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使用谁的语言陈述？

本报记者 柳青

一个事业落魄的男作家可疑地坠楼死亡，他的作家同行妻子成功、强悍、不近人情，她因此被推上法庭，不仅接受司法调查，更遭遇针对私德的道德裁判。电影《坠落的审判》最后，女主角桑德拉的官司绝处逢生，陪审团作出“无罪”裁定。这部去年的戛纳影展金棕榈奖最佳影片，在中国上映十天，票房刚过2000万元，但影片在社交场域引发的讨论热度远胜于票房值。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在北京时曾提到，法国观众大多认为桑德拉是无辜的，而美国观众倾向她是有罪的。特里耶明确地说：“在法国，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把女性视为受害者，我不想再加入这种叙事了。我感兴趣的是展现女性的复杂处境。”桑德拉遭遇丈夫横死这一重大变故，以及陷入杀夫嫌疑和写作剽窃这些公信力危机时，她维持了几乎无懈可击的冷静，并且她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即便女法官、女律师和女调查员都隐约地流露出情感上倾向于她不该对丈夫的死负责，而桑德拉从不考虑触发或利用社会情感，始终坚持毫无失态的“言说”与“陈述”。面对强势的男检察官、仓促下结论的男调查员和站在丈夫的立场上控诉她的心理医生，她的自我定位不是弱势的被攻击者，她坚持用她的理性平和的言语重建“混乱的真相”。

夫妻之间的最后一次争吵中，面对丈夫指责她没有承担家务和母亲的职能，抱怨她使他身陷家务而无暇创作，桑德拉回击丈夫：你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地位自怜，然而你不是（受害者）。在庭前，她有过一段完整的陈述表达她对“受害者”身份的警惕和抗拒。当检察官咄咄逼人地质问她是否因为儿子意外致残而“怨恨”丈夫，她回复，她不认为儿子因为事故导致的视障而就此人生残缺，她希望家人和孩子都不要因为一场糟糕的意外而长久地沉浸在受害者的情绪中，恰恰在这一点上，她“承认”了对丈夫是有怨恨的，因为“他把自己的痛苦投射在孩子身上”，这影响了孩子的自我认知。

无论特里耶还是桑德拉，戏里戏外的两个女性写作者对性别议题的认知，远远超越了围绕男女社会分工的纷争。桑德拉在婚姻生活中看似占据更高的地位，拥有更强的能量，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她和塞缪尔之间男女职能的对调。作为一个成功的写作者，虚构的能力以及用虚构再造现实的能力，这是桑德拉拥有的隐秘的“权力”。叙事，意味着赋权，桑德拉对此有清醒的认知，也深谙其中脆弱的伦理。在庭上，她可能比在座任何人更明白“语言”可以何等程度地背离“真相”。律师樊尚为了给桑德拉作无罪辩护，利用塞缪尔和出版商的往来邮件，推导出“塞缪尔因创作力溃败而自杀”这样一套说辞，桑德拉却在第一时间分辨出这是一种被构建的“叙事”，并且在律师陈词后小声反驳：“塞缪尔不是这样的。”

语言无法覆盖现实和真相，就像电影里屡次出现声音和画面的脱离。夫妻之间最后一次激烈争吵的音频作为重要证据被呈堂，但那次争吵的“现场”只存在于桑德拉的记忆中，其余听众得到的只有“声音”，调查员、检察官和律师各自根据对话的语音、语调以及内容“重构”了他们以为的现场，但“真相”已经不可能如其所是地“示众”了。同样还有儿子丹尼尔最后的证词，他回忆父亲曾说过：“那个随时陪伴你、保护你的，说不定哪一天就离开你了。”其实在事发时，视障的男孩并不知道父亲以怎样的状态说出那些话，甚至他一直误以为父亲说的是陪护犬斯努普。他的陈词扭转了陪审团的态度，但他所提供的也不是“真相”，而是他所理解的父亲在绝望中的自我陈述，这又何尝不是儿子以事后之明制造的“叙事”？

电影里的案件是对一次坠楼事件的剖析，这部电影则是在叠加性别身份和立场的前提下，对“表述的力量与局限”给出罕见清醒的剖析。桑德拉不是童话里被割掉舌头的受难少女，她安之若素地面对无处不在的误解和交流屏障，尽其所能地找到能让自己发声表达的“语言”。导演有意为之地设置了桑德拉是德国人，塞缪尔是法国人，两人的语言是不通的，他们相识于伦敦，用两人共同的外语英语交流，桑德拉形容英语是他们的“缓冲地带”。桑德拉在法庭上无法用法语为自己辩护，这时她没有使用她的母语德语，而是用了英语，她对控方各种“结论”的反击，她对混乱的婚姻生活的陈述，她对自我的捍卫，她的表达经由现场同声传译后，检察官的反应是当庭嘲讽：“你对出轨的理解挺有趣的。”桑德拉挫败的法语、被翻译的英语和缺席的母语德语，构成这部电影清晰的隐喻——女性在使用谁的语言表达？她所使用的语言能承担她的情感和经验吗？即便她完整地表达了她的爱和痛苦，又是否被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