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加沙冲突外溢风险转向红海，全球供应链再遭考验

特约撰稿 李振杰

连日来，巴以冲突的外溢效应再次引发全球关注。红海航运告急，成为此次冲突的最大外溢风险点。11月19日，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扣押了一艘名为“银河领袖”号的以色列货船；12月以来，多艘目的地为以色列的外籍商船在红海水域遭胡塞武装袭击。对此，美国12月19日宣布将组建一支多国部队在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海域开启代号为“繁荣卫士”的护航行动。红海紧张局势不断升温意味着巴以冲突外溢效应已进一步凸显，受此影响，红海乃至全球供给体系将遭受重大考验。

地区供给体系面临复杂变化

苏伊士运河-红海航线地处亚、欧、非三大洲结合部附近，承担了全球约12%的贸易运输量，又因其东接世界能源中心波斯湾，这条通道被视为全球石油天然气运输的“海上生命线”。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2023 年上半年，每天约有880万桶原油和41 亿立方英尺天然气通过这条水道运往世界各地。随着巴以冲突外溢效应持续凸显，这条航运通道本身及其周边地区也面临一系列复杂变化和挑战。

首先，红海航运风险持续增加，黄金水道面临“实际停摆”。

近日红海袭船事件不断发酵升温，马士基航运集团、赫伯罗特公司、全球最大集装箱班轮公司地中海航运和全球第三大集装箱班轮公司法国达飞先后宣布暂停旗下所有船舶经红海通行。12月18日，英国石油公司也宣布暂停旗下所有油轮穿越红海。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有更多航运企业跟进。这将导致苏伊士运河-红海航线的船只过境量急剧减少，可能使“亚欧海上动脉”出现船期紊乱和运力瘫痪的局面。

其次，运输效率大打折扣，贸易成本大幅上升。

选择避开苏伊士运河-红海航线的船只需经印度洋或大西洋南下绕道南非好望角，据估算，相关航程比经红海的航程要远40%左右，将大幅增加航运公司的运输成本。同时，多国保险市场已将红海南部水域列为高风险区域，商船如必需经过这一区域，需提前告知保险商并额外购买战争险。据标普全球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相关战争险率已从0.07%上涨到0.2%的历史高位。

第三，东地中海运力紧张情况进一步加剧。

越来越多航运企业选择避开红海航线，将间接导致东地中海运力紧张的局面雪上加霜。此前，紧靠加沙边境的原油运输港以色列阿什克伦港已停止运营，以色列第二大港口阿什杜德港仍处于“紧急状态”，被称为东地中海航运枢纽的海法港的船舶运力也已大幅减少，通过该港的进出口量环比下降比率已超出往年的季节性规律。

第四，一些特殊领域可能将遭遇“断链”危机。

以色列的主要出口产品包括电子元器件、贵金属、医药品、机械制品和化工产品等，其中芯片、钾肥和药品是以色列的强势产业。本轮巴以冲突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对以色列相关企业的正常生产和运营造成了较大影响，由于各国短期内难以找到有效替代，一些特殊领域可能将遭遇“断链”危机。例如，以色列智能驾驶公司Mobileye的EyeQ5芯片对欧洲汽车产业链至关重要，与Mobileye曾达成深度合作的宝马集团或将面临停产的可能。

供给扰动引发一系列次生问题

联合国近期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本轮巴以冲突除了令巴以两国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外，还将使其邻国黎巴嫩、埃及和约旦承受至少1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并导致23万人陷入贫困。随着此轮以供应链阻塞、断裂为主要特征的供给扰动进入“拉锯模式”，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次生问题还将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新难题。

一方面，目前愈演愈烈的供给扰动正在快速推高东地中海国家经济陷入滞涨的风险。

以正遭遇几十年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埃及为例，苏伊士运河过境费是其最主要的外汇来源，近期大量航企暂停苏伊士运河-红海航线将导致埃及承受更大的外汇短缺压力，并使进出口贸易困难、外资流失、金融市场波动等问题进一步加剧。据埃及计划和经济发展部透露，埃及政府已将2023-2024财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0.7%至3.5%，埃及民众对本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悲观预期也进一步加深。

另一方面，东地中海地区出现的供给扰动也给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特别是原油市场制造了新的紧张气氛。

国际油价已在红海紧张局势升级后告别5个月低位实现小幅上涨，未来巴以冲突如果继续升级，其连锁反应极易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快速推向未知水域。

此外，本轮供给危机还可能导致中东与欧洲地区供应链区域化、碎片化、短链化的现象加剧，从而进一步瓦解全球化的既有成果。巴以冲突长期化则可能导致中东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之间出现裂痕。同时，跨区域经济合作也将受到影响，一个例证是，以色列作为重要参与国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EC）已在巴以战火中搁浅。

破解本轮供给危机需排除多重障碍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要想结束本轮供给危机仍需解决多重困难和障碍。

首先，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地面行动仍在持续，巴以冲突走向“泥沼化”的可能性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红海地区的紧张局势短期内也难以改变。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的袭击事件势必会引发以色列和美西方国家的制裁与打击，而一旦美西方在红海组建的海上护航力量与胡塞武装甚至伊朗武装力量形成对抗，巴以冲突扩大化并形成“第二战线”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增加，可能令地区政治经济形势陷入“深水区”。

其次，全球供应链在历经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冲击后已十分脆弱，随着供应链“断链”事件愈发频繁，产业安全逻辑正替代效率逻辑成为影响各国和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主导力量。此外，全球经济持续疲软，各国遭受的供应冲击正在产生交互性的负面影响，这会大大增加供应链修复的难度和成本。

第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进一步扩大，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重组布局不仅尚未完成，还遭遇了更多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供给扰动一旦发生，便极易实现自我强化。反之，供应链重构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和各国的密切合作，而根本性解决巴以冲突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重构因其“破损”的供应链也须久久为功。这意味着如何在复杂地缘博弈中确保并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仍是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亟须解决的一大难题。

（作者简介：李振杰，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经贸产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