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赋能，高质效履职“融”起来
数字化浪潮下，检察工作正经历深刻变革。数字检察正成为推动“四大检察”深度融合、一体履职的重要力量。《检察日报·数字检察专刊》摘选北京、浙江、四川三地检察机关运用数字检察融合性思维和理念，找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推动“四大检察”融合发展的办案故事，展现数字赋能推动检察工作融合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
精准把脉社会治理难题
“20多万条交易数据、上万个主体、上亿元补贴、业务遍布11个区……在办理以虚填农药销售订单等方式骗取农药补贴的多人诈骗案中，面对海量繁杂的数据，我们建立骗取农药补贴大数据监督治理模型，通过碰撞、关联异常数据，深挖线索，实现全链条打击。”近日，最高检刑事检察调研组在北京市检察机关就数字检察与刑事检察工作深度融合开展调研时，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对研发模型的应用和成效进行了汇报。
国家近年来出台系列支农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绿色防控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但却有不法分子借机大肆套取涉农补贴资金。该院于2022年办理的夏某、李某等多人诈骗案，便牵出了北京某公司长期骗取国家农药补贴的犯罪事实。
据办案检察官陈丽英介绍，该案中，夏某伙同公司团队在北京市房山区、海淀区等多个区县寻找农户，并与农户串通，以虚填农药销售订单等方式骗取农药补贴。经检察机关多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并到北京市植物保护站、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走访调研，发现涉案人员作案方式具有规律性，同时还有部分涉案人员供述称骗取农药补贴是行业潜规则。
“通过上述案件的办理，我们认为个案绝非孤立存在，背后一定隐藏着类案监督点。”陈丽英说，该院随即组建工作专班，剖析个案背后的共性问题，提炼关键要素，并在明确数据筛查方向后，邀请公安、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论证，综合全案证据，研究数据需求、数据搜集、数据比对的可实现性、可操作性，最终确认了基础数据、关键词及逻辑规则，创建了骗取农药案件监督治理模型。
截至目前，该院通过该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共向全市移送问题线索74条，涉及10个区，已立案18件，并向天津市公安机关移送了相关线索，启动京津协作办案模式。同时，北京市检察院统筹部署，召开检警座谈会，达成共识，形成全域、跨省协作联动的刑事治罪治理网络。此外，为推动从专项打击到长效治理，该院还统筹发挥“四大检察”职能，刑事检察部门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联动，对问题所涉及的行政机关及对应监管职责进行梳理归纳，研判开展立案审查的领域和方向，调取相应刑事案件材料，固定基本事实和证据。目前，通过综合履职，该院共促成查扣、冻结违法公司账户财产600余万元，公司人员退赃退赔28万元。
“我们要秉持治罪与治理并重原则，将数字检察充分运用到‘四大检察’各个环节中，及时、精准把脉社会问题，深挖细挖融合办案的可能性。”今年4月，在该院召开的一场“四大检察”线索会商会上，该院检察长钟达先提出要求。会上，各部门针对虚假诉讼套取住房公积金数据监督模型运行情况开展了充分讨论。
原来，2022年初，该院民事检察部门接到线索，发现出现多起类似情况，相关涉案人员经人民调解程序快速达成调解协议，并经法院司法确认，但案件当事人均未履行裁定书义务，在经原告申请强制执行后，最终法院冻结并扣划了相关人员的住房公积金账户资金。“经过询问、调查，我们发现涉案人员串通好一套术语，在开展人民调解及司法确定时，便把提前准备好的‘台词’复述一遍，实则是为了通过‘假官司’套取住房公积金，属于典型的虚假诉讼犯罪行为。”办案检察官王辉告诉记者，在办案过程中，北京市检察院、房山区检察院共同研发了虚假诉讼套取住房公积金数据监督模型，并依托大数据检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此次召开的“四大检察”线索会商会，正是为了从线索切入，推动“四大检察”内部衔接，形成高效运转的信息传递渠道，提升法律监督的精准度。
“我院依托监督模型共提出检察建议、抗诉案件206件，移送犯罪线索269条，其中，向河北省检察机关、辽宁省检察机关移送跨省线索114条；刑事审查起诉178人，督促追缴公积金和违法所得1300余万元；开展‘对人监督’，发现在调解、诉讼、执行环节中经办人趋同的，主动审查其产业链的利益输送情况。”王辉介绍说。
据了解，除了线索会商外，该院在办案和建模过程中发现相关部门存在制度漏洞的，也会组织召开“四大检察”会商会，围绕社会治理问题开展分析研究，研读各类政策文件，厘清相关部门职能及履职情况，听取各部门意见，制发检察建议，不断提升制度的规范化水平。
数字检察作为检察机关更好地一体履职、综合履职、能动履职的强有力引擎，正为推动“四大检察”融合发展输入澎湃动能。“我院将继续强化数字检察工作统筹，通过数据运用及时把脉社会问题，不断拓展法律监督的深度、广度，加强‘四大检察’各类监督同办联办，实现更多新作为。”钟达先说。
劳动者健康保护措施
全面升级
防化服、防毒面具、防溅眼镜、手套和防滑鞋等防护用品人手一套，厂房外绿树成荫，车间内通风设备持续运转……日前，浙江省永嘉县检察院检察官再次走进该县某电镀厂，在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现场回访时，发现企业整体环境比之前明显干净整洁了许多，室内外防护措施也更加规范。
2023年8月，该院在办理邰某行政争议案中发现，被害人家属邰某因怀疑女儿（已殁）所患疾病与其单位工作环境有关，认为是用人单位未给在岗职工提供足够的防护用具所致，于是向永嘉县卫生健康局申请公开永嘉某电镀厂2018年12月至2003年1月全体员工职业健康检查情况、职业病与疑似职业病报告等信息。
围绕邰某女儿是否系在单位务工期间导致职业病继而死亡的问题，经浙江省、温州市两级疾控中心多次诊断鉴定并复议复核，排除了其死因为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邰某最终也表示认可鉴定意见。
虽然这起行政争议案件得以化解，但检察官在调查时发现，由于邰某女儿所在企业未按职业健康安全防治相关规定向相关行政单位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导致县卫生健康局无法获取并公开该企业的相关信息。
“辖区内是否还存在其他企业同样没有按照职业健康安全防治要求进行检测、申报的情况？”该院第五检察部副主任叶高洁提出这样的疑问。于是，检察官又随机抽查了另外两家企业，但在相关平台上也未查询到这两家企业的相关申报信息。
“看来这是普遍性问题！”2023年9月，该院决定以劳动者职业健康保障为切入点，部署开展职业病防治相关领域的类案监督行动，依法监督相关行政机关积极履职，规范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工作。
办案检察官从有关部门调取辖区内所有企业名单，筛选出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的企业。“我们通过搜索‘冶金’‘建材’‘化工’‘鞋服’等关键字，得出可能需要做职业安全健康检测的企业名单等信息，再将上述数据与已做职业安全健康检测的企业名单进行碰撞，得出需要监督治理的问题线索。”叶高洁说。
通过大数据碰撞，该院筛查出职业安全健康防治违法行为案件线索上百条，发现永嘉县辖区内涉及职业病危害的企业有4000多家，占在册企业总数的16%。2019年至2023年9月底，辖区内有84家企业因职业病防治不到位被行政处罚。
此后，该院针对这些“问题企业”开展公益诉讼调查，确认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区域和工作环节，了解生产作业流程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及行政主管部门监管等情况。2023年12月4日，该院召开听证会，听取政府部门、企业代表、群众代表等多方意见，深入剖析问题企业经营管理问题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量体裁衣”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永嘉县相关行政部门迅速行动，依法对87家企业作出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并督促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加强开展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培训等工作。
截至2023年底，全县已有1065家企业向有关部门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有1300多家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参加了职业健康安全培训，化工、电镀、铸造、泵阀、制鞋等行业的近1.8万名工人进行了职业健康体检。
为巩固拓展监督成效，深化劳动者权益长效保护，该院积极推动相关部门在永嘉县内全面开展为期3年的职业安全健康专项整治工作，整治对象为未落实职业病危害防治主要工作措施且存在职业病危害严重情形的企业。
在开展专项监督过程中，该院注重融合监督，提升监督质效。办案检察官发现遭受职业病危害的往往是弱势群体，为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该院依法能动履行民事支持起诉职能，会同民政、司法、医保、妇联、残联等单位建立民事支持起诉协作机制，推动落实全县弱势群体权益保护领域制度保障。
此外，为配合专项整治行动，助推检察监督与企业安全生产形成工作合力，保障企业生产安全和劳动者健康权，该院组织多名检察官到辖区多家企业开展法治宣传。目前，该院已为全县泵阀、鞋革、纽扣等各行业百余名企业高管、负责人开展涉企刑事风险专题讲座，重点阐述职业病安全防治问题。
截至目前，全县职业健康安全主体责任已基本落实，职业病危害源头得到有效遏制，工作场所粉尘、噪声等职业病危害状况明显好转，作业环境显著改善，县内企业人员职业健康意识显著增强，检察机关运用数字检察为劳动者构筑职业健康的法治屏障取得明显成效。
孩子的生活费有着落了
“做好家庭教育，最主要是真正担负起父母职责，从平等的视角倾听孩子的需求。”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检察院的家庭教育法治指导工作站，17岁女生小月（化名）妈妈的分享让在场的家长深受触动。
小月在父母离异后一直跟随父亲生活，其间母亲疏于管教并拒绝支付抚养费。小月的父亲忙于生计，对小月管教方式简单粗暴，父女之间缺乏沟通、关系紧张。为远离父亲管教并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小月较早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后受利益诱惑，将自己的银行卡以350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人，实施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
案件移送至该院后，办案检察官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到上述情况，多次同小月母亲沟通，在释法说理的同时，督促其及时将欠付的抚养费支付到位，并联合区妇联、关工委、社区等部门对小月母亲定制了个性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方案，对小月父亲的教育方式也开展针对性督导。小月母亲最终认识到自己多年对孩子监管缺失的危害，父女间的矛盾冲突也慢慢缓和。小月的母亲还主动作为志愿者到家庭教育法治指导工作站协助开展志愿服务。
为减少未成年人因基本生活、教育得不到有效保障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风险，该院对全区近5年共48件未全部执行到位的抚养费纠纷案进行全面清查，发现法院在办理相关案件时，存在未穷尽财产调查手段导致抚养费未执行到位案件2件，未将不履行财产报告义务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案件5件，督促法院追回抚养费2万余元、将5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考虑到上述情况在全市范围内可能普遍存在，为充分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成都市两级检察院决定打造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利用大数据技术挖掘涉未成年人抚养费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是否存在可供执行财产、法院在办理相关案件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是否符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案监督条件、未成年人是否属于困境儿童等线索。经充分分析监督要点、梳理研判规则、确认技术路线，检察人员将技术与业务充分融合，构建了未成年人抚养费执行活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并在成都市检察机关推广应用。
“法院以小颖父亲无财产可供执行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但法律监督模型显示，小颖父亲有社保缴费记录且有工资收入。”在开展模型应用过程中，未成年人小颖（化名）申请强制执行其父亲抚养费一案进入了彭州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的视野。
办案检察官经调查得知，小颖父亲在离婚后就没有支付过抚养费，小颖母亲申请强制执行未果后，因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到省外打工，小颖被寄养在亲戚家。
办案检察官将模型筛查线索移送至法院，督促法院执行局调查小颖父亲工作及收入状况，发现小颖父亲确实有工资收入。在法院开展执行款划扣的同时，检察机关也帮助小颖申请了司法救助金。依托监督模型的助力，成都市检察机关已为多个类似家庭的困境儿童申请了司法救助金。
据悉，依托该模型，成都市检察机关对成都市两级法院办理的506起涉未成年人抚养费案件执行情况、案件所涉当事人的社保缴纳情况等数据进行筛查比对，发现监督线索794条。截至目前，成都市检察机关已制发检察建议40份，监督法院恢复抚养费执行案件145件，对18名被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为30名未成年人追回抚养费15万余元，有力促推法院规范执行行为，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目标在于实现未成年人的全面综合保护，只有将业务开展和技术发展全面融合起来，依托科技的触角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延伸到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够真正守护好他们健康成长。”成都市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丛林说道。下一步，成都市检察机关将继续依托数字赋能，对在履职办案过程中发现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法律监督，联合相关部门全方位呵护未成年人健康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