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洪滨：“我们必须做出这种选择”——怀念与追忆厉以宁先生
三年疫情之后，再次来美国访问，第一站是斯坦福大学。飞机刚到旧金山后几个小时，厉老师去世的噩耗便传来了。一个人在酒店房间，悲痛万分，和厉老师交往的幕幕往事奔涌而来，心情难以平静。虽然知道厉老师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但还是觉得突然，很难接受这个现实。那两日旧金山阴雨缠绵，冥冥之中似乎上苍也在悲戚。网上悼念的文章和评论铺天盖地，很多人说，厉老师走了，是一个时代的逝去。
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亲历者，在时代的洪流中有着自己的轨迹和经历。我年轻时有幸求学于厉老师门下，走上了经济学的学术道路；后来又回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厉老师共事多年，无时不受益于他的教导和支持。我的人生轨迹中，厉老师的影响是最大的。
我1984年进入武汉大学数学系。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如火如荼，在校园讲座报纸期刊上，各种改革政策的辩论，各种经济思潮和理论的介绍，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析，让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后来决定要考研究生读经济。厉老师那时已经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牵头指导的“宏观经济运行”硕士项目更是全国经济学子心向往之的地方。身在武汉信息不通，靠着自己摸索，我竟然考上了北大厉以宁老师的研究生，命运待我实在太好。
还记得来到北大，经济学院研究生班简单的开学介绍会上，第一次见到厉老师，儒雅的学者之气，讲话精炼，条理清晰。当时没有想到的是，我和厉老师的师生缘分，不只是3年的硕士学习，而是35年的人生历程，35载的师生情谊。
众所周知，厉以宁老师是高山仰止的经济学大师。他的众多经济学贡献和其影响， 已经有很多的介绍，我就不再重复。在此谈一些我个人理解的厉老师治学和学术思想的特点。
第一，深厚的学术功底，使得他厚积薄发，著作等身，几十年持续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步。
厉老师这一代学者，不同于陈岱孙等上一代经济学家，也有别于现在年轻的经济学者，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上大学，没有机会系统学习经济学，更没有出国留学的可能。回看厉老师的学术成长经历，一个深刻的感受是， 晦养厚积，终成大器。
厉老师1955年从北大经济系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经济系选留。然而随着政治空气越来越“左”，他被分配在系里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翻译了200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还为北大经济系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提供了数十万字稿件。他在人们头脑发热的年代，如饥似渴地吸收中外经济学的知识，广泛了解国际经济学的进展，并开始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机缘、勤奋、加上天赋，这三个成功要素，在厉老师身上同时完美体现，是厉老师练就经济学“深厚内功”的原因。熟悉厉老师的人都知道，他非常勤奋自律，一生用在读书、写书、教书上。每天早上要伏案写上千字的文字，几十本著作，无数篇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另外，厉老师可能是我认识的人中，记忆力最强的。他在80多岁时给学生讲西方经济史，不看讲义，各种历史数据资料了然于胸，娓娓道来；不同时期欧洲版图的变化和演变，信手在黑板就能画出地图，一丝不差。我经常感叹厉老师的大脑能有多大的容量。每到一个地方调研，他对当地的历史和风土文化，都有相当的了解。碰到很久以前来调研时见过的人，厉老师都能清晰的说出该人的情况和当时见面的场景，让人惊叹不已。
厉老师凭借惊人的记忆力理解力，同时得到北大名师指点，通览了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史经典，由此打下了扎实学术功底，成为了经济系的“扫地僧”。改革开放之后，厉老师看起来是“横空出世”，背后却是他在漫长岁月中一点点积攒起来的能量。
“只计耕耘莫问收”，几十年的勤奋耕耘，收获不用问自然圆满。厉老师著作等身，涉及的领域，有西方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等，几乎覆盖了经济学的大部分范畴，而每本书都有相当的深度和思想性，这在中外都是极其罕见的。
国际上经济学的发展有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势，顶尖经济学家也都只在一个狭窄的领域上深挖，再也难见凯恩斯、熊彼特和哈耶克那样的大家。而在中国，因为学术发展的长期隔绝和中断，不少经济学家是既窄又浅。厉老师深厚的学术功底，使得他能在如此众多的领域都有建树，为推动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以经济史为例，厉老师的《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和《资本主义的起源》，是中国学界研究世界经济史的传世之作。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厉老师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积，而是有理论体系的建构和经济学思想的提升。比如，穿透千年的经济演变史，厉老师提出罗马帝国消亡的原因，在于对于政权稳定至关重要的中产阶级，在内外交织的政治军事力量的长期博弈中，逐渐的没落败退。再比如，通过梳理世界各地经济制度的漫长演变，厉老师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有内在的弹性和刚性体制区别，弹性体现在不断完善演变，能够修正制度缓解内在矛盾， 而刚性恰恰相反。同样，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刚性弹性，东欧的社会主义不成功，乃其刚性特征使然。厉老师的这些著作里，无论是对浩瀚的经济史料的掌握，还是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解上，都显示了超凡的功力。而只有依靠坚实的学术功底，才有可能作出真正的学术突破和创新。
第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和洞察，使得他的学术影响力历久弥新，成为长青的中国经济学泰斗。
作为经济学家，厉老师最可贵之处，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对中国经济复杂性的细致洞察。他是真正扎根在中国现实的学者，总能把中国问题放在中国语境中去思考和解决。
一方面，他总是站立在中国的大地上想问题，将理论方向和现实选择相结合。几十年来厉老师提出了大量有前瞻性、有针对性、有可行性的政策主张和建议，推动和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为世人所熟知的“厉股份”，“厉民营”的称号，便是其政策和社会影响力的反映。
另一方面，厉老师强调经济学要“联系中国、解决实际问题”，要把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往往有能与国际学术对接对话的理论体系，又始终把中国问题作为主线，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堪称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作为一个海归经济学学者，我对此体会尤深。1991年北大硕士毕业后，我到美国留学，在斯坦福大学读完博士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任教。2005年回国，很自然的加入了厉老师创建的光华管理学院。如何真正认识理解中国经济，而不是简单的照搬模型公式，是我回国后首先必须面对的难题。幸运的是，厉老师是对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最了解最有洞察的经济学家，他成了我理解中国经济最好的老师。在各种经济问题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在去全国各地的调研考察中，我从他身上不断地学习，学到了太多在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理解中国国情的一个方法是调研。厉老师非常喜欢去全国各地调研，他跑遍了大江南北，即使在80多岁高龄也不停下脚步。调研是中外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大不同。国外的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没有调研，理解经济现实只靠数据。中国的经济数据相对的不完备，更重要的是，数据背后的故事，往往才是中国经济最真实的情况。在跟厉老师一起调研之中，让我深深体会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区域差距之大，经济复杂度之高，政策执行差异之广。
厉老师曾经担任贵州毕节扶贫的中央专家组组长，经常不辞辛苦赴毕节调研。我有幸参与其中一些调研和政策咨询工作。毕节当时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几乎没有像样的产业，极度贫困人口众多。但毕节地区内不同的县区，又“各有各的不幸”， 有的是有资源但交通不畅，有的是生态破坏太严重水土流失没法发展农业，等等。在当时交通和其它条件很艰苦的情况下，厉老师走遍了毕节地区的各县区，对各地方的情况和发展掌握得十分清楚，每次所提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都非常有针对性。现在毕节600万人民的生活水平今非昔比，相信厉老师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的。
厉老师领导的林权改革政策研究，也是调研先行。他敏锐的指出，林权改革是农地承包制改革后的又一项重大改革，其核心是产权清晰的问题，要通过确权来激发农民种林养林护林，而不是乱砍乱伐。但是，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林业发展情况差异很大。在厉老师领导下，我们分别去调研了林业不发达亟需提升森林覆盖率的西北地区，森林覆盖率比较高但需要发展林业经济的南方地区，和以国有林场改革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东北地区。林权改革的整体政策建议报告，以及针对不同地区的系列分报告，就是在这些调研基础上形成的。
通过充分的调研和详实的论证，厉老师得以把握不同阶段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进而提出有针对性可行性的建议和主张。《非公经济36条》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他在《相见欢》中所写：“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
有人评价，厉以宁先生是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社会结构迈向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两大转轨”时期，勇立时代潮头，作出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在我看来，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因为日积月累的调研和积累，形成了厉老师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和洞察，使他在经济学研究中，能够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去推动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不联系中国实际，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在厉老师看来，源于实践的理论才是常新的。他往往借鉴国际学术界相关理论，结合中国现实，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既与主流经济学有共同之处，又有带着中国特色的不同新意。
比如厉老师提出的“中国经济非均衡理论”，既受西方经济学中的非均衡理论的启发， 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形态处于一种动态演变的理论阐述。从国内当时市场不完善、价格体系不灵敏的状况出发，厉老师认为中国经济在转型期会处于不均衡的状态，而经济改革应该通过培育充分自主、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而逐步走出困境，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这样的对中国经济有独特见解的经济学思想，是厉老师提出“股份制改革优先”的理论基础。
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又在解决中国问题中进一步创新理论，这一特点贯穿于厉老师的学术生涯。即使是上面提到的经济史著作，虽然没有直接研究中国经济，但仔细读来，厉老师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依然跃然纸上。从对中产阶级的保护和壮大，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体制弹性）的必要性，不都是中国经济中最核心的问题吗？他的经济学研究，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才使得其学术生命格外的长，学术影响力经久不衰。
第三，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坚定信念，贯穿于他的学术人生，堪称中国经济学人的楷模。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现实的学科，加上其“理性人”的假设，往往被人误解为是教人自私自利的学问。这当然只是误解，经济学以研究人的行为出发，最终目标是希望能够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找到增加社会福利提升人民幸福生活的经济发展之路。厉老师作为中国经济学者的杰出代表，言行之间，学问之中，体现了其深沉的人文情怀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
众所周知，厉老师人文修养很高，是个诗词大家，词句之间感情丰富，家国情怀浓厚。他的情怀，同样体现在其经济学研究中。在《体制，目标，人》这本书中，厉老师开宗明义的指出经济学是以人为本的学科，对人的研究是经济学的最高层次，“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以此为终极目标，我们才能用合适的角度分析经济体制运行和发展目标的选择，才能正确的理解道德和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这样的以人为本，为民所忧的情怀，在厉老师学术生涯中贯彻始终。对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刨析和批判，体现了他对8亿农民不公地位和待遇的深切关注；对于教育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了他对人的培养和对生活环境的关心。厉老师的学术人生，以他独特的学术思想和见解，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和主张，为切实改善人民的命运和生活而立言著说，可以说是“立德、立功、立言”的榜样。
这样饱含情怀的学术追求，造就了厉老师对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坚定的信念。他曾经回忆到，在江西鲤鱼洲农村下放劳动期间，虽然自己干农活非常的艰苦，但看到当地农民的贫苦生活，对他的经济学思想有了极大的触动。为什么这么勤劳的农民不能实现基本的温饱？厉老师的答案是，计划经济是问题所在，计划经济无法带来经济的发展，无法改善人民的生活。从农村承包制开始的改革，一步步的打开了阻碍经济发展的束缚，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也印证了厉老师在鲤鱼洲形成的市场经济信念。
无论是春雷咋响的改革开放之初，还是改革遇到“中梗阻”、进入“深水区”，在一个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他和众多知识分子一起加入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和探索中，成为他们之中“突破时代”“引领时代”的杰出代表，改革是在他们这一代人最执着的“选择”。时代选择了他们，他们也无愧于时代。而他们为什么九死未悔选择“改革”，为什么历经艰难初心不改，尤其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
记得在《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后记中，厉老师曾经写下这样的字句，“我们的观点是，在深化改革中稳定经济。改革将给人们带来信心，带来希望。我们只能有这种设想，也必须做出这种选择”。一代经济学人的追求渴盼跃然纸上，学术报国的炽热感情深藏其中。今日捧读，字字铿锵，有金石之声，如黄钟大吕。
“我国的改革尽管不断取得进展，但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改革中存在很多困难，改革事业的艰辛已被人们普遍注意到”。在激流勇进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是什么让厉老师他们面对改革的阻力、改革的困难、改革的艰辛，依然得出“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一振聋发聩的结论，并由此保持变革的激情、创新的勇气，始终挺立于时代的潮头？厉老师自己的回答，是他在2018年获得“改革先锋”勋章时说到，“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这种坚持，于小处也经常可见。我见到厉老师何老师闹矛盾，经常就是两种情况。在外出调研时，常常在已经繁忙的行程上，当地的政府和企业会请求厉老师抽空加场讲座或是座谈。为厉老师身体起见，何老师有时希望婉拒。但往往邀请者觉得机会难得，非常恳切，最终厉老师总是答应下来。类似的情况，是在学院上课。学院各个教学部门的学生，都希望能听厉老师上课。随着厉老师的年岁越来越大，学院也发展地越来越壮大，项目不断增加，厉老师的课不减反增，有时排的还特别紧凑。这时何老师就会劝厉老师减少一些上课，我也请同事们多注意不要过分辛苦厉老师。但厉老师都自己坚持要给每个项目上课。对他而言，大的坚守也好，小的选择也好，传道授业、为国为民是坚持一生的追求。
“沉沙无意却成洲”。成就人生的，既是沉沙有意，日积月累不负耕耘；也是大河奔流，时代潮涌神州造就。厉老师的去世，留给我们的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坚持。而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它特有的精神和追求。
厉老师千古，精神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