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书还是一种可能的话，那么怀旧也不啻为一种展望

前段时间，上海书城经过改造复归大众视野，重新开业当日众多老书迷涌入福州路上的“精神家园”，朋友圈里还见到几位媒体朋友拿着长枪短炮竞相直播，也引发了公众对于书店空间沿革的讨论。恰巧，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一则读者来函，这位读者表示自己所在的县城中心开设了一家大型书店，无奈这是一家“无法看书”的书店，环境豪华，图书周边琳琅满目，可偏偏书籍皆被塑封，店员说拆开了就得买下，不由让人怅恨久之。似乎已经无需再议书及书店的尴尬现状了，许多人回望曾经的的阅读热潮，向我们不断讲述当年的荣光，但昨日的狂热已是手里的月光。

在当今这个时代，书、书店还能给人感动，予人慰藉吗？当拿起《送书人》这本小说的时候，内心是充满忐忑的。

作者卡斯滕·海恩在扉页的献词里如是写道：“献给所有的书商。即使在危机蔓延时，他们依然为我们提供着独特的食粮。”小说刻画了一个受雇于书店，不断为城镇居民推介书籍的“送书人”——卡尔·柯霍夫。在书店实习生眼中，这位格格不入的老年员工称得上时代的活化石，这家伙不看新闻，不听广播，也不读报纸，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旧秩序的捍卫者。不去送书时，就躲在那个堆满了书的两平米里，那是他自我保护的精神空间。唯一可以让他兴奋的或许就是向不同的人推荐不同的书——“这本书，自从上市就一直在等您。”再挑剔的读者也被他说服，其他员工认为的“硬茬”在卡尔面前都十分服帖，他的渊博学识以及独到眼光让众人敬佩。

“反正我不看书，除非是被逼着看——也就是在学校里。要是书被改编成电影，那我宁可看看电影。”这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故事，书店小年轻的话很轻易地就拆穿了欧洲“全民阅读”的幻景。而目下的现实恐怕是连电影都激发不出大众的兴趣了，一部电影的叙事被人工剪辑、AI配音，最终变成3分钟的短视频，跳过那些冗长、无趣的蒙太奇、空镜头，所有的爆点、冲突轰炸着受众的神经，这样一比较，读书显然是太慢了也太乏味了。这不由让人想起英国地铁乘客争相读书的段子，不是因为他们爱看书，而是因为地铁里没有网络信号。这种调侃是一种科技进步下对于外国月亮的祛魅，更是一种对现代图景的白描。我们有多久没有读过书了？我们又有多久不曾在书店里打发时间了？如果卡尔失去了送书人的身份，那么他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将塌缩到一个独居老人的逼仄情状，书是他连接他人的途径。

小说文本的通俗流畅，让我想起了另外两本大名鼎鼎的小说《岛上书店》和《查令十字街84号》，它们拥有近似的叙事内核，呈现在读者面前是的书、书店以及与书有关的人，让人沉浸其中不住回想的是人类与书过去的温存。《岛上书店》在亚马逊畅销榜霸榜的时代，网购尚未成风，一本《读者》或者《故事会》可以全班传阅，麦考林商城小画册可以翻来覆去地看，彼时的贫瘠也是彼时的充盈。

现在的科技主打一个“万物互联”，手机可以连接所有设备，房子、车子、票子都可以用一个终端解决问题，各大厂商比拼谁联得多，谁联得方便。问题是，和物的连接越来方便了，大家都在畅想带着VR眼镜利用虚拟现实走向未来，人与人的连接反而越来越难了。

“辞典，是横渡词汇海洋的船，人们乘坐辞典这艘船，搜集漂浮在漆黑海面上的点点星光。只为了能用最恰当的措辞，准确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传达给他人。如果没有辞典，我们只能伫立在这片浩瀚的大海前，驻足不前。”小说《编舟记》里，松本前辈的这段话犹如理想主义的星火，很文艺地向读者表述了编纂辞典的意义。但是仅有理想和认真的态度，依靠个人也是无法完成这种费时费力的伟业的。

与卡尔一样，同样是亲近书的主人公，马缔光也亦是一个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听闻马缔要被调动到辞典部，原部门所有的人都不在乎，在出版社营业部这家伙没有丝毫的存在感，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的员工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在豆瓣上，常看出版社友人们互相调笑，辛辛苦苦做了书，下班进了书店，买了同行卖不出去的“大作”，完成了一个出版社编辑“编书-购书”的完美闭环。爱书人本身就是如卡尔、马缔这般的“怪人”，为了一个善本可以忍饥挨饿，宁可住得局促也不愿意丢弃书籍。

同名电影《编舟记》中的马缔通过松田龙平的演绎更显内向与窘迫，他甚至无法与其他人产生交流的可能，面对心爱的姑娘也坚持用文言文写作情书表达爱意。他希图完成编纂《大渡海》这本辞典，而拯救他的也是辞典编纂本身。人试图用词语来定义世界，感受就是命名，然而再丰富的词藻也无法完满地诠释人，在《编舟记》这里，辞典是渡过浩瀚无穷的大海的扁舟，只要有渡（渡人或渡己）的需求，就必定存在想要达到的彼岸——他人的心灵，完成与他人的连接，证明自我的存在。

“词与词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支撑，保持着绝妙的平衡，形成一座摇摇欲坠的塔。”在制作一张张词例收集卡的过程中，马缔光也从一个个词汇中寻找到了一些涉及心灵的秘密，逐渐地开始与人发生联系，对于辞典编纂工作的真情投入，感染了越来越多的同仁，耗时十多年终于完成了《大渡海》。小说作者三浦紫苑在文本中设置了大量的“彩蛋”，如果是一个爱书人的话，一定会对作者的巧思会心一笑，在这种精心设置的伏笔下涌动的是作者对于书的热爱。我不觉得《编舟记》的故事是一种抵抗叙事，它并没有大肆渲染新技术的威胁，在出版圈里压力是始终存在的，选题、定价、库存每一个概念都会给编辑造成切实的压力，但是《大渡海》这一项目的设置是为了顺应这个时代，编纂过程中的坎坷、不解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主编松本对于马缔光也的期待那般，词语也是在不断进化的。人与人的连接或许可以由电子信号取代，但是如果有新的词句能够表达人的内心，我们就还有另一种选择、另一种可能。

如果这种可能是书的话，那么怀旧不啻为一种展望。在一些特定的历史场景下，书所蕴藏的不仅是一种抒情。小说《偷书贼》所讲述的故事较之于《送书人》更为极端，但也更为典型。笼罩在战争阴云下的人们通过偷书、念书的行为，维系着对于生活的希望。这类故事的起源或许可以追溯到薄伽丘的《十日谈》，人物设置与剧情安排都似曾相识，但是大多数读者还是会被同一套配方俘获。因为书在这里的象征仍旧会触碰到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柔软维度，在被科技包裹地越发严实的同时，心灵的衰减是不可逆的。不久前，Open AI公司发生的“内讧”，源自于一些AI专家对于新项目可能威胁人类的警惕，在名为商业利润和人类道德的天平两端，一些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这或许也部分回答了，为什么《送书人》《偷书贼》这些有关于书籍的小说能够持续打动人心。

“这座城市是圆形的，穿行其中的人未必注意得到，但每只斑尾林鸽和麻雀肯定都一清二楚。”《送书人》里的卡尔·柯霍夫坚持为每一位“需要书”的人推荐适合他们的书籍，在一次次的送书、答疑的过程中，卡尔与读者之间产生着微妙的化学反应，72岁的他显然不再年轻，但他仍会止不住地揣测对方的兴趣、生活以及周遭的一切。“我就像钟表的指针一样。你可以设想，一根指针可能是可悲的，因为它始终沿着相同的轨迹转圈，周而复始。但相反的情况是，它很享受路径与目标的确定性、不会走错路的安全感，一直确保着有效和精准。”实在感与确定性，它既决定了卡尔工作的孤独，也给了他这个时代稀缺的安定与自在。这或许就是书的明天，以一种特有的稳定感留存在这个时代的角落里，等待着它的读者，等待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