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的诗歌情缘
他是教授,也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写文章时,他是也斯。写诗时,他是梁秉钧。两个名字与多种文体交织在一起,使读者产生一种全才的印象。
也斯本名梁秉钧。四岁时父亲去世,幼年在香港仔黄竹坑生活,外祖父在一个农场种菜、养鸡,母亲起初也在农场做工,后来接一些穿胶花、粘火柴盒的手工活。外祖父喜欢旧诗词,擅长书法和对联,常跟儿孙讲广东才子伦文叙的故事。母亲在做手工时,《长恨歌》《琵琶行》《赤壁赋》《李陵答苏武书》念得朗朗上口。家庭的影响使梁秉钧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兴趣。
母亲后来到小学教书,梁秉钧读小学五年级时随母亲搬到北角。在小学,他读遍家中由内地带到香港的五四作品。朱自清编的《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是他的新诗启蒙,喜欢朱自清、闻一多、周作人、李金发、徐志摩的作品。当时香港旧书店老板还用速印机翻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诗集,为文艺青年青睐,梁秉钧买过卞之琳、穆旦、李广田、王辛笛的诗集。他的舅舅到台湾读书,带回一些台湾的诗集,使他开始关注纪弦、痖弦的诗。
在中学后期,梁秉钧在中环、尖沙咀的旧书摊发现不少外国书,或者去书店订一些外国的诗集,自己开始学翻译。考大学时,他选了浸会大学英文系,开始研究现代诗。他回忆:“当时我很想理解外国的文学思潮,上世纪60年代是一个压抑又躁动的年代,法国、美国有学生运动。香港这都市迈向现代化,东西文化互相冲击,有商业化的问题,我在这都市成长,遇到的新事物想寻找对应的写法。但是五四文学很少写到这种城市,所以,我向法国、东欧、拉丁美洲的文学寻找参照。”
梁秉钧认为自己成长的年代正与香港本土文化的发展同步。“香港的社会在变,1967年暴动,之后采取方法去舒缓社会的内部矛盾,解决贫富悬殊、贪污的问题。所以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有廉政公署,九年免费教育,建公屋。战后婴儿潮那一代刚刚成长,上世纪70年代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之下,年轻一代开始有机会在报纸上写文章,或者办杂志,《中国学生周报》《大拇指》就出现了。我们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写小说,就想着怎么去写香港的故事。以前难民那一代,可能不是很想写香港,如果是在香港长大的人,面对的是香港的现实,就会尝试写香港的故事,有一个从抗拒到同化的过程。”
梁秉钧在浸会大学毕业后,辗转任职多间报馆,熟悉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认识了许多传媒、艺术界的朋友。他写了八年的专栏,涉及书评、影评、艺术评论,出了一些书。1972年,梁秉钧和朋友合办《四季》杂志,尝试做了一个加西尔·马尔克斯的专辑。当时找一些朋友,通过英文、法文将《百年孤独》的第一章及他的四五篇短篇翻译出来。第二期做了一个博尔赫斯的专辑。1982年,加西尔·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来中国内地、中国台湾才翻译其作品。梁秉钧说:“我们在香港比较早接触这些东西,也很想借鉴这种有热情也有艺术性、社会关怀的文学。”在1978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养龙人师门》,梁秉钧就是尝试消化魔幻写实手法去写香港的都市面貌。
多了一些生活经验之后,梁秉钧想继续读书,就申请奖学金。他对比较文学感兴趣,觉得中文、英文的东西都读过,想打通它,从新的角度去思考东西方美学的问题。1978年,梁秉钧赴美攻读研究院,1984年获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梁秉钧喜欢比较文学涉及面很广,跟哲学、历史、艺术、电影都有关系,而这些正跟他以前的工作紧密相关,他先做了一轮实践,再学习时可以站得更高地看问题。写博士论文时,梁秉钧关心的是现代主义的问题。他本来想做的题目是研究美国诗人,例如庞德、盖瑞·施耐德受到中国古典诗影响。后来发现美国学界研究诗歌的材料很多,反而中国诗歌的材料很少。他认为中国新诗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一方面是战乱与政治的变幻,使文学家受到很多困扰,另一方面,那段时期也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作品。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跟英美的奥登、庞德的现代主义完全不同,梁秉钧尝试用理论去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为这些中国诗人重新定位。
梁秉钧整理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历史时,在香港、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的藏书中找到了很多材料,重新发现了一些诗人诗集,写成论文《抗衡的美学:中国新诗的现代性:1937-1949》。在这留学阶段写成的诗集《游诗》,除了受到当代美国后现代诗风的冲击,也有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诗人吴兴华与辛笛等致意。他在加州遇到复出的卞之琳与袁可嘉。写完论文回港任教之后,梁秉钧仍然保持对收集新诗材料的兴趣。1987年到上海交流,他访问了孙大雨、罗洛、施蛰存、辛笛。他也继续寻找一些诗人的下落,像广州的梁宗岱、欧外鸥、李育中,他说:“我一直对香港和广州的关系很有兴趣。当年诗人李育中、欧外鸥、林英强、侯汝华、刘火子都跟香港有来往,办杂志,发表作品,或在港生活。以前有‘省港澳’之说,粤剧的戏班很自然在省港澳演出,当时没有海关,大家交流顺畅。”
从美国学成回到香港,梁秉钧曾任教于中国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后为中国香港岭南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课题,都跟社会现实有关。他说:“我在学院里面是一个没那么象牙塔的人。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我在报馆工作过,做过记者,我也试过通宵当新闻翻译,明白世界是怎样运作的,不会只是在学院里高调地讲理论。”他尝试整理1949年之后南来一代文化人的历史:“当时很多文化人来了香港之后,丰富了香港的文化。他们慢慢融入社会之后,为香港带来一些正面的能量。”
梁秉钧喜欢电影、旅行、饮食。而他为文化界公认的成就是诗歌创作,常常作为中国香港诗歌的代表人物与世界级诗人对话。他笑道:“我对‘对话’很感兴趣。对话,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明白别人的立场,但也有自己的立场,重要的是大家要怎么沟通,找到一个中间点,大家可以互相理解、交流。香港本来的优势是,跟中国和西方都有沟通和对话的。西方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或者中国对西方文学的理解,现在还是存在很多隔膜。如果能够更好地对话,进一步认识对方,对大家都有好处。”
写诗,在梁秉钧心里有非凡的意义:“写诗是一种平衡自己的力量。如果有时间静下来写诗,是帮你向内看,反省自己的生活。你每天可能忙忙碌碌做很多事,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写诗是在平衡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是自己沉思、默想的空间。”而在中国香港当教授,尽管工作繁忙,他还是觉得很有意义:“接触一些年轻的学生,你的思想不会停滞在一个地步,会有新的问题,新的刺激,你要反省,思考。”2013年1月6日,也斯在中国香港去世,享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