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

目前，世界文学中的绝大部分还没有在全世界为人所知，中国文学、阿拉伯文学、印度文学及其他非西方的文学，包括欧洲小语种的文学，都应该让全世界知道。在此基础上我们应思考：何为“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由何组成？如何将“世界文学”确立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学科？

“世界文学”概念的嬗变

“世界文学”的概念，最先是歌德在19世纪初提出，在当时欧洲学界引起很大震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也因一个偶然的机缘，他当时在读一本中国的小说。他的秘书爱克曼认为歌德读中国小说很奇怪，因为当时一般欧洲人对中国的小说、或者说对除欧洲以外的文学几无兴趣。但歌德却对非西方的文学有很大兴趣，远超同时代的很多人。他越往后越相信诗是全人类普世的东西，但是德国人很容易落入一种局限，只觉得自己的文学重要。而歌德愿意去看别国的文学，也经常呼吁德国人这样做。歌德认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每个人都应该去促进它的到来。

当时欧洲的学者对欧洲以外的文学没有兴趣，连比较文学都只关注欧洲语言的文学。歌德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很有远见、而且超出一般欧洲中心主义局限的人。但歌德毕竟不是一个理论家，他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但并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世界文学”。所以有学者批评这个概念太模糊——“世界文学”究竟是什么？难道是全世界所有文学的总和吗？没有一个人可以读完那么多书，仅全世界书籍数量之大，就使这个概念不能成立。要让“世界文学”成为一个重要学术概念，就须重新定义。

重新界定“世界文学”，将其确立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学科，需要各种各样的努力。其中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在他的著作《世界文学是什么？》(What is World Literature)中进行重新定义。他认为，“世界文学”就是所有超出自身文化范畴、在全世界流通的文学，这种流通可以是通过原文也可以是通过翻译，这就与比较文学不同。比较文学非常强调从原文出发，不能依靠翻译，所以比较文学是不重视翻译的。但“世界文学”要研究的是全世界的文学。很多比较文学的学者懂多种语言，但也不可能懂全世界所有语言，尤其非欧洲的语言。所以“世界文学”从概念上就非常重视翻译。

“世界文学”概念的局限

“世界文学”这样定义也有它的局限性。流通也需要进一步界定——什么样的作品在全世界“流通”最多？最多人读的作品是否就是最好的文学作品？最关键的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流通的标准把全世界大部分非西方文学都排除在“世界文学”之外。

从语言层面上来讲，拉丁语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欧洲各国的通用语，汉语曾在东亚地区有着通用语的地位，而随着各民族语言的兴起与产生，两种语言在各自地区的通用语地位消失了。目前能在世界范围内称得上通用语的只有英语。按照上述定义，非英语文学的“非流通”地位将更加凸显。

非西方国家，如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国家等，通常对西方文化都很了解。中国读者大多听说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但如中国有3000多年文学史，有那么多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经典作品，在中国之外却鲜为人知。全世界可能只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名字——孔子。而中国诗词大家如李白、杜甫、陶渊明、苏东坡、李清照，以及曹雪芹等文学大家，在世界都少有名气。类似的，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很多非西方文学作品，以及欧洲小语种的文学作品，都被排除在“世界文学”概念之外。

“流通”的作品是不是经典，也是一个问题。所谓畅销书每年都有很多，但不见得是最好的作品。“经典”是要经过长时间检验的。不同时代、生活在不同政治文化历史环境里的读者，都觉得非常好，愿意去读它，认为它的内涵能使不同时代的人产生反应，这样的作品才会成为经典。所以经典作品不是谁规定的，它是由不同时代的读者和学者不断评论、不断讨论而产生的。

“流通”的标准缺乏价值判断，实际上是把文学看成产生利润的活动，所以也引起一些学者不满。很大程度上“流通”得益于商业操作，而不是其本身审美的价值。

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学，就是所谓“尚待发现的世界文学”。即使欧洲文学也并非“一碗水端平”，所谓的西方文学主要是法、英、德、西等语言的文学，也包括更早的古希腊和拉丁语文学。

当然也有例外，如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他的剧作使挪威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他的一些作品并非以挪威语版本在全世界闻名，而是译成德文后得到广泛传播；丹麦的安徒生童话，最初也不是以丹麦文流行的，而是翻译成英文童话后流行的。这些小语种国家的作品要想在全世界流通中有影响，需要借助其他语言的翻译。所以翻译在“世界文学”的产生和形成当中起很大的作用。

学界的认识

现在国际学界都注意到应反思“世界文学”的内涵与组成。我曾参与编辑《文学：一个世界的历史》(Literature: A World History)。在讨论编辑这套书的过程中，我们编者逐渐形成一个共识——以前大部分的世界文学史都是欧洲学者从欧洲的观点出发来写的，他们对非欧洲的文学往往都有所忽略或有偏见，或者缺乏全面了解。这套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尽量让本文学传统和本语言传统的编者来写他们自己最了解的东西。阿拉伯文学是由阿拉伯学者来编，印度文学是由印度学者来编——尽管不是所有地方都可做得到，但基本保持了这一原则。

这就意味着，不能将西方的观念强加给其他非西方文学的文学史。因为西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了解全世界所有文学，最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应该是本民族的人。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在现在的“世界文学”时代，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能为中国文学提供很好的机遇。

一个是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在欧洲的学术传统当中，本来就有一种很强的自我批判精神。当代欧洲知识分子已自发地反思19世纪欧洲，认为19世纪是一个欧洲向外扩张的殖民主义时代。学界由此形成的普遍认识，就是要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这一点对于非欧洲、非西方地区的文学流通是有利的。

另外一个是国际流通语言媒介的概念。目前客观来讲，英语写的书就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对中国文学而言是一个机遇。通过英语翻译，能把中国文学、把中国最重要的经典介绍到中国以外去。我们应该用最通用的语言将中国文学介绍给全世界，以获得最好的效果。做不到这一点，民族文学就很难突破局限而成为“世界文学”。

我去年出版英文《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后，写了一首诗“二十万言尝作史，三千历岁述先贤。先贤不识君莫笑，鹤立蛇形(行)域外传。”“鹤立蛇形(行)”是一个典故，相传源于唐玄宗李隆基《唵字赞》(又称《题梵书》)诗，讲的是佛经中梵文的样子像仙鹤一样直立又像蛇一样蜿蜒爬行，唐玄宗直言“五天文字鬼神愁”。有人说你写的外文书我看不懂，我说看不懂没关系。佛经翻译时期“鹤立蛇形(行)”的梵文也曾让“儒门弟子”犯了难，然而佛教最终还是在中国生根发芽。同理，这也反映出唐代的文化自信，并不认为这样“鹤立蛇形(行)”的文化对其自身文化构成威胁。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不懈努力，同时世界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中国文学和其他非西方的文学走向世界舞台。

目前，“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中，绝大部分的文学还没有被世人所知，我能做的当然是传播中国文学，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非西方文学也应该让全世界知道。我认为“世界文学”不是个单一的概念，而应是复数的概念，应是各国文学中最好的经典作品的集合——“世界文学”要涵盖全世界所有文学的经典作品，才是一门真正的事业。(完)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