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2023｜中日关系的机遇与挑战：如何落实曼谷五点共识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胡令远

由于三年疫情阻隔、中美战略博弈深化、俄乌冲突影响，特别是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2022年的中日关系仍然处于困难局面。但在复杂的情势下，两国也为纾解困境做出了巨大努力。

当地时间2022年9月29日，日本东京，(从左至右)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十仓雅和、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日本政府内阁外相林芳正、日本前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和日本前众议员议长、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出席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活动并合影留念。人民视觉 资料图

“50年”节点重温初心初志

2022年中日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无疑是两国最高领导人时隔三年的直接互动。2022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与岸田文雄首相在泰国曼谷举行了首脑会谈，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在于确立了中日关系的新定位，即“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为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同时，两国元首还就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达成了五点共识。一方面双方强调在后疫情时期尽快恢复两国原有的包括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在内的经济、政治、安保等领域的各种对话平台；另一方面，则强调两国在“加强节能环保、绿色发展、医疗康养、养老照护等领域合作”。习近平主席特别指出，两国要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财政金融、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等方面，实现更高水平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不言而喻，恢复各种交流机制，拓宽务实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双赢，可以大大夯实两国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双边关系的现实基础。

中日两国以及国际社会对这次“习岸会”普遍给予积极评价，认为会谈气氛融洽，有效地凝聚了双边共识，成果丰富，象征着新冠疫情以来两国关系恢复和发展迈出了“积极的第一步”。

2022年是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重要节点，在中日两国举行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中，民间成为主要推动力量，在烘托氛围、搭建平台、凝聚人心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基础性作用。最终，两国领导人互致贺电，对于纾缓新冠疫情以来两国沉闷的政治关系氛围意义重大。纪念活动的主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温5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形成和确立的两国“和平、友好”之初心初志，二是总结50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特别是在重大历史关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为目下和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镜鉴。

经贸整体仍保持一定发展态势

2022年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的第一年。这是中日之间首次达成的关税减让承诺，作为这一协定的最大潜在受益方，日本的企业对此高度关注、踊跃参与，中国企业也蓄势待发，积极作为。尽管与2021年相比，中日在双边贸易和实际投资等领域的增幅有所回落，但两国经贸整体上仍保持了一定的发展态势。2022年前11个月，中国累计对日出口达到1.054万亿元，同比增长7.7%；自日进口为1.126万亿元，同比下降7.5%，而日本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增长26.6%。

但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屡次表示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一事，日本始终持消极态度。日本的公开说法是担忧中国的市场开放力度无法与CPTPP的高标准进行对标，而实质上是日本相关政策重心转变的一种折射。即从推动同一制度框架内的良性竞争让位于与所谓“志同道合的伙伴”构筑“小院高墙”，一方面推动部分产业对华“脱钩断链”，另一方面重组相应的供应链和确保日本的技术优势。

具体而言，日本日益重视安全考量与经济手段的相互补充，并形成经济安保的理念，且将之视为国家安全保障和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内外联动主要表现为对内推行经济安保战略，并设置相关主管部门，又出台“经济安保法”，对外与美国首度建立经济版“2+2”协商机制，并积极引导美国共同充实“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内涵。受此影响，尽管中日经贸整体上在2022年仍保持了一定的发展态势，但规模已被中韩经贸总额超越，这导致日本在中国贸易伙伴的排序中也滑落至第五名。

 不言而喻，日本于2022年5月出台的“经济安保法”，对中日经贸关系带来深远的伤害。但在华日企仍勉力开拓、苦心经营，也收获了可观的业绩。经贸纽带在中日关系中所起到的压舱石和粘合剂的作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也彰显了中日关系的内在韧性。

“安保三文件”的冲击和影响

2022年对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冲击和深远影响的，无疑是12月16日日本政府正式通过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及《防卫力整备计划》等所谓“安保三文件”。在这三份文件中，日本提出将致力于拥有对敌先制攻击能力，并在未来5年大幅增加国防预算、达到GDP的2%等主张。这些举措意味着日本战后安保理念和防务政策发生了重大转折，完全抛弃了“专守防卫”原则，在一定意义上导致和平宪法名存实亡，将日本引向危险的方向。

近年来，日本不断炒作周边面临的重大安全变局，声称存在“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地区威胁，并将矛头直指中国，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而这次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则毫不避讳地将中国明确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强调日本应通过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实现国际关系特别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新平衡”。

这次出台的“安保三文件”还严重违背日方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承诺，公然对台湾问题指手画脚，深度干涉中国内政。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称，对于日本的国家安全来说，“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日本将“在期待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立场下，继续采取各种措施。虽然岸田首相自己也强调“在台湾问题上，日方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做出的承诺没有丝毫变化”，但台湾问题却成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缘由，这无疑会严重动摇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显而易见，“安保三文件”严重背离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也与中国在发展双边关系中实施的睦邻外交理念与政策背道而驰，这种不顾两国关系发展大局的举措，对于中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乃至全球安全而言，其负面影响是深远的，也完全有违于两国“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承诺。总之，安保领域及与之相关的重要敏感议题，是悬在中日两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谨言慎行，相向而为，是从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的重中之重。

踟蹰横渡口，彳亍上滩舟

2022年对日本国内政治和中日关系来说均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无疑首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突然遇刺身亡。众所周知，安倍是日本宪政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辞职后又成为执政的自民党内最大派系—“清和会”的掌门人，其影响力在日本政界一时无人匹敌，可说是岸田内阁的“影武者”，在日本内政外交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安倍遇刺身亡后，“清和会”呈现“群龙无首”状态。岸田在内政外交上一方面摆脱了来自安倍及其派系的掣肘和杯葛，与此同时，也面临力争成为“清和会”新掌门并进而觊觎首相大位的政客们的挑战，日本政坛呈现不同力量重新聚合的不稳定状态。此外，安倍遇刺牵引出来的“统一教会”及“国葬”等问题，不仅使自民党的形象大受折损，还成为岸田内阁支持率持续低迷的肇因之一。

而在中日关系层面，安倍在位期间，虽然出于策略需要调整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但骨子里他是“中国威胁论”的信奉者和鼓吹者，并在台湾问题上屡屡触碰中国的政治红线。如其大肆宣扬“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甚而“警告”中国说“武力攻台就是经济自杀”云云，俨然扮演了日本政坛“亲台派”的首领角色。即便在他遇刺后，受其影响，清和派的一些政客继承其衣钵，并为了彰显在派系内的话语权，以及为成为新掌门造势，纷纷窜访台湾，为“台独”分裂势力张目。这种行径，对中日关系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受新冠疫情和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以及复杂的国际情势发展变化等诸因素的影响，2022年的中日关系依旧处于“踟蹰横渡口，彳亍上滩舟”的困难境地。但两国高层和民间，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进行了纾解困境的巨大努力并取得诸多成果。2023年适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5周年，如何在后疫情时期，将中日曼谷5点共识落到实处，共同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是两国需要深思并付诸行动的机遇与挑战！

（胡令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原标题《中日关系2022：难局与纾困》，现标题及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