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与社会学家

    7月19日，“全国乡村振兴夏令营”学生在桑岗村联欢会演唱《想把我唱给你听》。（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桑岗村前任村会计许新全在放羊。

    桑岗村村民养殖的山羊。

    今年7月，联欢会现场，叶敬忠（左）与赵文录（右）握手。

    桑岗村民居，当地多鹅卵石，多用大鹅卵石盖房。

    1999年，叶敬忠倡导桑岗村村民讨论乡村发展，村民用玉米粒为议题重要性排序，右二为赵文录。

    这是看上去完全不同的两群人。一群人是硕士、博士、副教授、教授，去过荷兰、美国、英国，会用英文写文章，善用概念、理论描述社会现象。一群人是农民，他们种玉米、红薯、山核桃，擅长养鸡、养猪、放羊、做粉条、用大石磨做豆腐，在城市的缝隙里，他们拉砖、盖房、开大车、摆摊，有人回到乡村时，带着一双残破的手。

    两群人的生活在河北省易县桑岗村交织。1999年春天，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学者叶敬忠32岁，想寻找一块“长期理解中国的田野”，把包括桑岗村在内的4个村子选定为研究点。此后的25年里，他陆续把很多同事、学生带到这里，开展乡村发展、减贫实验，50余篇硕博论文在这片田野产生。

    县里有干部曾对叶敬忠的团队直言，“你们为什么要选这儿？”桑岗村距县城很远，近200户人家，山不高，河不大，田地少而分散，矿产不算丰富，缺乏特点。叶敬忠说，他就是要选择一个“最普通”的中国村庄，关注那些“大多数人”。

    两个名字

    直到现在，桑岗村和中国别的北方山村也没什么不同。夏天，村庄在凌晨3点的鸡叫声中苏醒，村民四五点起床，去地里看玉米秧子，喂猪喂鸡喂羊。一只大黑狗被关在村边大道旁的铁笼子里，有时会突然狂吠，把行人吓一跳。每天早晚，一位60多岁的妇女会牵着绳子在村里遛一条城市长大的柴犬。

    在桑岗村，下午两点以后，一些男人会赶着羊群上山放羊。山坡上的树枝、荆棘把放羊人的胳膊和腿划伤。养羊的人正在变多，这是村中超过60岁的人被城市劳务市场淘汰后，拾起的本行。

    桑岗村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普通，但叶敬忠团队里一位博士生曾说，“桑岗村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国家某个层面变化的缩影”。

    世纪之交，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在“大家脑子都在城市”的时候，叶敬忠和他的同事、学生开始了和村庄的最初接触。

    他初次来到桑岗村是1996年，那一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30%，迈入快速城镇化发展区间。当时，村里中青年男性多在县城、保定、天津、北京打工，大多在工地干活。后来做上村委会副主任的赵文录那时21岁，在北京的砖厂拉车，也摆过地摊。如今的村支书许富强那时还小，是半个留守儿童，出生后，他的父亲一直在北京做厨师，父子一年见不了几面。

    那时，叶敬忠刚从荷兰回来。他在荷兰师从发展社会学大家诺曼·龙，关注外部政策和行动来到乡村，究竟会引发什么反应。为了给研究创造抓手，也为了帮助他们，2000年，叶敬忠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筹款开始“乡村建设”项目。项目分3期，为期10年，主要做基础设施建设，共投入几百万元。2000-2010年间，叶敬忠的团队在坡仓乡的4个村子进行道路硬化，铺设自来水管，修建节流地下水的截潜流、文化广场、村庄图书室，做多块乡村黑板，带领村民进行垃圾清理，组织妇女协会，带村民外出参观学习。

    村民对“农大”最初的印象是从路开始的。一个中年男人如今还在说：多大的官来了要住我家，我不一定愿意，但是农大的人来了我一定让住。“别的不说，这个路是他们给我们修的。”

    起初也有村民觉得“学生都是来玩的”。2006年，一名学生在田野笔记里写下他的沮丧。一位妇女认真对他讲解地里的劳动，“土地已经开始解冻了，接着就要种土豆、青菜这些了，土豆，你知道吧？”学生想：“土豆我怎么会不认识呢？难道我给她的印象就是这样？我离农村有这么远吗？”

    一名学生对帮他指路的农民说“谢谢”，他看到这位农民“憨憨地笑了，自己还小声重复着谢谢”。这名学生把这个细节记录下来，思忖：“或许我说谢谢在他看来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学生追着村民问生活生产各方面的问题，放羊、干活都跟着，“不管多热，学生在村里从不打伞”。他们和村民一起坐街（指坐在村中街上闲谈——记者注），晚上大家休息了，学生们还在写东西。虽然村民不知道他们在写些什么，但逐渐改变了过去的看法。他们也在逐渐理解“论文”是怎么一回事，“写论文对大家了解国家各方面的情况是很重要的。”

    叶敬忠那些年同时带领团队在全国乡村进行留守问题的调研，不是所有村庄都给了研究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信任，“归巢桑岗”公众号一则推送这么形容桑岗村对研究者的态度：“敞开怀抱”。

    一个画面现在还留在很多村民脑海中：一位姓许的博士生走在村里小路上，远远见到当时同姓许的村支书，大声拉着长音挥手呼喊“老——许！”，村支书远远地大声吆喝回来：“小——许！”

    一次失联事件把他们的友谊推上小的高峰。2006年，一位辽宁籍学生独自爬上村里的最高峰“南山”，在村民也很少抵达的地方，他迷了路，被困在一个平台上，上不去也下不来。他打电话到学校，学校打电话到乡里，乡里打电话到村里。大量村民出动，在气温很低的晚上带着绳子、棉被，上山搜救，最后将学生成功营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群知识分子给这座“南山”取名“神女峰”，因它像是一个美女躺下后的侧脸，山峰就这样同时拥有着两个名字。

    铁矿与发展的故事

    最初的10年是泥沙俱下的10年。1996年，叶敬忠在进行其他调研项目时来过这里，看到小河潺潺，水很清，炊烟升起来，心里隐隐有触动。1999年，当他想寻找田野点时，就与朋友开着车，在太行山脉的褶皱中凭记忆寻找这个村落，最终找到了这儿。

    然而，村民回忆，2000年之后，这一带开铁矿成风，桑岗村依漕河而建，彼时漕河上下游建起数家铁矿加工厂，附近山上开出十几个矿洞。尾矿堆放在耕地上，部分土壤粘上一层铁粉。污水不断被排放进漕河，河水变黑变臭，鱼几乎消失了。

    这给叶敬忠带来巨大冲击，他知道这里铁矿储藏量其实很低，“但也有利润”。叶敬忠知道，“城市太需要矿了”，而村民需要钱，需要去城市买房子、供孩子上学。当时村里有几百人被铁矿养活，多的一天能挣几百元。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三轮，在山上拉矿石到厂里。有人记得几乎每辆车都超载，在运送过程中有工人丧生。

    后来叶敬忠听说有记者写文称：“太行山区千疮百孔”。他也曾和村民当面提过，“你们现在获得的，与把这个东西恢复到原貌所需要的，相差几倍都不止。”大家听听没放在心上。

    2023年，不少村民回忆那段开矿的日子时，依然觉得那是村庄为数不多的辉煌时期。2007年，叶敬忠等人在论文中写到，在铁选厂上班的农民，“他们非但没有抱怨上夜班的艰辛，而是强调这种工作制像城里工人‘一模一样’”。村民向当时的访谈者提及开矿的好处：不必外出漂泊，有利于子女教育；工资收入有保障，不像在外打工时常被拖欠工资。

    “他（农民）在整个社会结构当中只能这样。”叶敬忠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他告诉自己，“我要脱离那种心态——我比他们强。好像我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发展，当一个人有这样的心理，其实很危险，会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他说，社会科学的第一责任是理解社会、分析问题，要警惕“社会工程师”的思维，警惕那种“改造”的欲望。在“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成为主旋律的那些年，这些无法改变的发展的另一面，被他写在论文里、专著里，讲在课堂上。

    《发展的故事》一书中，叶敬忠指出种种问题：资源耗竭、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平……“本书的每个故事关注的都是那些没有被照亮的地方，更准确地说，是没有被照亮的地方中的一小部分。”

    叶敬忠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展示了学生们于2006-2010年间在桑岗村写下的大量田野笔记。笔记里，学生观察乡村选举、妇女权益、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详细记录了这个“普通”村庄的种种侧面。比起答案，他们写下的更多是问题。有人写乡村文艺能人可独立谱曲、填词和编舞，却无用武之地；有人观察乡村中那些被称为“疯子”的人，“正处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有学生看到拿着一张两元纸币、在火腿肠和蔬菜摊位前徘徊沉默的老妇人，在田野笔记中自问：“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的生活世界，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研究的。现实中有多少老人能够进入公共生活？又有多少老人在消费中能得到和年轻人同等的待遇？选举时他们在干什么？扭秧歌时他们怎么想？坐街时他们在什么地方？外面的人进入村里的时候老人什么感觉？赶集的时候他们都买什么？”

    2010年左右，荣乌高速开工，在桑岗村及附近村庄征地、招工。这位学生以“遭遇高速”为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前言中她写到，“人们驾行于高速公路上……很少有人会去想这条路是如何修建的，曾经路面下面是否是农田、树木、房屋，还有人，如今道路两旁的城镇和村庄是否曾在这一庞大的工程以不可阻挡之势推进的时候发生很多故事。”

    巢

    2010年，叶敬忠在桑岗村的3期乡村建设项目全部结束。当年，中国GDP总额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叶敬忠的乡村建设项目经费来自国际发展组织，而国际上资助中国乡村基础设施的意愿在减弱。

    2008年奥运会后，坡仓乡的铁矿与加工厂被关停。在那之前，矿洞越挖越多、越挖越深，有村民也感觉到，这片山已经炼不出太多铁了。而他们面临着“没有矿就什么也没有了”的茫然，有人在等待，有人重新投入城市的零工市场。

    叶敬忠开始把眼光转向农民的生计。过去，桑岗村的干部、村民知道他们在这做的都是好事，但也表达过，“希望农业大学多给我们项目，多给我们钱”。当地村民喜欢打牌，一位农村妇女曾说城里人把工作的桌子说成“办公桌”，而她找不到工作，牌桌就是她的“办公桌”。她说：“要是你们能在我们村里开个厂子什么的，我们就都不玩牌了，都到厂子里干活，钱多钱少都好。”

    叶敬忠一名学生曾对这样的说法评论到：“或许他们认为我们有这个能力。”叶敬忠的团队对此保持着警惕，因为他们做不到，这也与他们研究者和发展行动者的定位不符：他们只是想倡导、影响村庄自己成长起来，“外来的发展行动者最终会离开”。

    桑岗村村民想象着能有一个大产业把他们带富，但叶敬忠说，这只是他们的“想象”。2010年左右，针对扶贫工作，叶敬忠也在学术上提出，村庄产业发展要脱离过去那种规模化、大产业的思维。对于桑岗村这样的普通村庄，引入大产业有极大失败的可能。

    他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指出，小农产业也是产业，农民种菜养猪，“不能因为它小就不算产业了”，他想引导他们把小农产业跟现代社会连接。

    同样在2010年，国际上出现“巢状市场”概念，叶敬忠是提出者之一。“巢状市场”是个无形的小鸟巢，农民通过社交关系把农产品卖到城里，躲开了大市场的裹挟，跨越中间商。农民可以把农产品卖出比收购市场更高的价格，城市消费者又能用比城市超市略低的价格买到健康产品。作为生产者、消费者的每个人在市场上相连，除了买和卖，还会见面、沟通，筑成一个城与乡连接的巢。其中的关键点是关系，在互动中，让“城市赋能乡村”。

    叶敬忠的团队着手做这项工作，和农民一起摸索，在国内从无先例。他们做了很长的问卷，对70多个农户访谈，详细问农民有多少富余的农产品，家里的鸡猪鹅吃什么、用不用药，用什么药、什么阶段用药。完成小农户组织后，学者们通过熟人关系在城市里卖货。叶敬忠团队的老师每次来桑岗，都把村里的核桃、鸡蛋、肉类塞满后备箱，拉到北京，到处去送货。他们在村里选出了3个小组长作为负责人，引导他们用邮件、QQ群、EXCEL来对接消费者。

    农户逐渐开始自己送货，他们每周或每两周一次，凌晨3点从村里出发去北京。早上七八点，海淀的家长去送孩子上学时，就能在小区门口取货了。这个消费者群从叶敬忠团队周边的熟人圈，自发地膨胀、扩展。因为农民送货能力有限，一个点有5个消费者，跑一趟才划算，消费者自发邀请熟人加入，这个“巢”越来越大，有了8个送货点，几千名消费者。

    叶敬忠团队引导买家和卖家建立消费之外的连接，买家会请送货的农民在家里吃饭，暑假会带孩子来村里玩。当彼此有了“关系”，叶敬忠相信诚信会相应产生。在北京太阳园小区，消费者们给桑岗村孩子捐了很多儿童绘本，后来，桑岗村的图书室，取名为“太阳花”。

    巢状市场的小组长之一张常春总记得凌晨3点从村里出发去北京送货的日子。有一次山里下了雪，北京一点没下，到了城里，买家看到他们积满雪的车行驶在晴朗的城市里，惊讶地说：“你们是从东北过来的吗？”

    叶敬忠团队的学者们经常不知道如何解释，最近十几年他们做了什么。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巢”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卖了一些东西，而且卖得又不多”。

    但每次巢状市场在村里收货时，提着篮子来送鸡蛋、鹅蛋、土豆的，多是拄着拐杖、头发全白的老太太。“这批老人的生计都在依赖这个。”

    “扶持”

    叶敬忠团队感叹，如果村里年轻、思维活跃的人多一点，巢状市场可以有更多创新。他们不愿“代替”村民创新。

    27岁的村支书许富强有一天说，现在村里问题的核心是缺“钱”，一位和他同岁的博士生说是缺“人”，许富强想了想，表示赞同。

    25年前，叶敬忠团队就在倡导村庄组织起“公共性的东西”，他们牵头组织秧歌队，给村里文艺队买乐器，组织妇女协会，带村民去外地考察。他们给村里配了一台电脑，放在村民家里，后来发现多是小孩去玩游戏。他们曾每年发放周转金，一年共3万元，不设利息，年底要还回来。他们希望向女性村民倾斜，钱由妇女协会来管理，但最后，发现钱还是村干部在管。学生年底去周转金管理员家里访谈，有人恍然大悟“原来我是管理员”。

    2011年，叶敬忠在论文里提到农村发展中其他主体与农民的不平等性，指出一种认识误区：“农民永远需要别人来替自己说话。”叶敬忠希望村民能为自己说话，“我们是带着资源，来跟他们探讨这地方未来怎么办”。但25年后，村民依然更多用“扶持”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形容农大与他们的关系。

    一位村民说农大对他们是“不离不弃”，他们知道叶敬忠团队在这有很多无奈。这几年，农大帮忙筹建了两间活动室，一位老师为他们设计了房间，还下手给地板刷油漆，像熨衣服一样认真，没留什么皱痕。他留下一半地板给村里刷，结果过了好久还没人管，最后有人刷了，但因颜色和细致度不同，几乎把地板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半。

    几年前，赵文录看到叶敬忠团队一位女老师在村里工作时流了几次眼泪，给她发去微信，说：“你不要在这里浪费青春了，在这里也出不了成果，不要再管我们了。”他们已经认识了十几年，孩子一起在村里打着滚长大。

    赵文录太能理解在村庄做事的无奈。他疲惫于村庄的“斤斤计较”“张家长李家短”。他对村庄发展有很多想法，但有时觉得自己像“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拉一群人，拉不动。

    两年前，1995年出生的许富强意外当选村支书，他选择担下这个责任，以前他在北京、保定做汽车销售，“灯红酒绿”，月收入万元左右。为了回村干这个，他和谈了3年的女朋友分手，每月只拿2000多元工资。

    村民们佩服他的初心，“觉得挺崇高的”，但认为年轻人还是太稚嫩了，做起工作太难。他们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描述理想中的村干部：家底殷实，四五十岁，在村庄有威信和凝聚力。不少人认为村支书首先要有钱，这样可以把村里一些产业带动起来。但他们又知道，这种想象中的人并不存在，“有钱的人都走了”。

    时间

    某种程度上，唯一一直在冲刷桑岗村的只有时间。铁矿厂对河流的污染停止十几年了，河流渐渐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小鱼重新出现。村民仿照巢状市场，也通过熟人卖起了自己的货，还邀请城市消费者来钓鱼。但有一段时间，漕河又遭到以清理河道的名义非法采沙，河床因此下移了约2米，河道两岸的田地更加干旱。

    “巢状市场”运转了十几年，村民开始每年按照季节排序猪的养殖、改进鸡的种苗。因为消费者喜爱柴鸡蛋，张常春曾买了很多个柴鸡蛋，尝试用孵化器孵化小鸡，为了把鸡养得肉质更好，他还曾上山挖草药，尝试喂给鸡吃。因健康食物更受欢迎，村庄八成的农户自动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

    张常春是村里的文艺骨干，在桑岗村的乐队里吹拉弹唱，现在村里的文艺分子渐渐老去、离世，组织文艺活动更难了。但他和赵文录都提到，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叶敬忠这群人的到来，让桑岗村的文艺衰退得比别的村庄更慢。因为不断有外人来，有人就会有文艺表演。

    如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发展学院一位副教授站在村庄的小道上，几乎可以讲出每一个锁闭的空房屋背后的故事。25年中，脚下的土路变成水泥路，而水泥路又被采矿和建高速时不断通行的载重车压出了裂缝。十七八年前，农大为村庄做的黑板上，油漆也脱落了。

    叶敬忠不会预测桑岗村的未来。他说，“社会科学最应该避免的就是预测”。所以他也不会因为任何趋势感到悲观，遇挫的时候，他总对学生说，“这就是真实的社会生活”。

    无法否认的是，桑岗村和他们建立了无可替代的友谊。许富强被当时团队里的学生教会了26个英文字母，一位博士生把村中一位老人当作亲人。这位老人没上过几年学，但爱读书看报，博士要去美国留学时，老人要塞给她2000元。老人还买过一个10元的小手电筒送她，说它能“照亮你的前途，永远是光明的”。

    多年前，桑岗村文艺队来到中国农业大学的报告厅表演，张常春记得，他们上场，一位和他们关系很好的学者比他们更紧张。一位在桑岗扎根多年的副教授说，这是一群可恨可气可亲可敬可爱的人，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共同经历”了许多时刻：消费者一下子订了40多只鸡，学者和村民深夜一起在院子里杀鸡、烫鸡、拔毛；张常春形容叶敬忠是“浪漫主义者”，有时聚会后，叶敬忠带着学生们在月光下散步。一个无法被证实因果关系的事实是，25年间，桑岗村几乎没有孩子在中学阶段辍学。

    若干年前叶敬忠团队买来的电脑似乎只被用来玩游戏了，但20年后，一名年轻的学生确实发现，在他走过的十几个乡村中，桑岗村民在短视频平台的互关率最高。

    叶敬忠觉得，现代化确实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但就算城市化水平达到70%，也仍然有四五亿人生活在乡村，他想探索这些人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许富强希望今年的几个项目能平稳落地，能给村里安上自来水表，解决用水分配的难题。他说，哪怕就做这一件事，他做这个村支书也值了。村庄依然有吸引着叶敬忠的“能听得到的安静”，但许富强却在安静中感到孤独，村里几乎没有他能说说话的同龄人了。

    7月19日这天，中国农业大学组织的“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夏令营的学生与村民在河边办了一场联欢会。一串小彩灯在荒芜的河边平地圈出了舞台的范围，村民把绿色三轮摩托开过来，站在上面看表演。叶敬忠小跑着走向一位站在三轮摩托上的老人，他们向对方伸出手。

    这场联欢会的“导演”张常春曾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别村的朋友很羡慕他们。他觉得，现在，桑岗和别的村子最大的不同是还有“故事”。

    而这是一个故事被定格的时刻。张常春穿着红色的长衫，在话筒前着急地喊话，召集人们来到舞台四周。如果真如叶敬忠所说，他们和村庄是两个背景、职业不同的人，有些话他们也许不会对彼此说，但在动作里表达了。此时，张常春带着几位老人在用力吹响唢呐，赵文录在前排用力地鼓掌。“舞台”背后，那条被写进论文里的高速公路上，大车正快速通行。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郭玉洁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