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北大教授邓广铭

今年，是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成立40周年

也是创办者邓广铭先生诞辰115周年

邓广铭先生 (1907-1998)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

当代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奠基人、学术泰斗

被誉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

“宋史学界一代宗师”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邓广铭诞辰115周年学术纪念展在北京大学校史馆举办

邓广铭：日月长居

时间的琥珀，保存记忆，也被记忆所保存。

文 | 陈雪霁

作为一名北大学生，人们惊呼他：“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简直不可理解。”作为一名北大老师，人们称呼他：当代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奠基人，学术泰斗，“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

晚年邓广铭在书斋中读书，时年近九旬

由于总是整日拿着放大镜查书，用颤抖的手在王安石书稿上笔耕至深夜，他被大女儿邓可因开起玩笑：“王安石绝想不到在近千年后，能得到了你这样一位知音。”小女儿邓小南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从事宋史研究，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1958年，与夫人窦珍茹和女儿可因、可蕴、小南

北大教授邓广铭，被视作宋史学界的一代宗师。他不希望别人用套话评论自己，“‘治学严谨，为人正派’，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没有特点。”人生中，“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才是他毕生的信条。

在邓广铭诞辰115周年学术纪念展中，他丰沛的一生清晰重现：当年的听课笔记，记下了周作人、沈兼士、傅斯年、钱穆、陈寅恪……等大家的见解。多年间收到的1940余信函，传递了陈寅恪、朱自清、夏承焘、杨晦、游国恩、吕叔湘、臧克家、张岱年、叶嘉莹、余英时等学者的寄语。讲授课程的毛笔钢笔手写讲义、多次修订的多部著述手稿、若干信函、报告底稿……在时间的琥珀里，生命痕迹得以保存下来。

纸页如树脂，将一生的包裹其中，瑰丽无比。就像他一生所从事的史学探索，把时间打捞起来，然后留住。

1995年，邓广铭在北京大学

01

超高分的成绩单

1907年出生的邓广铭，是山东临邑人，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说话直来直去，绝无遮掩。

1923年，邓广铭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省立一师在校长王祝晨领导下，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潮，进行教育改革的主阵地之一，学风自由。邓广铭如饥似渴地阅读北京、上海等地的书报（《创造月刊》、《语丝》杂志），受到新文化、新思潮的启蒙教育，也在这里与同窗臧克家、李广田结为一生的挚友。

当时，新旧势力的博弈此消彼长，1927年，奉系军阀张宗昌上台，撤换王祝晨一师校长的职务，这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邓广铭倾慕进步思想和新文化，于是下定决心，投考北大。此后两年中，他打工赚钱，为考北大做准备，同时也与在学生罢课游行中相识的济南女师的窦珍茹结婚。

邓广铭与窦珍茹的合影

1931年，邓广铭第一次考北大，未能成功，只好先考入辅仁大学英语系，同时为再考北大做准备。

在辅仁，邓广铭听了一场题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的学术演讲，演讲者是北大教授周作人。周作人讲课北调搀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专业知识，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

邓广铭连听了六次讲座之后，将周作人的演讲内容，详详细细地记录了下来，形成一份文稿。周作人看过后，评价“记录的内容不但绝少有错误，而且反把我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

不久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周作人将邓广铭的名字邓恭三置于扉页，并将300大洋的稿费全数给了邓广铭，助他求学。1932年夏，邓广铭终于被北京大学史学系录取，这名“北大迷”得偿所愿。

当时的北大，名家济济：史学系的培养方案是由傅斯年等拟定的，新请来的正副教授则有孟森、钱穆、顾颉刚等人。在傅斯年的“史学方法导论”一课中，邓广铭听到了终身受用的命题：“史学即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对邓广铭日后选择学术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接受了一流学者的一流训练，邓广铭与李广田等大学同学在1933年1月1日创办名为《牧野》的文学期刊，以笔名“一茗”发表了创刊词及多篇文章。

时值抗日战争，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他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上的爱国志士，希望通过挖掘这些人物的爱国事迹，来激励国人的爱国激情。早年曾经读过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让他喜欢上了传记文学这种体裁：他萌发了写中华民族“英雄人物传”的念头。

毕业时，邓广铭选了陈亮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获得了95分的高分，被指导老师胡适赞为：“这是一篇可读的新传记。”

邓广铭毕业论文《陈龙川传》（红色批语为胡适所书）

邓广铭从研究陈亮入手，毕业后还研究了辛弃疾、岳飞、王安石。他写人物善于抓住其个性：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陈亮“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特立独行气概；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文字生动，笔法传神。他写“英雄”，也学“英雄”。

02

没有工资的「Offer」

大学毕业后，因为毕业论文的出色表现，1936年，邓广铭留校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此时，日本已经占领东北，步步进逼华北，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亡的高潮。邓广铭矢志以力主抗金的陈亮、忠贞报国的辛弃疾为研究对象。在胡适鼓励下，他写了一篇考辨辛稼轩事迹的文章，与梁启超梁启勋兄弟的先行研究商榷。

这篇初出茅庐的文章《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正总辨正》让邓广铭一举成名，引起了胡适、陈寅恪，夏承焘等名家的赞赏，也让他的研究计划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补助。他形容这篇文章为自己“一生的转折点。”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大开始南迁，撤离时规定教授和副教授可以随行，讲师、助教等学校无力负责。邓广铭未能跟随北大南迁，但在北平图书馆完成了《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

在北大求学时，邓广铭是傅斯年的学生，二人“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山东人，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说话直来直去，绝无遮掩，在性情上确为投契”。

1939年8月，傅斯年邀请他南下，于是邓广铭离开妻儿，辗转经上海、香港、河内，抵达昆明，随后辗转昆明、四川李庄。其间他曾受傅斯年嘱托，成为了陈寅恪的“邻居”兼“助教”。

那时，陈寅恪眼睛几乎失明了。邓广铭就把他上课用的书拿包袱裹好，搀扶着他去上课。在昆明靛花巷，邓广铭就住在陈寅恪楼下，陈寅恪一旦有事，用脚跺跺地板，他就会上楼来。

在其后一段时间里，邓广铭完成了《〈宋史职官志〉考正》，陈寅恪为书作序，赞邓广铭用力之勤，持论之慎，“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对于与陈寅恪相处的这两年，邓广铭感叹：“收获之大真是胜读十年书的。”

1941年冬，邓广铭随史语所迁至李庄，进行《宋史》考订研究。1943年7月，傅斯年举荐邓广铭到内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任史地系副教授，两年后，邓广铭即晋升为教授。在此期间，《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三部作品相继刊行。《岳飞》一作将岳飞从民间传说提升到学术高度，书籍印成发行那天，正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

抗战胜利后，受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之邀，邓广铭毅然回到阔别七年的北大，担任历史系副教授。同时，他还在校长办公室协助工作，担任一名“无聘书、无薪给”的兼任秘书。在校教职员名单上，邓广铭的职务一格，写着“校长室秘书”，薪额一格，是空白的。返回北大后，邓广铭再未离开过母校。

03

四把钥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邓广铭也开启了崭新的学术研究。手握“四把钥匙”，他打开了史学研究更深的大门。

新中国成立后，邓广铭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为学生讲授《中国通史》和《隋唐五代宋辽金史》等课程。30年代开始编写的《稼轩词编年笺注》首次出版，《岳飞传》、《辛稼轩年谱》也在这一时期再版。一向以宋史研究著名于世的他，发表了诸如《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唐宋庄园制度质疑》等文章，引发了当时对于唐代租庸调法施行状况的热烈争议。50年代是邓广铭学术生命极为旺盛的时期。

任何事物，总要牵涉三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时、地、人”被称为历史学的三要素，讲到历史，总离不开这三点，它包含了人类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的活动。这三要素直接对应的知识，则分别是“年代”、“地理”、“官制”；三者记载在书，由此引起了第四个相关的知识——“目录”，不知目录就找不到书。从历史的三要素出发，邓广铭提出了研究中国史的“四把钥匙”：职官、地理、年代、目录。他强调，研究历史必须掌握这四把钥匙。

这一时期，邓广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中国史纲要》的编写，主要负责了其中《宋辽金史纲要》的编写工作。这套教材，至今仍是各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的基本参考教材。

《中国史纲要》宋辽金部分手稿

五六十年代，史学的刊物杂志不多。1953年《光明日报》创办《史学》专刊，由范文澜、翦伯赞领导，北大历史系、北师大历史系和近代史所合力编辑。1955年以后，实际上改由北大历史系独立负责编辑之事，邓广铭担任编辑小组组长。

1959年初，翦伯赞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邓广铭为此拟了按语。在邓广铭主持下，《史学》专刊刊登了一系列针对曹操的历史评价及让步政策等问题的文章，在学界反响很大。

1978年，邓广铭出任北大历史学系系主任。在邓广铭的不断呼吁及多方努力下，1982年，北京大学批准成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1985年，北京大学又与杭州大学联合主办中国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为祖国大陆举办的第一次宋史国际学术盛会。

邓广铭先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并投身奔走于各类国际交流活动中：作为中方代表，参加“1000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率大陆宋史学者赴香港参加首届国际宋史讨论会，推动大陆宋史学者与国际宋史学界交流；接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访问日本，与日本学界进行了广泛交流。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首届学术委员会

「1000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

邓广铭在日本做学术报告

晚年的邓广铭，依然不断修订旧作。他一生中的许多著作都经过再三修改、增订乃至彻底改写。“我每有新的见解，就写成新书，推翻旧说。”《王安石》一书曾经“四写”。《稼轩词编年笺注》从1937年开始撰写，历经不同版本，到邓广铭去世前还在不停地修改，修订文字夹在书页内，整本书变得加倍厚重。

各个版本的《王安石》

04

「三不足」

邓广铭一生读往事青史，写英雄豪杰。

司马光曾污蔑王安石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因孔子要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不足”则完全违背了这一基础，被视为大逆不道。

邓广铭所著《王安石》反响巨大，其中赞扬的“三不足”精神，是对王安石式改革者的赞扬。他自己，也颇具“三不足”的精神。

有老朋友默认学界不良之风，邓广铭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的学术商榷文章，总是直指根本，尖锐严苛。家人劝他随和一点儿，他却斥之为“乡愿”。

邓广铭最不能容忍别人随意改动他的文稿。他常说，“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也可以全稿废弃不用，但希望不要在字里行间作一字的增删。”1997年，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准备收入一部文集，出版社提出该文一段话不妥，希望删掉，他当即表示，“如果删去这段话，我这本书就不出了。”

邓广铭所作《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

七十年代末以后的中国知识界呈现出一种特有的人事格局：解放前受过教育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受人尊敬的“老知”；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构成“中知”；文革以后的大学生则是“青知”。有趣的是，“老知”与“青知”不仅不存所谓代沟，反而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彼时，一位只有本科学历的青年，曾与邓广铭聊天谈话。不到两个小时，邓广铭就发现了他是一位可造之材。后来，这位青年从中央党校调到了北大中古史中心，最后，成为在辽金史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刘浦江。

未曾想，尽管学术造诣卓著，刘浦江却英年早逝。为报答邓广铭的知遇之恩，他死后葬在了万安公墓，发愿始终陪着邓先生。

邓广铭先生与学生讨论问题（左二至左四：荣新江、李孝聪、张小舟）

邓广铭晚年珍视每一次沟通交流的机会。他耳朵不好，戴上助听器效果也不大，凡有电话找他，他会立即让家人搬来一张小椅子，端坐在那儿，双手把着电话筒，把耳朵紧紧地贴在上面。

邓先生生前使用过的助听器

临终前，他对女儿说：

我死了以后，给我写评语，不要写那些套话，‘治学严谨、为人正派'，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没有特点。

老友季羡林先生回忆邓广铭，提到一个词：“后死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不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更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和承担。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接着往下讲，往下做”的历史使命。

“

或许，这才是一个历史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

邓广铭在北大校园散步时留影

时值邓广铭诞辰115周年，邓广铭诞辰115周年学术纪念展，将故事在每一件信物中续写。青春与生命，凝结在展品里，精神和热血，流淌在物件中。老旧的纸张，泛黄的书页，在这里熠熠生辉，如珠如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