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清华校车捎来一名北大新生......
1983年秋，清华校车捎来一名北大新生。
作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成立后录取的第一届学生，十八岁的杨哲峰辗转换乘拖拉机、长途汽车、火车，才终于从湖北老家来到北京。
可北大的报到时间是在次日，其时火车站不见迎新的队伍，杨哲峰只能搭上清华迎新的顺风车抵达清华园，然后步行到燕园。他拖着行李，一路行至夜雾中的未名湖畔，无暇欣赏风景，就已迷了方向。正巧遇到一位散步的老者，迷失方向的他便鼓起勇气去问路。老者听后，径直把他领到了考古学教师吕遵谔先生家中，嘱托吕先生安排晚餐和住处。吕先生为这个年轻人下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饭后，将这位新生交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带他登记入住学生宿舍——杨哲峰的燕园生活由此展开。
彼时的青年还全然不知，这位老者正是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他未来的研究生导师——宿白先生。他也并未预料到，未来的四十年里，他将在完成学业后留校任教并担任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开授多门本科生基础课程和研究生必修课程，完成超过2416学时的在校教学工作量和超过7000学时的田野教学工作量。
2023年9月，杨哲峰获得了北京大学第六届教学卓越奖。
“做老师教学生，首先讲的是奉献精神”
1990年，硕士毕业的杨哲峰留下任教。
“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留校以后应该干什么，但我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有给我安排的工作，我都会认真地做。”
杨哲峰看似对于未来并没有什么规划，实则脚踏实地，一头扎进教学工作中。他一边教授“中国历史文选”课程，一边带领同学们进行田野考古的基础实习。直到十年后，杨哲峰才开设自己的第一门研究生专业课“汉唐周边地区的考古研究专题”，后来更名“汉唐边疆考古研究”。
1999年古代建筑专业方向开始招收本科生，院系安排他主讲一门新课“汉至清历史文选”，后来更名为“中国历史文献”。教研室的本意只是改变一下名目，并不需要改变太多的授课内容。但他认为，“文献”与“文选”虽是一字之差，内容和视角却大不相同，于是在课程内容上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即使是“中国考古学”这类主干基础课，他仍然坚持每年更新讲义，将最新研究成果纳入课堂，为同学们追踪学科前沿提供讯息。
基础课的教学，在外人看来不过是年复一年的苦劳，显得寡而无味。事实上，相比于只要将自己研究做好就能从容讲授的专题课，主干基础课看似浅显，实则对于授课老师而言要求很高，一方面既要对学科的整体面貌有系统的把握，另一方面又要跟得上时下的研究进展，最终还要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进行讲解。直到留校二十年之后，杨哲峰才接手基础课。
杨哲峰在课堂上
有一年，杨哲峰在课上提到阿房宫的设计理念与天象之间有所关联，课后就有本科同学兴奋地寻来，讨论古代建筑群“法天象地”的问题，追问相关文献线索。之后，这位同学便一头扎进古建筑研究领域，最终走上了学术道路。讲起这件事，杨哲峰脸上有掩不住的笑意。
“做老师教学生，首先讲的是奉献精神。教课的时候其实也想不起来什么‘个人的提升’，本来就是为同学们服务嘛！”
为了更好地为同学们服务，杨哲峰想了不少办法，做了许多努力。他深知教课不像按自己的路数埋头做学问，照本宣科更是行不通，需要让水平不同、兴趣各异的同学听得明白、学得进去。学期初的第一节课，他总会分享自己的课程设计，征求大家的意见。每一届选课学生感兴趣的地方、有疑惑的地方，他都会下功夫认真准备，为大家送上最合胃口的知识大餐。
最近一段时间，杨哲峰接手了一门新开的硕博合上课“考古文献与论文写作”。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办公室墙角的大书柜里满满当当盛着这些年攒下的学生论文，有些夹着签，有些折着角。随手拿起一本，便是他指导的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博士生毕业论文”称号的学生论文，沉甸甸像一方砖。
写作课所用示例有不少是过去同学们论文中的大小失误，但在和同学们交流的时候，杨哲峰更喜欢拿自己求学、研究中的失败经验当例子。“得让大家知道，老师也不全是正确的，直到现在我也是在跟大家共同探讨更好的方法，教学和学习是我们互相帮助的过程。”他觉得，多讲讲自己的亲身教训，既能够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又可以避免同学们重蹈覆辙。
杨哲峰在课堂上
“我觉得教课就应该任劳任怨，不辞辛苦。做的结果怎么样我先不管，但是我一定是认真地去对待我每一次的工作。”回顾自己的教学生涯，杨哲峰最看重的还是学生与知识，“看到同学们从我的教学中有所收获，我就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的付出是有成果的。”
勤工俭学的燕园岁月
80年代的北大校园，图书馆、教学楼规模远不如今，但学习氛围却极其浓郁。清晨六点半，图书馆门口就已排起长龙，一开门学生们便一拥而入。
杨哲峰很是适应这样的学习节奏，先是在严文明先生的新石器考古课程上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又对邹衡先生主讲的商周考古课程产生了极大兴趣，并以《二里头遗址第四期遗存试析》为题作学年论文，深得邹先生赏识。那时他经常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直奔中央党校院内的邹宅，听邹先生谈天说地，有时甚至待到夜半才依依惜别。
杨哲峰老师
和许多专心攻书的同学不同，限于家境，杨哲峰的课余时间几乎全在打工。本科四年的暑假，都是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度过——白日里帮工，晚间则回图书馆读书。
北大的花房在哪里？木工厂怎么走？这位青年学子轻车熟路。宿舍的木床怎样改换成了铁床？勺海的苇荡如何变作了荷池？他更是了如指掌。一些后勤部的老师傅，至今都还认得出他。
提起求学岁月，杨哲峰并不以为艰苦，他笑着说：
“现在哪里长一点芦苇，大家觉得好新奇，我们那时候可太多了。当年园林科整治环境，从未名湖到勺园北面，都是我们来‘披荆斩棘’，有同学还被马蜂蛰到了！”
干着力气活儿，赚来辛苦钱，可每当同学们商量去新开的馆子打打牙祭时，杨哲峰便拎起书包，避去图书馆。甚至连课后去食堂的路上，他也要悄悄溜走，不和大家同去饭菜稍贵的学一食堂，而是自己去学二食堂吃一个便宜管饱的肉卷。
如此“特立独行”，让很多同学误以为他是个孤傲不合群的人。可一旦集体需要出力的时候，他又会冲在前头。一次去发掘工地现场实习时，正值秋收，需要先帮农民收好庄稼，才能开展发掘工作。杨哲峰第一个拿起镰刀，大喊：“我来！我来！”
临近本科毕业的一天，杨哲峰回到宿舍，发现枕头下压着一张字条，包着一些钱。原来是一个同学听说了他勤工俭学的事，才明白他这四年“孤傲不合群”的真正原因，因此临别留赠。
那时没有钱打的士，等他急急忙忙追到站台时，火车已经启动了。车厢错身经过，恍然若失的他隔着车窗，看到了那位同学的身影，仿佛也正在向他挥手微笑。忆起这段往事，杨哲峰感慨道：“那一幕就像电影里发生的场景。他给我留了多少钱，写了什么话，我至今都还记得。”
“老派学者”的作风
大四时，成绩优异的杨哲峰取得了保研资格，并接受系里建议，跟随宿白先生学习汉唐考古。去过几次宿先生家后，宿先生忽然想起了当年湖畔的缘分，指着他笑道：“你就是那个杨哲峰！现在我知道了！”
宿先生时任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考古学组组长，正好缺一位秘书，遂指派杨哲峰出任。在宿先生的指导下，他系统阅读汉唐时期历史文献，收集、整理、研究有关的考古资料。
2004年，杨哲峰在导师宿白先生书房
钟俊宁是杨哲峰指导的2021级博士生，在他看来，杨哲峰老师或许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宿白先生指导学生的风格
杨老师会先听我们的想法，再给出一些大方向上的建议，让我们自己去探索，具体的细节从来不做约束，除非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不过他很少夸我们哪里做得好，总是提点哪里做得还不够好——我看回忆宿白先生的文章，讲老先生要求严格，从不轻易表扬学生，这应该是一种‘老派学者’的作风。
杨哲峰将自己的指导看作是“把把关”，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既不跑去旁逸斜出的小胡同，更不要钻进劳而无功的死胡同”。对这一点，钟俊宁深有体会：“我们现在年纪轻，想法也新，最好能自己在前面先跑一跑，老师在后面拽拽我，别让我走偏了、走歪了就行！”
钟俊宁曾打算写一篇关于汉代夫妻合葬墓的文章，一开始计划主要讨论同穴埋葬，杨哲峰听后则表示这一想法“太小”，他希望钟俊宁能够把异穴合葬也纳入考察范围。在老师的启发之下，钟俊宁可以更加全面、系统地思考汉代合葬的问题。
在大家眼中，杨哲峰的“老派”，还体现在与学生相处时的一份平等与尊重。
杨哲峰与同学们
钟俊宁读本科的时候，曾有一次去办公室找杨哲峰谈本科生科研的问题，由于当时与老师并不熟悉，自然显得十分拘谨。谈话结束后，钟俊宁准备告辞，杨哲峰“刷”地一下站起来，坚持要将钟俊宁送到门口。这一细节以及由此带来的感动与温暖，让钟俊宁一直记在心里，久久不忘。
杨哲峰的另一位博士生李婉明则十分感怀老师对她的关心。2018年，杨哲峰生了一场病，元气大伤。虽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杨哲峰仍然和马上要确定博士论文选题的李婉明连续谈了6个小时选题的事情。前几年由于疫情，很多交流只能线上进行。在李婉明与杨哲峰的微信聊天框中，写满了杨哲峰对她的各种叮嘱与教导。毕业以后，李婉明在工作和研究上遇到问题，仍然会向杨哲峰寻求指导。
杨哲峰与李婉明的微信聊天记录
对学生心理状态的关注，也是杨哲峰一以贯之的风格。有一年的期末考试，一位平时成绩优异的学生因为熬夜复习而睡过了，题目没能按时答完，交卷后深感懊恼。杨哲峰听说缘由后，担心这小失误会影响他的心态，宽慰许久，直到他情绪平稳了才离开。在杨哲峰看来，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同样是老师的义务。
“学业、学术归根结底是人生的一部分，帮助同学们学会正确地看待人生，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课堂”的坚守
对于考古文博学院的同学来说，校园之外还有“第二课堂”，那便是本科三年级上学期的田野考古实习。大家要亲赴发掘现场，拿起手铲、戴上遮阳帽，踏上一场有苦有乐的实践之旅。杨哲峰留校之初就开始负责组织田野实习，三十多年来，他也像对待其他校内课程教学一样，尽心尽力，无怨无悔。
杨哲峰在田野考古现场
组织一个年级的学生，在外地进行一个学期的实习，要考虑许多身在校内难以想象的琐碎问题：先要和地方上对接，把准备发掘的遗址范围清理出来，如果地表有植被或者作物，还涉及收割、赔偿等问题，相应的交涉有时候得拉锯好几个回合。
给同学们安排好住处也是一大要事——发掘现场往往比较偏远，住得太靠近遗址，同学们的生活往往不够舒适便捷，住得太远的话，每天的往返交通又成问题，租用民房集中住宿的话，还要协调好和周遭住户的关系，其间种种都得反复权衡。
至于连接网络、建立库房、协调经费乃至聘请厨师等等，就更不消说。至于重要的实验设备，杨哲峰更是亲自带往实习工地。2015年开展宝鸡雍城遗址考古工作的时候，他就是开着越野车，长驱一千两百公里，将设备安然送到现场。
考古工地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在老师们的组织、指导下，大家分工协作，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总能收获许多宝贵的回忆。
考古文博学院2019级博士生黄智彤说：“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考察，进站时耽误了一会儿，高铁检票时间快到了。老师就带头让大家往检票处跑，到达后发现我们竟然都跑不过他，非常开心地笑了。”
看到先民的生活痕迹一点点展露在眼前时，那种激动与自豪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而相比于参与发掘所获得的种种荣誉，杨哲峰最看重的并非学术成果，而是实习中历练出来的团队精神，他常说：“团队精神是咱们实习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考古工作不是一个人做得了的，它必须得协作。”
即便没有小说中的水银江海、暗箭机关，考古工作中也时刻面临许多安全隐患，经常担任领队的杨哲峰十分清楚，这是丝毫大意不得的。
杨老师介绍说，有一次实习时发现了一口古井，同学们很是兴奋，挖了两天之后却仍不见底，不禁激起众人的好奇心。有人提议不如用洛阳铲探一下。使用洛阳铲时，往下用力后要松手，让力量传递出去。孰料松手之后，探铲竟被瞬间吞入地底，找不见了！众人面面相觑——探铲足有两米多长，这就意味着井底下有很深的空洞，人要是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还好，杨老师补充说，那一次只是有惊无险。多年的实习下来，无论怎样的环境，都将同学们安全带回了校园。
杨哲峰在田野考古现场
考古文博学院2022级博士生杨丹侠回忆自己2018年在雍城遗址田野实习时，总能看到杨老师在工地上询问同学们发掘情况、帮大家查漏补缺的身影。在实习的后期，各项发掘工作已经进入了尾声。杨丹侠和几个同学合作发掘了一座汉墓，向杨老师进行汇报。杨哲峰听完我们的汇报之后，详细询问了发掘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如顶部坍塌了之后具体还留存了什么、它的边界是怎么判断的、封门砖是如何砌筑的等等。
“当时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并没能很好地回答，意识到在发掘时没能深入思考这个墓葬蕴含的问题，在之后的发掘中应该进行更加全方位的考察。”
也正是这种一次又一次的田野发掘总结与反思，许多令人惊异的学术发现才诞生于高天之下、原野之中。
北大刚开始办网页时，曾要求每位教师提交一句座右铭，来勉励同学们。杨哲峰思索良久，写下了“持之以恒，无悔我心”八个字。时至今日，他仍奋战在教学一线，在教室、在田野。
当采访进入尾声，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
当年条件差，但大家的学习热情高，现在条件好了，尤其是从网络上获取信息太方便了，结果我们人反而变懒了，这样就不好了。学习还是要勤奋，有了好的条件，才更要努力，做得更好，这才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