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结婚难”已成社会病症，病根在哪？

2022年，我国人口“负增长”的靴子终于落下。在生育率长期走低的大背景下，此走势并不让人意外，然而应对已更为吃紧。低生育是个千千结，但务必要解，它关乎每一个人的幸福与希望，也系于社会发展的活力与动能。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生育的细节·构建生育友好”专栏，特邀人口领域的知名研究者就生育话题发表观点，抽丝剥茧，共同求解。

最新结婚登记数据又一次印证了当代社会“结婚难”。

民政部最新发布的2022年四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数为683.3万对，跌破700万大关。这一数据创下了民政部自1986年以来公布结婚数据的历史新低。这也是我国结婚人数自2013年达到1346.9万对的最高峰后，连续9年下降。从数据来看，2022年结婚登记人数比上一年减少了80.3万对，下降10.5%。与2013年最高峰相比，9年来，我国结婚人数下降了49.3%，降幅惊人。

这些趋势性的数据大体反映出了“当今中国人结婚越来越难”这一基本事实。“结婚难”几乎成为系统性人口难题之一。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普婚制传统，而且普遍存在着早婚早育、多生多育的习惯，在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中，人口的流迁率很低，婚姻乃人生大事，结婚率很高，离婚率很低。结婚才能开启生儿育女、家庭发展的新篇章，才能承担起上继香火、下传后世的人生使命，尽父母之责，享亲子之福。所以无论穷达、美丑，传统上国人都是向往婚姻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转型。人口转变带来了少子化、老龄化以及性别失衡的严重后果，同时，结婚率越来越低，光棍、剩女、离异单身等人口现象也随之增加。结婚率逐年下滑说明有很多人被阻隔在婚姻大门之外，在笔者看来，“结婚难”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适婚女性群体规模偏小，男女性别比失衡已是既成事实。男性单身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1980年以来大量为生男孩进行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同时，适婚女性群体规模偏小也跟严格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期间产生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的、普遍的、严重的偏高不无关系。

由于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和时期效应，性别失衡已经影响到适婚人口群体，于是有了3000万“光棍”之说。

笔者用间接方法粗略推算，利用已知的世代人口出生数和平均出生性别比可以大致估算出“多余男孩”数。推算结果是，80后世代“多余男性”138.36万，90后世代“多余男性”1012.14万，00后世代1301.62万，10后世代（截止七普时点）1191.2万，合计约3643万，与2021年七普公布数据“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基本接近，符合大数定律。

2021年是人口统计学意义“婚姻挤压”的历史转折点。虽然理论上光棍总量有3000多万，但目前大约有2500万00后及10后还处在隐伏状态（潜在的单身男性）。当下90世代出生性别比失衡所积累的能量开始释放，随后00后世代和10后世代将陆续进入光棍人口群体。光棍群体从2020年开始逐步增加，大约每十年增加1000万。

3000余万男性光棍是逐步累积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人口学意义的光棍群体已经产生，适婚人口性别失衡导致婚配竞争和婚姻挤压，已经形成社会病症。

二是结婚成本太高，天价彩礼让不少男性望婚姻却步，有房有车似乎成了现代社会结婚的标配。现在中国农村离异的妇女都很受欢迎。这使人想起了几年前流行的一句话：生男孩是“建设银行”，生女孩是“招商银行”。民间甚或有“丈母娘”推动了房地产经济的戏说。性别失衡下的婚姻市场某种程度上已经由女方主导，所以产生了性别偏好逆转现象。“结婚难”的底层逻辑是与其全家受累承压，不如一人吃饱潇洒，社会上婚姻物化很严重，物质主义甚嚣尘上，奢靡之风产生不良导向，像过去简朴、热烈的集体婚礼早已难见踪影。

三是条件匹配太难。为什么一方面有海量的男性光棍人口，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单身女性？原因就在于男性 “光棍”多数属于底层人口和草根群体，而单身女性大多是高学历、高收入甚至高颜值，而这两类人口“绝缘”。此外，从个体来说，只要是异地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虽然可以恋爱，但谈到结婚就难了，为了杜绝今后的麻烦，即使心生欢喜，理智也会告诉当事人不要迈出第一步。至于三观一致，那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小概率事件。

提高结婚率是提高已婚生育率、遏制少子老龄化的基本路径，可以通过开拓国际婚姻（譬如越南姑娘嫁中国男人）、倡导正向婚恋观（譬如更加重视感情、人品和责任，而非物质）、建设婚恋指导师队伍等等途径来提高结婚信心指数、结婚率和婚姻质量。国家、政府和社会也要做好“婚姻扶贫”工作，提高弱势群体的婚配竞争力，提高幸福婚姻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