我，把辛苦攒的钱拿出来让我赴京看老帕的演出。到北京后，票卖完了，在天桥剧场门外守了一晚上，才等到有人退票……”

对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来说，能来中国演一出歌剧，同样可遇不可求。他们为此精心准备了一年多，而且事先没敢张扬。帕瓦罗蒂曾解释说：“因为我们怕最后若谈不拢，会让大家太过失望。”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顾虑，是因为演出筹备的过程，充满了曲折。

1984年10月，时年53岁的刘德有被调到文化部，担任部长助理。刚来没几天，他就收到中演公司（今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一份请示报告，是关于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来华演出的。

刘德有把报告递交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吕志先，结果被打了回来。吕志先在上面批示：“此团来访的来龙去脉未说清楚，邀请如此大团来访，目的必须明确。请再查一查情况，告我。”

由于种种原因，此事被搁置了一段时间。1986年春，刘德有改任文化部副部长后，再次收到中演公司提交的详细报告，上面说明热那亚歌剧院此次访华“确有诚意，将会得到官方资助”。

报告提供了两个方案：一，热那亚歌剧院与帕瓦罗蒂一起来，共160人；二，帕瓦罗蒂只带20多人的小乐队来。其中备注：“由于意大利政府已经决定对热那亚歌剧院访华提供官方资助，如果热那亚歌剧院不访华，费用可能会有问题。”

于是，刘德有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第一方案，即请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160人（包括著名演员帕瓦罗蒂）于1986年6月来华演出。”并报送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朱穆之审阅。

“朱部长在报告上面画了一个圈，表示同意。就这样，此事算定了下来了。”刘德有说。

这么大的歌剧院到北京来演歌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排练在哪个剧场、住在什么酒店、饮食交通如何安排等等，各种事项千头万绪。中演公司作为中方主办机构，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来。

“当时，彼此互不了解，一开始也没有见面，具体事宜都通过电报谈。谈来谈去，意大利人还摸不清中国人的头绪。”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新闻总监王洪波曾在公司档案室，查阅了当年的“谈话备忘录”“明码电报”“接待计划”等，“有厚厚三大本”。

其中有很多“磨合”的细节。他向记者举例，比如，关于演出场地。意方提出，要在体育馆里演。中方却认为，歌剧是“严肃音乐”，不适合在体育馆演。意方坚持，体育馆是可以的。中方则回应：如果在体育馆演，需要支付25万美元。最后，“意大利人倒是沉得住气，说我们在经费方面再想点办法，后来就不了了之，接受了中方选定的天桥剧场。”

关于住宿，中方最先安排的是前门饭店，1979年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华演出就住这儿。意方觉得“不太理想”，希望换一个更好的，可以补差价。中方提议，那可以分开住，部分舞台人员住在前门饭店。

意方表示，如果住房条件不好，或分在几个酒店住，演员会罢工的，出问题了意方不负责，按法律要由中方负责。中方则强调，罢工在意大利可以，在中国不行。如果意方真出现罢工，中方的协助人员、司机等也可以罢工，到时候按意大利法律办，还是按中国法律办？

最后，经过几轮协商，中方同意，接待酒店换为著名设计大师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王洪波说，“当时香山饭店还要求加收提前一天的‘起租费’，理由是旅游旺季，北京租房特别紧张，同一天空出这么多房子，意方要多支付3100美元。”

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电报一份接一份。因为涉及到中意文化交流，双方决策都需要请示上级部门，效率并不高。“后来意方有些着急了，经过外交部同意，派了4人的考察团，自费来中国洽谈。”

“其实，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访华，条件对中国是相当有利的。”王洪波举例，“国际旅费和艺术家的工资均由意方负责，中方只负责艺术团落地后的接待安排和相关费用。由于是两国文化交流，按惯例不需要支付演出报酬，只给艺术家们一点‘零用金’就可以了。”当然，中方给帕瓦罗蒂的“零用金”并不低，每天500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

帕瓦罗蒂来华前，王蒙就任文化部部长，后来参与了接待。他曾对此事颇为感慨：“那时候，中国没有钱啊，但他愿意来，因为中国太大，太古老，最后他把在中国演出的录音、录像都带回去了，算是给他的一种弥补。帕瓦罗蒂也爱骑马，后来临走我们就送给他一个玉制的马，那当然也是很昂贵的。”

意大利“粉丝团”也来了

中方紧张筹备的同时，远在意大利的帕瓦罗蒂已经迫不及待了。他不确定中国是否有过西方的歌剧演出，但他相信，“从很多方面考量，我们都是开路先锋。”

根据意方安排，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的艺术家们是“意大利人民的使者”，要用歌剧这种国际语言来建立中意“兄弟情谊”。大家对整个计划了解愈多，也就愈兴奋。

兴奋之余，还有一丝担心。帕瓦罗蒂称自己虽然喜欢中国菜，但不能一天三顿都吃中国菜。他担心在中国，“找不到控制体重所需要的新鲜水果与蔬菜”。而且听说，“中国菜充满着容易让人变胖的东西”，这是他最大的顾忌。

帕瓦罗蒂体型庞大，食量可观，尽管总嚷嚷着要减肥。他的好友、英国摇滚歌手斯汀曾回忆：“有一次，他来我家，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减肥’。结果，在吃晚餐时，他在我面前吃了整整两只鸡，还想把我那份也吃了。”

他给中方列了一个饮食需求清单，上面有法国矿泉水、进口牛排、法国面包等。中方看到后，回了一封特急电报：“我方难解决，希意方自行安排，费用自理。”当时，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年代，一些物资仍需要凭票供应，何况是进口的食材。

于是，帕瓦罗蒂和秘书开始自己准备。水果、蔬菜、巴马干酪、烟熏火腿等，购物清单越写越长。他的秘书一口气买了1500瓶矿泉水，他看到后，“吓了一大跳”。但他自嘲，“我们大概有些走火入魔，所以项目不断膨胀。反正巨无霸客机上有的是空间，不用担心装不下。”

最后，据帕瓦罗蒂估算，他们准备的食材，“大概够一个意大利村庄吃一整个星期。”为了烹调这些食材，他请了两位厨师随团到北京。两位厨师带着锅碗瓢盆、一个炉头、一个烤箱和一台冰箱。

他甚至怀疑，“我的朋友是否想偷偷趁机到北京开家餐厅分店。但我们可不想到了北京后，才发觉少了煮意大利晚餐必备的东西。”

启程的日子逐渐迫近。帕瓦罗蒂邀请全家一起去中国，他的父亲、妻子、三个女儿都欣然接受，除了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担心到中国过于激动，心脏病发作。

帕瓦罗蒂的“粉丝团”也要跟着来。起初，中方不同意，理由是热那亚歌剧院来华，主要为中国观众演出，“粉丝团”可以回意再看。而且歌剧演出不像体育比赛，不需要啦啦队。两批人混在一起，也不便管理。

意方不甘心，打出“外汇”牌：“这些人来了，吃住行玩，都要花钱，是旅游创汇的好机会呀。”中方居然不为所动，称：“中国改革开放，是需要大量外汇，但是这样的外汇我们不需要。”

“现在来看，可能匪夷所思，但当时确有这样的情况和困难。”王洪波说，意大利的“粉丝团”最后还是来了，“他们悄悄地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旅游团。事后，中方才明白，包括热那亚歌剧院在内的所有一行人的访华，都是由一家意大利旅游公司安排的，连包租专机，也是他们谈定的，这是西方旅游业最通行的做法。”

1986年6月20日，启程的日子终于来临。在意大利热那亚机场，有300人登上一架巨型波音747客机。除此之外，客机上还装着演出的布景、戏服、音响器材，以及2吨左右的食材和每个人的行李。

帕瓦罗蒂记得，巨无霸客机开始移动与加速后，每个人都望向窗外，怀疑飞机是否飞得起来。起飞的那一刻，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猜想，“飞机一定碾过热那亚机场的每一寸跑道后才升空。”

“一切事物都令人着迷”

隔天中午，飞机在首都国际机场缓缓降落。帕瓦罗蒂一行刚下飞机，就被早已等候多时的接待人员、记者们团团围住。

一位中国女记者拿着麦克风，用纯正的意大利语问他是否高兴来到中国。帕瓦罗蒂回答说：“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让我深受感动。希望这趟访问能够成功，中国人民会喜欢我们的演出。”

到机场贵宾室后，出现了尴尬的一幕。据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吴祖强回忆，帕瓦罗蒂块头太大，没有一张沙发能坐得下。好在他反应比较快，立即坐到了并在一起的两张沙发的扶手上。

彼时，帕瓦罗蒂切身感受到，已经身处另一个世界。“围在身边的人讲的是中国话，四周的招牌也都是中文，你弄不清楚男女厕所的分别，连炎热的夏天飘来的树木与花草芬芳也不一样。”

出了机场，帕瓦罗蒂一行坐上巨型奔驰轿车、红旗车，前往北京西山景区内的香山饭店。一路上，车窗外的景色让帕瓦罗蒂十分着迷。尤其是，他从来没见过那么多自行车。“在中国，似乎无论男女老幼都骑自行车，汽车则非常少见。”

北京的街头，还有很多牛车。“我们马力强大的奔驰车也无法开得比牛车快。”帕瓦罗蒂记得，后来有一次，他从排演场地到酒店，来回用了四个多小时，“因为途中遇到好几次牛车堵塞的交通状况”。

这些场景，把帕瓦罗蒂带回遥远的童年时代。1935年，帕瓦罗蒂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小城摩德纳。他的父亲是面包师，母亲在雪茄厂工作，全家人住在市郊村庄，过着拮据的生活。

他小时候，摩德纳还没有因世界顶级跑车法拉利而著名，路上的马比汽车多，两三个小时才有一辆汽车驶过。像北京一样，家家户户门口也有小菜园，种一些土豆和番茄……

北京街边的水果摊上，摆着一堆堆漂亮的瓜果。帕瓦罗蒂看到后，觉得“有些难为情”。因为他大老远从意大利运来一大批甜瓜，最后冰箱空间不足，这些甜瓜只能在炎热的天气中一点点腐烂。

帕瓦罗蒂对香山饭店很满意，“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放下行李，开始在房间里面“搭厨房”，由于带的食物和锅碗瓢盆太多，实在摆不下，只好让住他隔壁的秘书搬出来，再把厨房搭在空出的房间里。然后给他的秘书另外安排了一间房。

按照惯例，第一天晚上，中方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为远道而来的客人设宴接风。席间，刘德有代表文化部致辞。他提前拿到讲话稿时，看到开头的称呼是“尊敬的帕瓦罗蒂先生及夫人”，觉得“先生”有些别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刘德有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日语翻译。他深知，“称呼”背后大有学问，于是在现场请教了一位同志。那位同志说，“对于帕瓦罗蒂还是称‘大师’比较好，用英文就是great master。”刘德有随即和译员商量，把讲话稿做了修改。

当晚，中国人的热情友善，给帕瓦罗蒂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我的世界》里回忆道：“每个人都对我们很友善，但不是那种官样的友善，而是轻松、愉快的亲切对待。”“每个人都很快活、友善，随时都笑口常开，并努力和大家说英语。”

第二天，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很快投入排演。他们准备为中国观众上演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普契尼创作的《波希米亚人》，又名《艺术家的生涯》。1961年，这部歌剧曾让25岁的帕瓦罗蒂一举成名，从此也成为他的保留剧目，在世界各地演出过。

排演地点在天桥剧场。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天桥剧场，是新中国第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大型剧院，其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大剧院。而彼时的设施已经陈旧，没有空调。六月的北京，又暑热难耐。帕瓦罗蒂挥汗如雨，手里的电动小风扇一直转个不停，却没有丝毫抱怨。在他看来，“这些不便和我们所做的文化交流相较起来，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为了配合热那亚歌剧院，中央歌剧院有20多人在这部歌剧中担任哑剧演员。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孙萨利就是其中之一，她告诉记者，“1982年，意大利歌剧专家吉诺·贝基曾指导我们排演过这部剧，但因为歌剧是集音乐、戏剧、舞蹈等于一身的艺术，演出成本太高，一直没机会公演。这次能参与排演和演出，而且是和帕瓦罗蒂同台，每个人都很兴奋，排演过程比较顺利。”

不过，排演过程中，也有一些小插曲。

歌剧《波希米亚人》讲述的是，19世纪法国巴黎拉丁区流浪艺术家们的爱情与生活。其中第二幕街景中，有一位小男孩和一位老人争吵的场景。在排演现场，文化部负责“把关”的人对此提出异议，“中国的小孩不可以对老人有不敬的举止，这里必须修改”。

此外，这部歌剧的导演，在舞台上安排了几名演员扮演妓女，作为巴黎街景的一部分。但文化部的负责人表示，“现代中国已经没有这类妇女，政府不希望观众再想到这门禁忌的行业。”

小插曲并没有影响排演进程，但让外国艺术家们看到了两个世界的差异。帕瓦罗蒂认为，“这是不同文化交流时，不可避免的事。”

“这样热情的观众不曾见过”

对帕瓦罗蒂来说，中国是遥远而陌生的。来北京之前，他难以知道，中国观众会对他的演唱有什么样的反应。

一位朋友告诉他，中国人含蓄内敛，看演出时不会有热烈的反应，他因此而忐忑。“主办当局费了很大一番功夫才把我们弄到这里，我们对这次难得的计划极为兴奋，如果观众只有礼貌性的冷淡反应，大家一定会十分失望。”

带着这份忐忑，6月24日晚，帕瓦罗蒂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了首场独唱音乐会。音乐会上，他唱了《弄臣》选段“女人善变”、《图兰朵》选段“今夜无人入眠”等，12首意大利经典歌剧唱段。

帕瓦罗蒂的音色很美。他的声音浑厚而富有表现力，编剧、作家邹静之曾形容当年听到他的第一声唱：“心里的感觉是骄傲——为人类有这样热情的声音而骄傲。”现场2700名观众如痴如醉，演出结束时，掌声如雷，最长持续了6分钟。

今年93岁的刘德有仍记得，当时坐在他身边看演出的是开国元帅陈毅之子、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陈昊苏，“他一边激动地站起来鼓掌，一边说太好了太好了，从来没看到过这么精彩的演出！”

手捧鲜花的帕瓦罗蒂，连续谢幕15次。现场观众仍意犹未尽，久久不愿离去。他被观众的热情打动，又加唱了5首意大利歌曲。加演的曲目与时间，甚至超过了半场演出时间。

作为一名歌唱家，帕瓦罗蒂深知，音乐有扣人心弦的强大力量，但先决条件是：现众心中必须有情感可供挑起。中国观众心中藏着什么样的情感，他事先一无所知。事实证明：“中国观众心中深藏的情感，和米兰、巴黎或纽约观众心中是一样的。”

他后来回忆道：“我到过世界各地去演唱，像这样热情的观众还不曾见过。他们欣赏的喜悦，似乎是那么地慷慨、开放，没有沾染丝毫的排外或嫉妒色彩。”他还不无幽默地开玩笑说，在唱《我的太阳》时，观众的反应更是匪夷所思般的狂热。“不知情的人，甚至会以为这是中国国歌。”

走出剧场时，有很多人找帕瓦罗蒂签名。“连中国儿童都知道我灌录的歌剧名称，他们不分老幼都拿我的录音卡带要我签名。”他对同行的伦敦唱片公司的人说，“你们在中国卖了不少我的唱片啊！”

对方一脸苦笑，“我们什么也没卖，业绩是零。你看到的所有唱片都是盗版。”帕瓦罗蒂为此感到可惜，“因为我不能从黑市拿到任何版税。不过，有这么多中国年轻人费心找我的录音，还是让我留下深刻印象。”

还有人带着《帕瓦罗蒂：我自己的故事》要签名的。这本书是帕瓦罗蒂和美国作家威廉·莱特合写的第一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书的纸张看起来有些粗糙，他不确定是不是盗版书，但也欣然在上面签了名。

随着个人演唱会的成功，帕瓦罗蒂明显感觉到，“每次我的轿车停在剧院前，等着向我致意的群众也愈来愈多，路上向我挥手的民众也不断增加。”

6月28日，是《波希米亚人》在天桥剧场首演的日子。那一天，天气非常热，帕瓦罗蒂热得“就差脸上的妆没有融掉”。很多观众都是从单位直接骑自行车过来，到剧场时全身冒着热气、汗流浃背。“这种情形和一般歌剧观众惯有的形式与规矩，形成强烈的对比。”帕瓦罗蒂在回忆录里特意写了一笔。

帕瓦罗蒂非常迷信。在他的家乡摩德纳，有一个传说：金属会带来好运，弯头钉子可以辟邪，也可以把魔鬼牢牢钉死。帕瓦罗蒂对此笃信不疑，每次演出前都会找弯头钉子，如果找不到就不出场。幸好，中方事先了解此事，故意把弯头钉子扔到后台，等他去捡。

来北京前，他曾安排所有演出者飞到梵蒂冈，请教皇为他们的旅行祝福。教皇还送给他一串念珠，以保平安。他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尽一切力量防止厄运发生。”

歌剧《波希米亚人》的大幕，在天桥剧场顺利拉开。音乐评论家卜大炜说，“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样水准的歌剧院整体携歌剧前来、这样声名显赫且正值全盛时期的歌王来中国，也实属难得。”

当时，卜大炜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中提琴手，有幸躬逢了这场盛会。他向记者追忆：“帕瓦罗蒂在《波希米亚人》中饰演诗人鲁道夫，这是他最钟爱、最拿手的角色之一。他在咏叹调‘冰凉的小手’中的高音C完成得美轮美奂。”

就在帕瓦罗蒂唱出第一个高音C时，台下有观众像京剧捧场似的，立刻爆出响亮的掌声。发现演唱并没有结束后，观众的掌声又立刻停下来。此起彼伏的掌声，随着他唱出的高音C，不断响起。

按照歌剧的观演礼仪，在乐曲当中鼓掌是不礼貌的行为。但中国观众对此并不知情，帕瓦罗蒂也并不介意，“他们听到喜欢的东西，便很自然地表达他们的欣喜之情。”

他认为，对艺术家来说，再没有比礼貌性掌声更糟糕的东西。嘘声可能更糟糕，但礼貌性掌声也好不到哪里去。相较之下，“不礼貌”的掌声岂不非常可喜？

“不礼貌”的掌声，让帕瓦罗蒂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今晚是我艺术生涯的顶峰”

《波希米亚人》演出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在中南海宴请了帕瓦罗蒂夫妇和热那亚歌剧院总监。同时邀请帕瓦罗蒂到人民大会堂开个人演唱会。

随行翻译告诉帕瓦罗蒂，“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人民大会堂对中国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建筑之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开会的地方。您将是第一位在人民大会堂表演的外国人。”帕瓦罗蒂欣然接受了这项殊荣。

出席作陪这次宴会的，还有意大利驻华大使马拉斯、王蒙、吴祖强等。王蒙在宴会上说：“真正的艺术是超出国界的，帕瓦罗蒂不仅属于意大利，也属于中国，属于全人类。我们可以说，帕瓦罗蒂是我们的。”

中国人的开放心态令帕瓦罗蒂感动。他在《我的世界》里写道：“虽然我们的音乐对多数人而言仍是相当奇怪，他们去能更深一层地体验，而不是当作另一种文化加以排斥。”

当时，王蒙坐在帕瓦罗蒂旁边。两人谈艺术、谈中西文化，相聊甚欢。两人甚至谈起各自的生日，都是10月出生。帕瓦罗蒂对王蒙说，在意大利人看来，10月出生的孩子最聪明。

宴会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回到酒店后，帕瓦罗蒂又开始犯愁。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演唱会，将是他演唱生涯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室内演唱会，而留给他准备的时间并不多。

最麻烦的是音响问题。在其他地方举行大型演唱会时，他通常需要24个小时架设音响设备。但在这个规模大得多，而且不是为演出而设计的厅堂里，算下来只有6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支配。

演出门票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一万张演出票，必须在几小时内印妥并迅速分配出去。这在意大利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中方的全力协助下，所有准备工作都奇迹般地如期完成。

7月4日晚，帕瓦罗蒂身穿黑色燕尾服、手里攥着白手帕，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舞台。白手帕是他的招牌，不仅能擦汗，也能缓解演出时的紧张、给他带来安全感。每次演出前，他也不免紧张。“对歌剧男高音来说，演出都像是一场斗牛，高音就是他必须面对与克服的愤怒野牛。有谁愿意在观众面前被牛抵伤呢？”

他克服了“愤怒的野牛”，也征服了所有观众。潮水般的掌声，仍在每个高音出现时响起。演唱会结束时，他挥舞着白手帕，和人民大会堂的一万名观众一起陷入疯狂。

王蒙曾用“辉煌”两个字形容在现场的感受。“意大利的美声唱法把人类的声乐发展到极致。他的声音一下子把整个空间占领了，那确实是艺术的高峰、艺术的极致。他的声音也是特别的辉煌，让你想到英雄，想到古典式的完满。”

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后，帕瓦罗蒂也不无激动地说：“今晚是我艺术生涯的顶峰。”

“在中国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帕瓦罗蒂成名后，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不管走到哪里，他总是住高级酒店、坐豪华轿车，一切活动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他的朋友不时挖苦他：“鲁奇亚诺，匈牙利的轿车如何？和智利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在全世界都一样。帕瓦罗蒂在各处奔走，看到的东西却很有限。

事实上，在中国的两周时间，帕瓦罗蒂每天都在尝试新鲜有趣的事。

他买了一条丝绸花围巾，准备作为礼物带回家，送给他的家人。但这条丝巾实在太漂亮了，而且四边是红色的，是他最喜欢的颜色。他披上以后，再也不想摘下来，除了演出没有佩戴，走到哪儿都披着这条花丝巾。

拜访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时，他就披着花丝巾。中国学生为他表演了唢呐与笙合奏，琵琶、二胡、扬琴等民乐独奏。演出结束时，童心萌发的他，把这几件中国乐器都试奏、试吹了一下，引起全场哄然大笑。

在中央音乐学院，他惊讶地发现，学习西方歌剧演唱的中国学生竟有这么多。他听了几位学生的演唱后，认为“有些人的声音很不错”。他对中国学生的唱法进行了指导，不时还拿出乐谱讲解。“不论我提到的是多微末的细节，他们总是很高兴，似乎很感谢我的评述。”

帕瓦罗蒂还去看了京剧演出。北京京剧院的演员们，为他演唱了《霸王别姬》《闹天宫》等几段经典戏。他看得很入迷，表演完毕后，上台向演员们道贺，并激动地问自己能否也来一段儿？

“京剧是一种奇妙的表演。”帕瓦罗蒂对这种奇妙的表演兴致颇浓，“因为我自己一生都活在类似的表演模式中。”但他没想到，京剧的准备工作比歌剧还要繁琐，工作人员光是为他描眉画眼、穿戏服，扮上西楚霸王的行头，就用了4个小时。

化好装后，两位京剧演员为帕瓦罗蒂示范了《霸王别姬》选段。他的耳朵很灵，也善于模仿。很快，他就用美声唱法模仿京剧武生，咿咿呀呀地学唱“力拔山兮气盖世”，引得满堂喝彩。

有趣的是，帕瓦罗蒂后来回看随行导演拍摄的纪录片《遥远的融洽》时，竟然认不出哪个是自己。“因为我的脸被涂上黑白相间的油彩，头上还顶着头套，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图兰朵公主。”

旅游观光也是此行的必备项目。帕瓦罗蒂去逛了故宫、天坛、景山公园等名胜。据王蒙回忆，帕瓦罗蒂在故宫听到用编钟敲出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时非常感动，他说，想不到两三千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乐器，现在还能演出。

逛天坛时，翻译吴泽恩告诉他，这里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求雨和祈祷丰年的地方。当他迈入祈年殿，庄严肃穆的氛围，让他感受到一种神圣的力量，竟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唱起了意大利歌剧。余音绕梁，久久不息。

除了歌剧，帕瓦罗蒂也是意大利美食的推广者。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向别人“安利”意大利美食。在香山饭店时，他甚至请中国厨师到他的“厨房”里来，由他的两位意大利厨师，教他们如何做意大利面。

有一天，帕瓦罗蒂和姐姐蕾拉、几位朋友在餐厅吃过晚饭后，心情十分愉快，开始唱起传统的意大利歌曲。饭店的服务员都停下工作，厨师也从厨房走了出来，大家围在餐桌周围，静静欣赏陌生而美妙的音乐。一曲终了，大家都热烈鼓掌。

随后，一位身穿白色制服、头戴厨师帽的年轻厨师，也忍不住唱了一段京剧《赵氏孤儿》选段。“他出色的表演，让我们着迷，但他到某个地方记不起歌词，自己也笑开来。每个人都为他欢呼。”

帕瓦罗蒂在北京玩得不亦乐乎，他的家人同样拥有美妙的观光之旅。据他回忆：“我几个女儿很想参观她们书上读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起初人们告诉她们，这个地方离北京太远。然而他们私底下打电话联络，并安排两架飞机载所有希望参观的团员前往。这就是我们中国东道主一贯的体贴与周到之处。”

这次中国之行，被帕瓦罗蒂称为“毕生最美妙的经验之一”，永远不会从脑海里消失。他后来在自传《我的世界》中，用一章的篇幅记述了此行的种种奇妙体验。他写道：“类似的体验一生难得出现一回，第二次绝不会再有。”

纪录片《遥远的融洽》后来在美国公演，引起轰动。影片放映后，帕瓦罗蒂对记者说：“我感到莫大的快乐和满足，我总觉得在中国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记者追问：“您学到了什么？”他回答说：“一点中国哲学，这对我来说既有趣又惊讶，因为她与过去的意大利非常相似。中国人也像我还是小男孩那个时代的意大利人，他们并不富裕，但充满欢笑。”

帕瓦罗蒂在中国则掀起一阵歌剧旋风。

卜大炜认为，帕瓦罗蒂的到来，让歌剧和美声艺术在中国响遍大街小巷。人们开始津津乐道于美声歌唱，人们言必“今夜无人入眠”，言必“高音C”。更重要的是，“他让中国音乐人领略到了正宗意大利美声，也激励了中国的美声领域，而且开始人才辈出。”西洋歌剧艺术的轮廓，由此在中国渐渐清晰起来。

2001年6月，为了给北京申奥助威，帕瓦罗蒂再次访华。他联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三位世界顶级男高音歌唱家，在故宫午门前举办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演唱会。据说，全球有30多亿观众收看了这场演唱会的电视转播，现场有3万多名观众。

当时，卜大炜所在的乐团担任这场演唱会的伴奏。他记得，“帕瓦罗蒂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几乎不能走路。排练后，他从舞台下来两臂要搭在两名保镖肩上。但他一展歌喉时，仍颇具神采。”

岁月催人老。那个在天安门广场上骑自行车狂奔的老帕，终究还是老了。从2004年开始，他开启告别舞台的世界巡演。“我将重新回到以前演出过的一些城市，我的心中充满怀旧的感觉，就像重新掀开一本旧书，每一页都写满了回忆。”

这本书的最后一页，于2005年末在中国北京和上海掀开。那时，70岁的老帕只能坐在轮椅上唱。卜大炜作为乐团的演奏员为他伴奏，感受到他演唱时的气息和瞬间的情绪转换，“他的声音已经明显带有颓势，有的曲子不是降半音了，而是降大二度了，但他的歌声仍是那样醉人，这就是一代大师的艺术魅力。”

帕瓦罗蒂把一生献给了歌剧。在告别演唱会的舞台上，他曾深情地说：“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但是，当我意识到这种感觉即将结束，而且永远不会回来的时候，有些伤感。我来了，我即将告别，离开总是令人感伤。我会带着微笑离开，不带走一丝遗憾。”2007年，他在家乡摩德纳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