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石峁、良渚藏了多少秘密？一起探访三处遗址的“前世今生”

2020年，三星堆再醒惊天下，3年多来，5号坑和6号坑的考古发掘始终没有停止。

陕西榆林神木县的高家堡镇，考古队来到这里，剥离黄土，拼凑碎片，十年之功，一座4000多年前的石头城“石破天惊”。

水乡泽国，稻香飘荡，大型水利系统护佑100平方千米的区域，这样的景象并非虚构和想象。

2024年，从四川广汉、到陕西石峁、再到浙江良渚，探访三地考古现场，跟随考古学家回溯文明源流，感受中国考古新气象。

2023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三星堆8个祭祀坑的年代问题。

黎海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在三星堆2020年的考古发掘中，他的身份是5、6、7号坑的“坑长”，也正是因为这个身份，至今，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修复中心仍是他每周都要打卡上班的地方。

3年前，在三星堆为考古发掘搭建的方舱中，3、4、7、8号坑的发掘在2022年完成，而5号坑和6号坑因各自的复杂情况，被整体搬迁到实验室，开展实验室考古。

记者：这5号坑就这么大吗？

黎海超：5号坑差不多就这么大，最小的坑。

记者：那个呢？

黎海超：那个是6号坑。

记者：为什么用锡箔纸盖着？

黎海超：主要是为了去做一个隔离，为了去保护它，这个是网友大家开玩笑说三星堆有个大盲盒，其实指的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箱子一样，像一个盒子一样。

记者：三星堆其他坑都已经知道答案了吗？

黎海超：对。

记者：唯独是它？

黎海超：这是最终的两个未解的盲盒，当然最大的盲盒还是它了。

其实，木箱内部的发掘已经到了距离底部几公分的程度。那之后，木箱被倒过来，对底部进行发掘。可再想把它反过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其实，在按照传统考古的方法做这支只是一个痕迹的木箱时，黎海超还采用了另一种研究方法，实验考古火烧木箱。

黎海超：那个木箱非常难以理解它，因为它就是一个坑，里面放着一个烧成炭的一个箱子，但是它结构又很完整，我们没办法去解读它背后的一个人类的行为，那怎么办呢？那也很简单，我们就去烧，看看这些不同的场景中，有哪一项它遗留下来的结果跟我们坑里发现的结果是最接近的。

记者：那你要是烧一个箱子的话，你这个箱子的材质是不是得比照你想象的或者说你得到的信息，如果这个很贵重，你还每次都烧贵重的呀？

黎海超：是，理论上讲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一比一复制，做木炭鉴定的时候我还很担心，我说这要鉴定成什么金丝楠木什么这些，这个工作怎么做？但是还好，鉴定出来是一种叫做黄连木的一种木材。但是它也不便宜，也不好找，所以我们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找这种木材，找到了人家以前留下来的一批，老的一批料子，我们也就只用那个材料做了一个箱子，这个箱子也不敢轻易去烧，所以就只能做一系列的预实验。

预实验使用的木箱只能追求在重量、薄厚、体积上和文物尽量一致，因为在发掘中发现木箱外面涂有朱砂，所以实验木箱上也在不同部位涂抹了不同厚度的朱砂。实验考古，是黎海超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尝试的新方法。

记者：读博士的时候，确定的方向，科研方向是什么？

黎海超：前两年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有的时候经常跟我的导师聊，我一直在想能不能够去找一些新的方法。

记者：什么叫新的方法？

黎海超：考古行业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文科背景的我们叫传统考古，还有一个自然科学为背景的科技考古，有一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分界线。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能不能够去找一些新的突破点，把这个分界线给它模糊化。

记者：你本身就是学文科的？

黎海超：我就是非常传统的文科生。

记者：对呀，你怎么会具有这种跨学科的，让考古和科技能够结合起来的这种想法？

黎海超：纯粹靠非常传统的这样一些方法，有很多我想解决的问题是不可能去解决的。比如当时我研究青铜器，传统的话主要是看它的纹饰，看它的形制，前沿一点可能去观察它一些制作工艺等等之类的。但是如果我要想提一些更深入的问题，比如说这一件青铜器可能是谁做的，是从哪儿来的，光靠肉眼、靠传统的方法是不可能去解决的。

在导师的帮助下，黎海超加入了北大和牛津大学的联合培养计划，去往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资源与社会：以商周时期铜器流通为中心》是黎海超的博士论文，因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于2020年正式出版，并获评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2016年黎海超入职四川大学考古系，他在读博士期间选择的研究方向、掌握的研究方法，也刚好用来研究三星堆的青铜器。

2020年，三星堆考古发掘再次启动，四川大学取得发掘其中三个坑的机会，黎海超成为“坑长”，科技考古给了黎海超跳出三星堆的视野和思维，但三星堆的5号坑，则让他至今仍身陷其中。

5号坑，在2020年的电视直播中，号称金玉满堂。残缺，但如果完整将是三星堆遗址迄今出土的最重的金面具，还有这把被网友称为“金铲铲”的金器，都在5号坑。因为器物多且细小，5号坑被搬到了实验室。3年过去， 5号坑的变化实在不够显著。

黎海超：就是这些小碎片，就是每一个小片都是单独的，要给它一个编号。给它编号完了之后，你还要用我们全站仪给它打一个坐标点，知道它的一个精确位置。我们在这很高效率的就是一天八个小时，就这样清理、提取，已经做了一年多的时间，其实就是这一个表面，没有特别明显的肉眼可见的变化。

记者：是啊，像这个像锡箔一样的这是什么呀？

黎海超：这个东西很了不得，我给你夹开这个下面，你看。

记者：这是什么呀？

黎海超：一堆小金珠子，你看大大小小的，现在我们看到最小的这种小金珠子，它的直径大概是0.6毫米。

记者：干吗用锡箔盖住它？

黎海超：因为它太小了，像小沙粒一样的，我们怕找到了之后如果不及时做个标记，可能后面再去找它就比较费劲。

和发掘5号坑相比，焚烧实验看上去要过瘾得多，但实验有实验的麻烦，因为要重复，每一次重复都需要设计不同的变量。

这是第一次实验，采用的方式是“坑内焚烧、箱内引燃”。 结论之一是从木箱内部引燃很难达到完全炭化的效果。且如果由纺织物引燃焚烧，需后续不断向木箱内投掷纺织物以维持火焰效果。因此，需考虑坑外燃烧再移至坑内的可能性。第二次实验，第三次实验，焚烧后的木箱，似乎和那个已经炭化，只是一个痕迹的木箱相去甚远。

记者：以这样的反复的，在现实世界里面去烧这个箱子，目的是什么？

黎海超：说到底是不是这个六号坑的整个焚烧的，就是它背后的一个人类行为，大概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记者：但话说回来，你就是烧了这么多的箱子，你又怎么去解读这个被烧的现象呢？

黎海超：我可以去排除很多种情况，比如说第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木箱它到底是在坑内烧的，还是在坑外烧的，但是我们做的第一个实验又很费解，因为在里边烧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可能会在坑壁会留下很明显的那种灼烧的一些迹象，在我们实际的考古发现里边，我们都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就也很纳闷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在坑外烧。在坑外烧的话又更加让我们不解，因为坑外烧很难烧成这种又结构完整，你还能够把它挪动到坑里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很难。所以现在我们各种情况都去设计了很多种焚烧的方案，虽然得到一些认识，但还是有很多问题现在没有解决。

记者：那我们能够推导出一个什么结论来？

黎海超：这个问题应该是解决三星堆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之一。

记者：为什么是最关键的？

黎海超：因为首先三星堆现在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器物全都埋藏在里面。在这个行为发生之后，三星堆整个这个文化又有一个明显的衰落，这个转折点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是来自于它内部的一种内因，还是来自外部势力这种外因形成的，这些问题就是祭祀坑的成因，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关键的一个线索。

记者：其实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你既极近距离看文物，你又要抽身事外，甚至用上帝视角去打量时光的变迁，对不对？

黎海超：对，可能就是一个小碎片上的一个很不起眼的信息，可能是解决一个很大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面对5号坑散落的、大大小小的金片、金珠，考古学家们想象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各种关联，比如，它们或许是一件衣物的装饰。正是为了保存隐藏在碎片中的信息，期待有一天能破解其中的秘密，发掘成为一个极其漫长且消耗的过程。考古，无论使用怎样的方法，漫漫征程几乎无例外的都是从征服碎片开始。

筛土，从土中筛出骨针，粗粗细细，大概17000件；筛出石镞，新石器时代人类普遍使用的箭头；筛出玉器、筛出动物的骨骼碎片以及大大小小的陶片；筛出一座石破天惊的石头城。它恢宏、壮观，以超乎想象的体量重新屹立在了陕西榆林的黄土高原上。

记者：我们现在站的地方这是什么地方？

邵晶：我们现在站的就是我们叫做外瓮城的里面，你能看到外面是一圈U型的一个石头墙，就是在城门的最外侧形成了一道防御性的墙体。你看到这个吗？

邵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2012年5月，石峁遗址的系统考古发掘正式启动，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硕士毕业仅三年的邵晶，成为石峁考古发掘的现场负责人。石峁遗址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煤炭资源让神木发展迅速，产生的效应就是边远的村子人少，几近废弃。考古队来到这里，只能租住废弃的窑洞。

邵晶：大家在网上会看到的一些报道，下雨的时候别人家收衣服，考古队收手机，那是真的，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记者：连手机都得挂在树梢上，那这些对你们来说，这就是摆在你们面前非常实际的困难，怎么办？

邵晶：就是克服，大家都有怨言，连洗个澡都是问题，只能克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开着车到镇上去拉水，而且要储备大量的蜡烛，一刮风，一下雨肯定停电，包括我们有的考古队员家里有非常重要的事情，白事，家里的长辈去世了，是联系不到的，我们都是要通过第二天别人从山下带给我们消息我们才知道的。

记者：那对于你们这些考古队员来说，这就是工作的常态？

邵晶：也不能算常态，因为石峁是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单位是在西安，坐火车得七个小时。

记者：哪是主场，如果发掘这，是不是这就是主场？

邵晶：这是主场。

记者：那你一年多少时间是在这？

邵晶：一年365天有300天在这。

记者：长时间在这，肯定是有动力在驱使你们往前走，这个动力是什么？

邵晶：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单位，每年招聘的时候写得很清楚，长期适应野外工作。你如果不适应这个，你可以不用考，而且上学的时候老师教也好、自己感受也好，做考古就是要去田野里面挖，读天书，读地书，这是自然而然的一个动力。

人烟稀少的高原上，考古从调查开始。邵晶曾说，考古队的人比当地放羊的人更了解这一带的沟沟坎坎。沟沟坎坎上的调查大多时候只能用脚，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走出了一个面积为4平方千米的城址。

探方发掘法是考古最基本的方法。一般来说，一个探方的面积是5×5平方米，要有隔梁、关键柱，用来观察、控制、测绘。向下挖的同时，始终要密切关注土层的变化，每一层土代表的是一段时间甚至一个时代，只有准确辨认层位，从中提取的文物才能有相应准确的信息。在石峁，因为地表落差和单体遗迹的范围都很大，探方法不太适用。

邵晶：几十米长的这一道墙，以十米为一段分开去发掘，它堆积最厚的地方有十五米厚，而且是斜的，你必须在那待着，你没有办法离开，可能一会儿，这个地层就会有变化，地层有变化，就会导致你在收集里面出土的遗物的时候会混了，对于你的年代判断，分期判断是会带来影响的。

最先显现的是外城东门址。设计和建造它的人，着眼于控制交通、外防内守。以高大宏伟带给人视觉冲击的是皇城台，石峁城址的核心，它被内城和外城重重拱卫。人们在这里夯土筑台，土台之外用石墙加固，层层堆叠向上，石墙砌护的最高处超过70米。

陶瓦、卜骨、陶鹰、口簧、各种玉器；各种工具；还有来自远方的海贝和象牙；皇城台上居住着高等级贵族，也分布有手工作坊。17000多枚骨针，远超当地的需求，暗示着这里或许存在一个可以支撑对外贸易的制造业中心。碳14系列测年和考古学系列证据表明，石峁城址初建于4300年前，废弃于3800年前，历经500年。这正是新石器时期最晚阶段向历史记载中的夏朝过渡的时间节点。考古学界认为，石峁城址的社会功能已经跨入了邦国都邑的行列，是当时中国北方一个区域性政体的中心。

记者：你们最终想拼出一个什么东西来，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邵晶：我再举一个比较偏于理工科的例子。你能想象在黄土高原上，四千多年前出现了江汉平原上的玉器吗？什么样的势力集团可以达到这样的交通能力，我们可以管它叫交通，高等级人群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沟通认同，这不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吗？

记者：当我们把这些文化和这些有可能当年存在的这种国家形态，把它联系起来看的话，这些点连起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面呢？

邵晶：满天星斗，重瓣花朵，很多我们的先贤，我们的前辈，考古学家都说过这样的论述，石峁所在的那个时期，四五千年吧，我们的文明的区域是比较多的，可以分成很多小区，大家都在共同走文明化的进程。

在那个满天星斗的时代，当石峁先民雄踞北境之时，长江下游杭嘉湖平原一带，另一个具有早期国家形态的王国在这里缘起、壮大，已有近千年时间。

土墩林立、茅屋相望、水道纵横、舟稷穿梭。中央宫殿区约为30万平方米，而外围水利系统影响的面积约100平方千米。这不是虚构的动画，而是持续近百年的考古，让良渚文化穿越历史烽烟，越发清晰而生动。

草裹泥是良渚人建造水坝时使用的一种建筑材料，用水边最常见的植物，比如芦苇、荻草把致密的泥裹起来，类似今天人们使用的沙袋。

王宁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项目考古领队。自称是良渚考古第三代中较为年轻的人。

在良渚考古的历史上，使用卫星图像和高程模型技术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之前，考古人依靠田野调查发现考古遗存，另外开发建设，甚至盗墓踪迹也会为考古提供线索。而卫星图像和高程模型技术为考古提供了上帝视角。

所谓地理信息系统，是多种技术、多种信息组成的系统。数字高程模型是方法之一。用一张良渚古城区域1∶500比例的线划图上制作了数字高程模型后，良渚古城东南部外侧，若干段长方形结构体，因高度相同，虽没有完整连接，但其关系却清晰可见。这正是良渚古城外郭的一部分。从此，良渚考古开始热烈拥抱科技考古，而水坝的发现更是离不开地理信息体统提供的上帝视角。

良渚水坝系统的发现是一个长达30年、三代人接力的过程。1986年，反山墓地的发掘是良渚考古史上一件大事。高等级墓葬群，数千件精美玉器，其中尤以反山12号墓出土的，带有完整神徽形象的玉琮王成为一个明确的指引，墓主地位如此尊崇，那么良渚一带应该有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宫殿区，寻找古城成为一种主动行为。

在这期间，考古队在塘山山脚下，发现了一条5公里长的人工堆筑，年代上属良渚时期，被命名塘山长堤，这是水坝初露端倪。

王宁远：当时推论说这个是防洪的，因为这边是山，山这个水下来被一条横的东西挡住了，它就不会冲到这个遗址群里面了，这个是有理由的。但是当时因为各种的资料也不太全，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做深入的研究。

到了2011年，卫星影像在良渚考古中地位凸显，解谜有了希望。最初，王宁远的目光聚焦在图片上塘山长堤附近的区域，通过反复缩放图片，寻找线索。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宏大的城址、复杂的水利系统，等级鲜明的墓地，具有信仰和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一个存在于新石器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

王宁远：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良渚申遗这样一个很大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在这个前行道路上路过的一个风景，不是我们的目标。

记者：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王宁远：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个社会啥都研究清楚，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自良渚申遗成功至今，考古队找到的水坝从11条增加到30条。而良渚文化的演进过程也日渐清晰，千年时光里，它经历了利用山前地貌建设散点式聚落，到规划建造水利系统，再到构筑良渚古城这样三个发展阶段。

在数千年的时光流转中，中华大地上，满天星斗，交相辉映，明灭之间，历史进入到明月星稀的时代。王权国家和青铜器是这个时代的标志。二里头文化、安阳殷墟、四川广汉的三星堆，是这个时代的代表。

在三星堆博物馆，黎海超的实验考古始终在持续。

黎海超：比如我做一个工作就是复制三星堆的铜铃。虽然我没有时光机，但是我想听听三千年以前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那个黄连木做的箱子实在是太珍贵了。

记者：手段和思路的一些创新和探索，目的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黎海超：考古学必须要去交叉，一方面是跟自然科学的交叉，另一方面是跟人文科学的交叉。我的定位就是做中国考古学科的一块很小的一块铺路砖也好、问路石也好，反正就是做一个实验品，就是多学科交叉的一个实验品。

记者：考古这件事情，考的是几千年以前的古，很可能在你这一块只是做了一点点，虽然你有那么大的梦想，但是你的这一点点和那个梦想之间有什么关系？

邵晶：对，这个其实就和我们拼陶片一样，我们每一个做考古的人可能就是一块小陶片，我们共同把它拼起来它就是一个大罐子。

记者：研究考古的人肯定会想，一个人在这个历史阶段里面是多么渺小，就好像地球在整个宇宙里面是多么渺小一样，这对你的人生观有影响吗？

王宁远：我觉得尽力而为就可以。我们可能觉得5000年、6000年很遥远的，但是我觉得不是，好比中国人为什么这个玉会喜欢呢？都是有传承的，就不是空中掉下来的，它其实是有原因的，有很多很多东西。你研究了历史，豁然开朗，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是那样的，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挺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