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36本书 万万没想到他是这样的院士

本报记者  李喆

校园里，岸边的垂柳碧绿如丝，如云，迎风摆动，拂过湖边的建筑，典雅的图书馆也变得灵动飘逸。3月20日，“马国馨：我的设计生涯——建筑文化图书展”在天津大学拉开帷幕。这是国内建筑界第一次用一位设计大师著作谱系展示建筑文化的展览。

马国馨是中国第三代建筑师的优秀代表，1994年被授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称号，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22年成为“资深院士”，曾负责和主持的设计项目有北京国际俱乐部、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2航站楼和停车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等。现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顾问总建筑师、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会长。

春光里的人们，纷纷停下脚步，走进由建筑案例、图书影像，以及绘画、篆刻等艺术作品搭建的展览空间，循着马国馨院士作品《南礼士路的回忆：我的设计生涯》展示的七个建筑创作面，以及他的36本著述与参编书目参观浏览。马院士亲自“导览”，与中国建筑领域的建筑学人及院校师生等亲切交流，气氛十分热烈。人们发现，这些作品串起来，展示出一种生命体验和价值抉择，充满热爱与活力。

策展人金维忻表示，看到展馆里静下来慢慢读的观众，特别欣慰。一直以来，她都被马院士的写作、思考所触动，她希望本次展览能够成为阅读院士大师人文世界的开始，能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当代中国建筑界的学术贡献和思想成果。

平易近人、严谨求实是马老给人的第一印象，而他终身学习、不断充电，保持独立思考的人格魅力，也令人印象深刻。3月28日下午，一个春天的风沙天，马国馨院士接受了北京青年报的独家专访。我们约在北京建院见面——南礼士路62号，这是马院士工作了50多年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一砖一楼，一草一木。

没想到，82岁的马老是自己开车来的，他一头银发，眼睛清亮，看上去神清气爽。走进马老的办公室，可以看到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设计材料、工具模型，以及他的收藏品，简直像个小型“仓库”。他随手拿起一封信，“这是20年前我同学给我的来信，那次他说了我们在绵阳从事三线建设的事。” 记忆力惊人的马老还展示了他珍存的数万张正片，它们拍摄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一张底片背后的故事他都如数家珍。

人的生命有三个层次，书比人长寿

北青报记者：在天津大学举办的“马国馨：设计生涯建筑文化图书展”，您一大早到现场“导览”，下午还与青年学子座谈交流，乘高铁早出晚归，令人感佩，也请您回顾一下此行的感受。

马国馨：其实一开始我说不去的，我去了，来的很多人难免要说一些拜年的话。后来我为什么去了？说实话，单说办这个展览、写《南礼士路的回忆——我的设计生涯》这本书，我还是想表现建筑师的实际价值。但这里也有我的感谢，从反映我成长、工作经历的《礼士路札记》《老马存帚——手绘图稿合集》，到关于人物的《长系师友情》，还有《清华学人剪影》《建院人剪影》摄影集等，在出版书籍还较困难的情况下，能出来这么多本书，从我来说，非常感谢“天大”出版社，以及金磊主编为首的《建筑创作》《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编辑部全体同仁给予我的极大支持。尤其我近年患上帕金森后，写的稿子字迹越来越潦草，难于辨认，编辑部录入时需要专门有人“破译”，最近这一本书就70万字，没有他们做这些很细致的工作，顺利完成这么多出版物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天我最感动的是一位老朋友对我说的话，她说她现在退休了，前不久90岁的父亲也去世了，她说，“我当时特别悲观，想还能干什么呀？看了你这个展览我就来劲了，你的大部分工作都是60岁以后做的，让我感到后边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其实很多朋友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觉得人生到了七八十岁，还能够发挥作用。

北青报记者：您自1989年推出第一本著作《丹下健三》以来，近35年间相继编撰出版了36本著述，包括29本著作、7本参编书目。庄惟敏院士说，您的“字里行间都带着温度，闪烁着光芒”。

马国馨：我们这代人耕耘了好多年，我觉得需要把这些过往都整理出来，也算是立一家之言。再一个，北京建院领导也很支持，所以我就加大力度赶紧写。另外，70岁的时候觉得时间还很富裕，到现在就觉得，哎哟，倒计时了。而且我总能受到一些启发，比如我的人像摄影集是受清华大学老校友张祖道作品的影响，我的出发点就是想为他们留下一份人物档案。自这几本摄影小册子出版以来，其中收录的人物已先后有170人去世，这也说明了留存各种人物形象的必要性。

我现在还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我还存有和中国建筑界第一代、第二代好多人的书信往来，这也是历史的一个碎片。前不久《建筑学报》杂志跟我约稿，刚出版的第三期就登了我回忆著名声学专家徐亚英的一篇文章，他去年12月刚刚去世。

从我来说，现在80多岁了，抗战时期、民国时期到解放，这些时代都经历过，参加工作正好赶上新中国的建设。与其他同事比，我77岁退休，又继续工作了好多年，倒是完成了当年清华大学蒋南翔校长所提出的“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几十年中，我秉持“聚沙成塔、积跬步成千里”的意念，出版了数百万字，虽然看起来质量和品位一般，但总是自己心血的结晶，敝帚自珍，如果有一点点能够有用或能存世，那就十分欣喜了。

北青报记者：您说“书比人长寿”，在您看来，整理过往出版作品，是延续生命的一种表达？

马国馨：“书比人长寿”，是我引用费正清写给赵家璧信里的一句话。我认为人的生命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理寿命；第二个层次是这个人走了，人们还记得他、知道他；第三个层次就是这个人留下的东西，包括他的著作、他的思想还能被大家所关注。我觉得从历史的角度认识这个事可能更重要。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单位的历史，一个学校的历史……再推进到一个家族的历史，一个人的历史，只有把这些碎片、局部拼接起来，补充历史的面貌，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宏大的历史。

我研究生、博士生读的是理论与历史，读司马迁《史记》就是从宏观到微观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记忆。尤其是我有个明显的感觉，进入快速社会之后，人们很容易遗忘，我跟年轻人聊天，有些历史人物他们已经完全不知道了。我为什么第一篇文章就写北京建院的张镈大师？他设计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很多经典建筑，但老先生过世以后很少被人提起了。

老一辈人千方百计给你出主意，让你做好工程

北青报记者：请您分享一下您在“水木清华”的求学经历。

马国馨：中学毕业以后，我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我们入学是1959年，我们班90个学生。这个班特别幸运，那时候清华校长蒋南翔调整了招生政策，从这点看，他还是很有胆识的，他有他治学的想法。我们上学的时候，“反右”已经过去，整个六年的学习时期氛围比较宽松。最开始我们只能学到苏联的东西，对苏联历史了解特别清楚。后来慢慢接触到西方的理论，每个人都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看法。

临近毕业的前一年，学校要求“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当时清华大学要把一部分机要学科搬到三线内地，所以我们到四川从事三线建设。在绵阳的一个山沟里做总图规划，先是自己测地形图，一点一点找资料，琢磨方法。这种锻炼使我们毕业以后可以和社会更快地对接。

1965年我回到北京，就被分配到北京院，从此开始了50多年的职业生涯，和北京院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记得当时的礼士路非常安静，马路上都是合欢树，工间操时有的职工就在马路上打羽毛球。北京院是和共和国同龄、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设计院，虽然我所完成的设计工程以及项目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通过个人的回忆，总还是能够为它的历史补充一些片段，也有助于人们了解建筑师的工作。

北青报记者：您在设计之初就得到不少老一辈建筑师的帮助和提携，一直以来，在您的书里也详尽记录了建筑背后的那些“人”，让更多的建筑师走进了大众视野。

马国馨：我到院接手的第一个工程是人民日报宿舍的自行车棚和公厕，我真的是全力以赴，画了两张小图，结构、设备、电气设计都表现在建筑图上，1968年7月15日出图。当时之所以特别认真重视，是因为北京院除了老一辈的技术人员外，还有号称“一百单八将”的骨干队伍，他们有经验、出图也快。我是刚分配去的大学生，他们在边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教我。老一辈的人对自己没什么考虑，就是关心你、支持你，千方百计给你出主意，让你做好工程。

1971年，建国门外的北京国际俱乐部工程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公建工程。我们设计院的张镈、张开济二位老总刚恢复工作，对工程提了不少建议。吴观张曾回忆，我们几个人几天几夜没睡觉，用水彩画画出一幅建外大街的街景立面效果图，有一米长，领导一看就拍板，一次通过了。正是由于吴观张的“放手”，我在工程各个环节上都得到了充分锻炼，他是“最早把我带入公共建筑设计的引路人”。

作为设计工作的参与者，我还是想尽力查找资料、搜寻笔记和头脑中的印象，力求把设计和建设的过程表现得更真实全面。我始终认为，中国建筑创作的繁荣和走向世界离不开哲学、历史、经验三个基本要素。经过世代交替，我们很多中青年建筑师已经成为我国建筑创作的主力军。

这个行业最难的是创造的过程，需要开阔的视野

北青报记者：上世纪80年代您到日本丹下事务所研修，是怎样的机缘？

马国馨：那时候国家刚实行改革开放，1980年8月，应北京市的邀请，丹下先生一行来北京访问。可能因为很多人从没有到中国访问过，当时一起来的人员比较多。在北京饭店，丹下先生和我们将要去日本学习的5个人见了面，当时我还带去了一张我画的透视图，这引起了丹下先生的注意。那时候被公派到国外著名建筑师事务所的机会并不多，丹下先生希望中国能派一些年轻人前去，我们是“文革”之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我和另一个人是5人中最年轻的，也已经38岁了。到日本后，研究所的年轻人开玩笑说，来的都是“大叔”级别的。

在丹下事务所研修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转折，开阔了视野，参加设计了不同的海外项目。为了加强对日本的了解，我还翻译了许多日文原著。

到日本不久我就购置了佳能AE-1，这也激发了我对摄影的兴趣。在生活中，我们和日本研究所的同事相处得无话不谈。我们在家里为他们展示地道的“中华料理”，一次来了三四家的主妇，每人带着笔记本，记下制作的每一个步骤。还有一次所里的几个年轻人要参加香港顶峰的设计竞赛，这属于“干私活”，他们也在休息日把我叫去帮他们画了4张透视图。后来，这个“私活”也没得奖，得奖的是扎哈，就是大兴机场的设计师，那时候她刚刚出道。我印象她当时的那个图，大家谁都看不懂。

北青报记者：这么说，设计眼光一定要站在时代的前沿？

马国馨：做设计这个工作，第一得有理想；第二得有创造性。这个行业最难的就是创造的过程，因为从来没见过的东西才是原创。现在绝大多数都是改创，稍微改一改，基本都是这种状态。

当一个建筑师做项目多了以后，眼光和触及的东西一定也越来越多，慢慢就要考虑到这个建筑周围的环境是怎样的？这个城市又是怎样的？所以很多有名的建筑师都是从做建筑又做了城市规划，像著名建筑师丹下健三规划了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这是一种对未来城市的考虑，作为建筑师，要有这种开阔的视野。

北青报记者：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从数量上看，您所做的工程并不多。您最满意自己设计的哪个作品？“多任务进行”是您的设计工作常态吗？

马国馨：我获得梁思成奖之后，人家来采访我，就问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就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建筑师要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我的每一个设计都是从最初的理想主义最后变成现实主义。

事情非得经过才知难。做工程是一个很现实也很复杂的事，没有条件，你再努力也没用。其实一个建筑师的职业生涯真正做不了多少活儿，你看我亚运会这一个活儿就做了六七年，奥体又是六七年。我看人家有做了一两百个项目的，我想哪儿来的这么大精力？我做事基本还是单打一，我只能集中力量做一件事，这件事做完了再做下一个。同时做好多活儿，哪儿顾得过来？

我在书里也特别说到，我做的工程并不多。我不掠人之美，建筑设计是集体创作行为，有时候一个项目完工，底下人经常跟我开玩笑说，“一将功成万骨枯”。

青睐“沙发功”，还能说“脱口秀”

北青报记者：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人更胜任职业建筑设计师？

马国馨：作为建筑师，首先要有兴趣、得有理想，我心目当中这个楼应该什么样？起到什么作用？我怎么能把问题解决好？另外，做建筑这行得有充分的知识面，几乎什么知识都用得上，需要是一个杂家。我们老说“以人为本”，从设计来说，这个“人”实际应该是社会当中的人，因为建筑的本质都是为社会服务的，建筑师要尽量去解决社会问题。

北青报记者：马老的日常生活是什么状态？

马国馨：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季羡林有句话说，别人都是动功，他是静功，我说我是“沙发功”。像今天回去后我就躺在沙发上睡一觉，睡到六七点起来再做饭。

北青报记者：您还会做饭啊！您怎样管理健康问题？

马国馨：那当然了，我不讨厌做饭，以前还抄了好多菜谱。做饭于我是调节脑子，实际上也是一种休息。我这个人特别爱吃零食，我这牙原来嗑瓜子都给磕出个豁口来，后来给补上了。进入老年以后，身体陆续出现一些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我戏称自己是“四高山人”，我老伴就老管着我吃零食。

70岁好像也是个添病的时候，许多医疗专家都主张老年人“带病生活”是一种正常现象，所以我对疾病并没有太多恐惧，认为这是自然规律，只是感觉给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一些不便。

不过我也有一个总结，上清华时学校特别重视体育，一到下午4点多大家都去操场锻炼。我体育不好，跑也跑不快，跳也跳不高，但我的身体素质得到了锻炼。这60多年，忙得没时间锻炼，就靠着吃身体这点老本儿过来的。我常跟年轻人说，做建筑师最重要一条就是得有个好身体。

北青报记者：您在致辞时，经常切换各地方言，惟妙惟肖，万万没想到，马院士还能说“脱口秀”。

马国馨：我上学时不爱说话，也很胆怯，班上同学说我老气横秋，给我起外号叫马老。现在这么“贫嘴”，我老伴说怎么好像和学校时换个人似的，这都是工作中应体味的，我跟年轻人开玩笑说，建筑师第一看家本领就是“白话”。前不久演《繁花》的时候，上海人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用上海话聊过去；我说四川话，人家以为我就是当地人。

北青报记者：马老每天工作学习，手机会对您产生影响吗？

马国馨：我自己最大的毛病就是睡眠拖延症，前两天看手机里“王婆相亲”的新闻，本来晚上11点睡，一下拖延到快深夜1点。不过手机里的AI助手挺好，我问它问题，答得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