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超龄打工人”困境

年过六旬的李某某购买了8张居民身份证， 不仅自己用，而且还给工友用。但是，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还是决定对他不起诉。这背后是“超龄打工人”掉入制度缝隙中的尴尬。

李某某超过了60岁，是家庭唯一的劳动力，需要照顾残疾的妻子和子女。而这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岁数，让他很难被工地录用，导致他无工可打。于是他以每张150元的价格买了8张身份证，用来伪造年龄信息。今年4月，他因为涉嫌买卖身份证罪被警方抓捕，之后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认为，李某某系初犯、偶犯，且没有从中牟利，主观恶意相对较小，特别是考虑到超过60岁的“超龄打工人”，在招工市场上很容易遭拒的客观现实，决定对李某某不予起诉，并进行了训诫教育，让其体悟自己错误行为。

检察机关不起诉的决定，体现了法律应有的温度，是对处于特定困境当中的弱势群体的关怀。反过来说，当一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老人，希望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却不得不走上犯罪道路时，该全面着手解决这背后的制度性问题了。

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属于违法犯罪行为。类似的“超龄打工人”为了打工糊口而非法购买、伪造、冒用身份证件的案件，在全国各地已经发生过很多起。在这些个案当中，平时老实巴交、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打工者，在人生中第一次成了“犯罪嫌疑人”。

2019年起，全国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要求清退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打工人。除了安全生产方面的考虑，更关键的是，这些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不能够进入现行社会保障、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之内。

这意味着，用人单位不能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工伤保险，一旦发生伤亡事故，用人单位就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这对于很多单位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于是，越来越多的单位，特别是建筑工地，选择拒绝“超龄打工人”。结果很多高龄打工人铤而走险，选择了购买假身份证的违法不归路。

这就形成了一个糟糕的恶性循环。“超龄打工者”有劳动意愿，有劳动能力，愿意自食其力，另一方面现行的劳动法规、社保体系、工伤制度，却不接纳这些人作为合法的“劳动者”，甚至他们都不能和用工单位构成合法的劳动关系。比如限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

于是，要么超龄打工人裸奔于工伤风险之下，没有保障；要么用工单位裸奔在工伤赔偿的风险之中。要化解“超龄打工人”盗用身份证这个刑事犯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特定群体的社会保障。

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不妨在宏观政策上统筹考虑，做出顶层设计，及时推动修改参保年龄的改革， 接纳超龄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让这些劳动者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有尊严、有保障地劳动，也要让用人单位没有后顾之忧。

这起不起眼的小案子，背后确实涉及到数以千万的“超龄打工人”的社会保障缺口，这些人可能是家庭里面的顶梁柱，是小区里任劳任怨的大爷，是食堂里干活麻利的阿姨，他们打工的合法权利应该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