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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虫为友,打开一个心灵的别样世界

作者:思好 来源:文汇报2023年05月31日

《虫子书》朱赢椿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虫子旁》朱赢椿 著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虫语者》半夏著晨光出版社出版

《小虫子》庞余亮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追随昆虫》杨小峰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金庸先生所著的《天龙八部》中,智光大师为了点化复仇心切的乔峰,留下经典的“32字箴言”后便坐化圆寂了。这短短的四句箴言,打头便是“万物一般,众生平等”。但很多时候,相比伟岸智慧的人类,渺小卑微的虫儿多少有些不值一提,甚至还成为了人类“指桑骂槐”的对象,比如目光短浅有如夏虫,因为“夏虫不可语冰”;比如自不量力有如蚍蜉和螳螂,因为“蚍蜉撼树”“螳臂当车”;又比如自取灭亡有如春蚕,因为“作茧自缚”。而朱赢椿、半夏、庞余亮、杨小峰等作家,则决意跳出这样的人类思维定势,转而和虫子打起交道,并和它们结成益友。

人眼和虫眼的对视

神奇的造物主赋予了人类和昆虫诸多不同,最为典型的或许就是“人类球形单眼”和“昆虫复眼”的千差万别。在童年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凝视昆虫的经历;而当我们穿梭于街道、广场和公园时,是否也经常会接受各种昆虫的检视?

生物学专业出身的半夏,在她一系列关于昆虫的书籍中,经常会提到“对视”这个概念,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达尔文对法布尔的那句“无与伦比的观察者”的赞誉。在《迷虫记》的扉页,半夏就写道:“我人类的单眼与虫虫的复眼对上了,我开始四处看虫虫。”在另一本《与虫在野》中,她不仅将首篇文章命名为“与一只绿头苍蝇对上眼”,而且全书一半左右的篇幅都被归类在了“人虫对眼录”中,记叙着她与昆虫之间相视相随的故事。

与半夏置身旷野的“人虫对视”不同,朱赢椿《虫子旁》里的“对视坐标”,则是他执教大学里的一片固定区域。那些群居于朱赢椿工作室前前后后的大小昆虫,都被他认定为是天地之间毫无差别的“左邻右舍”。无独有偶,杨小峰的《追随昆虫》也辟出专门章节,并命名为“与虫为邻”和“同处一室”,前者讲述那些在生活中擦肩而过的“偶遇者”,后者则介绍同一片屋檐下朝夕相处的“隐居者”。对于杨小峰来说,这些昆虫有不少堪称“邻居”,但还有一些已俨然成为“室友”。人类俯视昆虫、昆虫仰视人类,似乎是无需赘言的“自然法则”,但朱赢椿们则都不约而同地拉平了这些高斜率的非对等视角,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谁又不是那个普普通通的生灵?

朱赢椿的《虫子旁》就很好地呈现了这种“无差别的对视”。比如面对一旁观战的“我”,以弱胜强的椿象,转身就摆出“一副得胜者的姿态”,仿佛也把“我”当成炫耀战绩的同伴;又比如面对浇向菜园的几桶大水,被惊扰了清梦的蠼螋“高举双铗一张一合,向我抗议示威”,就好比是在向某个捣蛋的伙伴表示不满。与此同时,那些生发于人类之间的情感,也被朱赢椿倾注或者说是赋予在了各式各样的昆虫之上,比如作者替一只捕食蜈蚣的小蚂蚁“捏了把汗”,因为两只争得你死我活的昆虫“陷入两难”;又比如他臆想着一只回到地面的蚂蚁充满着“沮丧”,两只依偎在一起的西瓜虫“好像一辈子都不会分开”。这些普适的情感,自然而然地流淌于万物生灵之间,让他们通过相互的注视和彼此的理解,完成了跨越生命体征的贯通和交融。

人语和虫语的沟通

人类讲究的是语言,而昆虫只会啾啾,似乎根本不存在沟通交流的可能。不过,如同二郎神的“第三眼”可以洞见他人之所未见一样,朱赢椿似乎也有一套足以和昆虫流利对话的神奇招数。

继《虫子旁》之后,朱赢椿又相继出版了《虫子书》《便行鸟》等一系列足以让人惊掉下巴的“天书”。称之为“天书”,看似无稽之谈,其实毫不过分。比如翻遍《虫子书》的每个角落,除了版记,竟难以寻觅任何一个通用文字,朱赢椿记录下了蜘蛛、蜗牛、蚯蚓等昆虫的爬行痕迹,然后将其拼凑组合,就“堂而皇之”地以“诗”名之。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朱赢椿竟然还煞有介事地模仿着“虫语”,朗诵起这些“莫须有”的诗作,让人直呼真假难辨。朱赢椿将昆虫视为“造物的神奇”,也将那些爬行的痕迹看作“生命的偈语”,对他而言,每只渺小的昆虫,都蕴含着“隐秘的伟大”,语言的壁垒并非人虫交流的绝对障碍,人类应该放下傲慢,重新认识它们。

在《虫子旁》的尾篇,朱赢椿写道:“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那时候没有什么玩具,也没有什么图书,只能对身边的花草和地上的虫子感兴趣。”而在另一篇访谈中,朱赢椿又补充道:“当时觉得自己的童年挺灰暗的,等到中年创作的时候,一回首,才发现童年是彩色的。”朱赢椿的这两段话,定会让有着同样经历和感知的庞余亮大呼“知己”。和朱赢椿一样,庞余亮的《小虫子》也创作于人生的中年,追忆着年少时和虫子们朝夕相伴的“彩色时光”,作家藉此完成了一段跨越时空的“人虫对话”。

成名于诗歌,后又写作小说和童话,并因散文荣获“鲁迅文学奖”,庞余亮多元的创作经历,也让他的《小虫子》相比其他“昆虫随笔”,多了几分诗性,增添了不少引人入胜的童趣和故事性。在庞余亮笔下,人与虫的沟通已不再限于外在的表达,而是更多地延展到了对心灵的见证和慰藉上,作家看似是在写虫,实则更是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旁观着那些与昆虫息息相关的童年生活。比如庞余亮写棉铃虫的“钻心”,实则是写父母间的打斗;写丽绿刺蛾幼虫的“刺毛”,又是在写父亲的讷言和粗暴;至于写天牛的“大力”,则是还原了自己童年的天真和淘气。随着时间的流转,关于贫穷童年和疼痛亲情的记忆都已褪去,但那些潜伏在大自然之中、随时会探出身来的昆虫,则有如洞察一切的神灵,不经意间总会“扯出我在人间的苦根”,如同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所说:“自然就是一种更高形式的‘自我’,我们是它不可分割的部分。没有大自然,我们根本就无法完整地存在。”

人生和虫生的交融

在2000多年前的儒家经典《大戴礼记》中,天下之虫被分为羽虫、毛虫、甲虫、鳞虫、倮虫等五个类别,人类也位列其中,与青蛙、蚯蚓等同属“倮虫”,并且还自诩了个“倮虫里的尊者”的头衔。人与虫被如此自然地相提并论,这至少可以说明,我们的老祖先从未把自己和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虫类分出泾渭。

半夏的《与虫在野》在不同章节摘引了古人对于各种虫类的记叙文字。在早至战国时期的《尔雅》里,就有一段关于金龟子的描述颇为有趣:“今甲虫绿色者,金碧荧然,江南有之,妇人用为首饰。”可见2500年前,聪明细腻的江南人就对金龟子漂亮的甲壳产生了兴趣,并将其和金银玉犀一道,作为妇人梳妆打扮的饰物,只不过相比后者,前者可能更为日常,也更接地气。对于金龟子,古人是“因爱而取之用之”;对于蚂蚱,古人则是“因恨而捕之灭之”。在《蚂蚱这厮这肉》中,半夏摘引了《诗经》里关于火烧蝗虫的描述、白居易笔下关于蝗虫漫天的诗句,也讲述了云南等地捉蝗虫、食蝗虫的民间习俗。与蝗虫的战争几乎覆盖了整个华夏大地,贯穿了整个农业史,可以说,蝗虫衰则农业兴、农业兴方能百姓安,“虫命”关乎着世世代代的“人命”。

既然人虫之间相爱相杀的历史如此之久,那么,人类从虫类身上悟出点生命道理、得到些智慧启迪,当然也是合乎情理、意料之中的事情。半夏的《虫语者》多次提及蜂类,比如写到科学家从雌树峰的凿孔本领得到启示,发明了“更有效率的外科手术探针”;又比如引用一条被讹传为“爱因斯坦说”的论断,写到“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将只能再存活四年”,由此证明,包含昆虫在内的生物体系对人类生存重要性的不言而喻。相比较半夏的“具象”,杨小峰则显得有些“抽象”,或者说是更为发散。在《追随昆虫》中,当作家看见一对在树上缠绵的马陆,则立马勾起脑海中对于罗丹雕塑《吻》的记忆,甚至于马陆“每一个角度的变换”都能让他联想到“雕塑的对应角度”;而当瞧见树木被蛀虫侵蚀过的“旋涡般扭转的轮回”,又立马想起梵高的名画《星空》,仿佛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如今,人们早已无法得知那些举世闻名的艺术作品究竟启智于何处,但显然也难以否认,罗丹、梵高们的艺术灵感,和自然界里那些随处可见的“昆虫导师们”有某种微妙的关联。

享誉世界的伟大小说家纳博科夫,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昆虫学家。这位在自传《说吧,记忆》中自称“我一生都在捕捉蝴蝶”的鳞翅类昆虫狂热爱好者,用有如蝴蝶般绚烂美丽的文字和令人如痴如醉的生动细节描写,建构起了独一无二的虚构世界。想必任何评论家都无法否认纳博科夫“小说家”身份和“昆虫学家”身份的合二为一,或许我们更应该这样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无数次与昆虫的对视对话,“作家纳博科夫”才得以从“昆虫学家纳博科夫”的影响下逐渐浮现出来。

【责任编辑:李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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