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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淄博渴望“被看见”的寻亲父母

作者：曲俊燕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2023年05月03日

5月1日，山东淄博，来自山东泰安的乔芬（右一）和其他寻亲的父母在街头宣传。他们所在位置的旁边就是淄博热门旅游点八大局便民早市，游客络绎不绝。不少行人停下脚步拍摄，发布到网络上，为寻亲的父母们添一份力。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曲俊燕/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曲俊燕摄影报道

有一群人，他们来到淄博不为烧烤，而是为了人们的注意力。在人来人往的淄博八大局便民早市旁，他们举着孩子的照片。那是他们丢失多年的孩子。

5月1日，“五一”小长假进入第三天，山东淄博街头游人如织。近几个月，这里因烧烤“出圈”，顺理成章地成为“五一”热门旅游目的地。八大局便民早市是许多游客必去的打卡点，也成了几位寻亲父母驻扎的地方。他们手持寻亲海报站成一排，一遍遍描述着孩子的信息，发出求助和呼吁。他们来自山东、河北、江西、云南、黑龙江等地，在寻亲路上相识，年龄最大的61岁，孩子丢失时间最久的已有29年。

每有游人驻足拍照，张立花就鞠上一个90度的躬。她是直肠癌患者，腰上一直挂着造口袋，用于接收排泄物。在街头宣传，为了避免更换造口袋的麻烦，她不敢多吃东西。这是她第一次自己出来找孩子。因为身体原因，她15年没出过远门，此前都是同样丢失了孩子的郭刚堂帮她联络和宣传。郭刚堂是寻子题材电影《失孤》中男主角的原型，他长达24年的寻子之路引发了全网关注，2021年，在公安机关的帮助和见证下，郭刚堂终于与儿子团聚。

张立花的儿子张合超是在1994年10月1日丢失的。当年，21岁的张立花独自抱着3岁的儿子从山东临清康庄镇张洼村回云南祥云老家探亲，在祥云到楚雄的路上被人拐卖，儿子不知去向。她被卖到只有两户人家的山里当媳妇，半年后，等玉米杆子的高度没过人头了，她夜里伺机逃了出来，却不想，在逃走的第二天晚上，又被另一个“好心帮忙”的女人拐卖了。坐拉猪的车逃出后，她又被送到舞厅，过了一段她至今不愿回忆的生活。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山东的家，家人却对她产生误会，以为她卖了孩子。

张合超今年应该32周岁了，右手无名指有一圈咖啡色胎记。如果找到孩子，张立花不奢望他能认自己，“拥抱一下，吃个团圆饭，照张全家福，知道他过得好，我就知足了。”她还想提醒孩子去做一个肠镜检查。张立花的两个女儿相继确诊肠部疾病，她担心儿子也遗传了致病基因。

乔芬的孩子被人从家里抢走了。2006年12月3日凌晨1点多，4个人闯进山东泰安肥城市王庄镇后于村乔芬的家，把大人控制后，趁黑抱走了8个月大的姜甲儒，逃窜时还将大门反锁。乔芬推测有熟人从中联络，因为抢劫者进家前拉了村里的电闸，还了解家里老人的生活习惯。

在乔芬的寻亲海报上，左边是姜甲儒婴儿时期的照片，右边是姜甲儒哥哥17岁时的照片。乔芬说，两个孩子小时候长得像，姜甲儒现年17岁了，应该和哥哥的长相差不多。每年姜甲儒的生日，乔芬一家人都会为他过，她希望儿子知道，家人始终没有放弃他。

听说身边有找回来的孩子，被拐后没上过学、没户口，乔芬的心都碎了。“如果他有学上，养家善待他，那（回不回来）随他自己。”有人问她，那你还找孩子做什么呢？乔芬觉得，这可能就是“做母亲的力量”，不管孩子最终是否回来，找孩子都是母亲的一种本能。

“找了14年零107天了。”何治生数着日子生活。儿子何定涛于2009年1月15日在江西省乐平市双田镇上河村失踪，今年6月即将20岁整。何治生记得，那天村里有人结婚，小孩子都出去看热闹，读一年级的儿子何定涛和同学何钟锦一同走失了。有十多年的时间，何治生家过年都没有放鞭炮、贴对联。

何治生穿的T恤背后印着儿子3岁半时一家四口的合影，那也是何定涛唯一一张照片。去年，何治生关掉了开了十几年的手机维修店，一心找孩子。他曾开着印满丢失儿童照片和个人信息的“寻子车”在江西及周边省市奔走，上面宣传的一些孩子如今已经找到。何治生说，按照老家习俗，每逢10岁过一次“大”生日，他们错过了儿子的10岁生日，希望儿子20岁生日时能全家人一起过。

王妹芝的痛苦或许是双倍的，她丢了两个儿子。1995年9月28日，河北省大城县广安乡仰止村正值农忙季节，两个孩子上午还跟着她下地干活，下午去邻居家玩耍后自行离开，就再也没找到。张开元（元元）、张佳元（豆豆）丢的时候分别5岁和4岁，家门前有棵大槐树，孩子们经常在上面栓绳荡秋千。邻居是个放羊的残疾人，豆豆每次都去抢他的羊鞭子，帮他赶羊。村里还有一家三姐妹开的小卖部，总是会给两个孩子一些好吃的。王妹芝觉得，这些细节孩子们应该还记得。

1995年孩子丢后，王妹芝借钱花了1万元买了一部在当时还很稀有的手机，用于找孩子。29年来，号码一直没变过，手机也24小时开机。“换了手机号就怕错过，我特别渴望电话那头是元元、豆豆的声音。”王妹芝说。她曾经也遇到过线索，但最终都不是自己的孩子。情绪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反复交替，是寻亲父母的生活常态。

姚福吉和张秀红夫妇是从北京骑三轮代步车来的淄博。他们的独女姚丽于2008年4月19日在北京市大兴区太和中学上学路上失踪。当时，姚福吉夫妇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老家下岗后，来北京打工，女儿也来北京上初中。寻女15年来，夫妻俩没有正式的工作，如今仍住在北京大兴，租住的平房每月房租550元，两人目前唯一的收入是张秀红每月2000元出头的退休金。

张秀红说，女儿现年30岁了，可能已经成家生子，“如果她没有时间回来，我们可以去看她。如果她全家都回来，我们更高兴。希望女儿不要有顾虑。”张秀红只是想看女儿一眼，知道她健康平安。

寻亲父母们的努力渐渐得到一些回应。一名女游客看到张立花儿子的信息，惊讶地说：“你也是临清的啊，我就在临清上班！”她说自己就在临清市人社局办公室工作，让张立花有事直接给她打电话，“我能帮的尽可能帮。”在现场，有游客开起了直播，有自媒体人在一旁帮他们直播宣传并给过路游客免费送水，许多人拍下照片、视频，准备发到社交网站上。

张立花不识字，不太会用手机，来淄博的路上，一位姑娘帮她付钱打了车，叮嘱司机送到站后，一定要回电话告知她。张秀红和丈夫姚福吉一周前来淄博时，没有寻得住处。平时，他们开代步车奔走全国寻找女儿姚丽，两人挤着睡在一米多宽的车厢里是常有的事。一名淄博本地人遇到他们，主动提出把自家刚装修好的100多平方米的新房让给他们住。还有一个姑娘每天来当志愿者，帮他们买早餐。

寻亲路上，这些父母也曾被驱赶、被说“负能量”，甚至被骗、被质疑真假。互联网的发展让寻亲信息得以扩散到各地，每出现新的网络平台，他们就学着用。微博、短视频软件上，都有他们用孩子名字命名的寻子、寻女账号。即便如此，这些父母在现实中还是无法停下寻找的脚步，奔走在各地，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正如郭刚堂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签名所说的：只有一直在路上，我才觉得自己是一个父亲。

傍晚时分，乔芬提前离开，第二天就是儿子姜甲儒的生日，她要买蛋糕提前为儿子庆生。临别前，几位母亲抱在一起拍了个短视频，为彼此加油。“五一”假期后，他们将离开淄博，踏上寻找孩子的下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