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万里,千年文明互鉴

中国和意大利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分别是中西方文化的摇篮,两国间的交往也岁月绵长。提到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人的脑海里必然会想起罗马帝国的中国丝绸、元朝时来华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然而,两国的交往史绝不止此。《意大利与中国》综合正史、志书、文集、游记等中西文的第一手史料,从比较、跨文明和全球史的视野,对意大利与中国两千年文明互鉴的历史,做了全景式的系统描述。

不解之缘

《意大利与中国》一书,是1996年白佐良与弟子马西尼合写的一本向意大利读者介绍意大利与中国交往史的著作。

白佐良,意大利外交官,世界著名汉学家和汉语言文学翻译家。1923年1月26日出生于意大利罗马,2001年6月28日病逝于罗马,享年78岁。他自幼勤敏,酷喜读书,尤其痴迷历史、古典语言与文学。17岁那年,他走进了意大利“中远东学院”中文教师杨凤岐的课堂。大学毕业后,白佐良在意大利外交部公开招聘考试中被录取,1946年11月1日,他以翻译和随员的身份被派往意大利驻中国的大使馆工作。

来华期间,白佐良中文水平的提高得益于他的私人教师、就读南京金陵中学的黄美琳小姐。在她的指导下,白佐良阅读和背诵了很多中国古典诗词和散文。出生于杭州的黄美琳是位典型的江南美女,知书达理,自然受到白佐良的倾慕,黄美琳也被这位有些腼腆、勤奋好学的意大利青年深深吸引。后来黄美琳接受了白佐良的求婚,有情人终成眷属,相互陪伴了一生。

1952年5月18日,白佐良顺利通过了外交官公开考试,成为意大利外交部有史以来第一位会说中文的官员。次年9月,他被派往中国香港,先后出任意大利驻香港领事馆副领事和总领事。1969年4月和11月,他两次被派往巴黎参加意大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

1980年,57岁的白佐良参加了罗马大学的教师招聘公开考试,并于次年成为罗马大学文学系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的教授。从外交官改行做大学中文专业教授,对于白佐良,应该说是水到渠成。

1959年,他在香港工作期间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这是第一部用意大利文编撰的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文学从起源到当代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书中收录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都是首次被翻译成西方语言。白佐良将欧洲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方法运用于编译这部著作,该著作被公认是一部优秀的中国文学史籍编译作品,受到西方世界汉学家的好评。该书至今仍是很多意大利高校指定的中国文学教材。

之后的40多年中,白佐良写了一系列有关意中关系史方面的文章,发表在西方的学术杂志上,直到他人生的晚年,才有机会把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综合汇编成《意大利与中国》一书,遗憾的是他未能看到中译本面世就在2001年逝世了。这个中译本也就成了他奉献给中国读者的遗赠,证明了他终生为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所做出的努力。

距离产生美

古罗马人有一句谚语:“人离得愈远,愈受敬重。”《意大利与中国》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历史告诉我们,地理上的接近很难使民族之间产生友情。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互相认识了解,也可能互相敌视；因为离得近,互相冒犯的机会就更多。如果在空间上或者时间上相距遥远,反而会容易形成美丽的神话和传说,人们往往将自己对黄金时代的思念和对乌托邦幸福的渴望,寄托在遥远的民族身上。

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两个帝国无论在疆域的扩展方面还是在时间的延续上,都是上古世界中的强国。它们在时间上几乎是同起同落。汉朝兴起于公元前206年,它曾试图越出中国传统上的边界,将帝国的疆域扩展到中亚。罗马则在公元前201年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征服地中海沿岸各个国家,使帝国未来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亚平宁半岛。两个帝国也几乎同时开始衰落:汉朝于公元220年灭亡,先后由三国鼎立和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取代,直到589年隋朝再次统一全国。罗马帝国于公元286年在走出危机之后,分为东西两部分,从此再也没有统一过。

两个帝国在其全盛时期,都竭力推行扩张政策,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但因相距十分遥远,始终未能相遇。通过传说,通过占据中间广大地区的诸多民族所透露出来的消息,它们都知道对方的存在。

双方都曾为进行直接和官方的接触做过努力,却收效甚微。公元97年,甘英受班超之命出使罗马帝国。甘英到达波斯湾,正准备登船,也许是要环阿拉伯半岛航行前往红海,直抵今日的苏伊士河,却被人劝阻而返。劝阻他的人是那里的安息人,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

《意大利与中国》直言,甘英没有探险家的毅力,听到这些话便放弃前行,折回祖国,结果令人非常惋惜地失去了本可先于马可·波罗的那次壮举好几百年的唯一机会。可是正因为两个帝国从未有过直接的接触,彼此了解甚少,只能想象和猜测对方,这段时间是罗马人和中国人彼此羡慕的时代。

古时,中国人常用“大秦”这一名词。这个名称是首次统一中国朝代的名称,用以称呼罗马帝国含有敬意,白佐良认为,这种敬意,中国人从未对其他民族和国家自发地流露过。

中国人称大秦“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其人质直,市无二价”。在通往大秦的路上没有匪徒,行人每走十里就有一亭,每三十里就有一客栈。不过,他们要结队而行并带上武器,以防备老虎和狮子。外国来的使者从抵达边境时起,一直到都城,都有人陪着,还会得到一定数量的金币作为生活费用。这些消息可以在《后汉书》中读到,而且在汉朝之后的各朝代史书上也作了引述。

罗马人对中国人也怀有好感,中国因特产丝绸而与众不同,被称为“丝绸之国”。在罗马人的想象中,中国人非常高大。他们认为中国人性情温和,爱平静、守秩序,为人公道诚实,具有优良的道德规范。另外,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著作里,经常谈论的一个主题就是中国人长寿,白佐良认为,这是道教文化传入西方的结果。“这归功于道家在卫生、饮食、健身、呼吸和炼丹术方面遵行特定的习惯,可以延年益寿。”

宋元时期开始,两国的直接交往变为现实。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开头的几句话证实,在薄伽丘写作的时代,有不少人经过长途跋涉,从欧洲来到中国。商人之中,除马可·波罗外,未有一人将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记录并流传下来。此外还有许多意大利宗教人士来到了中国,他们全是过着俭朴生活的方济各会士,所留下的文字记录是用简单的拉丁文写给他们上级的信件和报告。

此后,两国的官方和民间交流日益频繁,对彼此的认识变得更加全面客观。

文学与革命

国与国的交往总是有起有伏,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诸国强势崛起,意大利在当时中国的对外交流版图中显得不那么耀眼了。直到19世纪末,梁启超对意大利统一运动历史的研究,再次唤醒了彼此相互了解的兴趣。

早在1897年冬,梁启超与康广仁创办了上海大同译书局,希望在中国传播已在邻国日本取得成果的西方知识。书局最初出版的作品之一,是一本题为《义大利与国侠士传》的小册子。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激起了梁启超的爱国精神,为他指明了一条拯救国家的可行之路。

1898年12月,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而在日本避难。他刚一抵达,就创办了《清议报》,在上面发表文章,纪念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运动,鼓吹青年为国家复兴所能起到的作用。在对当时同是受西方强权压迫的中意两大文明,做了初次对比后,他又赞扬了对意大利做出贡献的英雄人物:加富尔、加里波第和马志尼。1902年初,仍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又创办了《新民丛报》,从这一年的6月到12月,连载了长篇丛书《意大利建国三杰传》。

两国的纯文学交往也在20世纪变得活跃起来。除但丁外,还有两位意大利作家也广为中国读者所知,他们就是《木偶奇遇记》的作者科洛迪和《爱的教育》的作者德·亚米契斯。

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自1927年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后,以连载形式出现在《小说月报》上,因其道德和教育内涵而成就斐然,甚至在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也很容易受到欣赏。这本书于1928年首次出版成册,到1949年已有15次再版,1980年又按照意大利文原版推出了一个版本。《木偶奇遇记》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学现象,乃至大多数读者已经忽略它是一部意大利文学作品。

另一部在中国极出名的作品是《爱的教育》。这个故事早在1903年就有了第一个中文版本,定名为《心》。1926年,一个新版本问世了,定名为《爱的教育》,且一直保留下来。因其传递爱战胜恶的教育价值观,《爱的教育》被列入100部对现代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翻译作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以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著作并列,几乎成了中国学生的必读物。

在意大利与中国文学交往史上还有另一件难忘的往事,那就是巴金对两位意大利人表现出来的兴趣。巴金的真实名字是李尧棠,20世纪20年代他在巴黎留学时选择了巴金这个笔名,据说是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两人的中文译名中各取一个字,作为自己信仰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明证。继日本之后,法国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挑选的另一个居住国。巴金那时被两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萨可和方齐迪的事件所触动,他们于1917年8月因自己的政治信念在美国被判死刑。这个典型的政治审判案件令巴金感触颇深,在与他们短时间的通信之后,他写了两篇描述他们事件的短篇小说,并在他们被处死后写了以两人为题材的第一篇中篇小说《灭亡》,也因此在自己的祖国赢得了非凡的声誉。他于1928年返回中国。

由此可见,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总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这种交流与互鉴正是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