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和他的电影：绝对现代 极度自由
戈达尔去世的消息来得有些突然，《解放报》的独家信息令很多媒体和影迷们措手不及，直到法新社从瑞士传来确认的消息——91岁的电影大师真的走了，而且还是以安乐死的方式离开。
这很“戈达尔”。
“成为不朽，然后死去”。
对于电影这个“第七艺术”来说，让-吕克·戈达尔的伟大是足以堪比米开朗基罗的，他对整个世界影坛的影响之深之广，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最伟大的电影人”。六十多年的电影生涯，戈达尔为世人留下了100多部作品，不仅是和特吕弗、夏布罗尔等《电影手册》同僚们开创了“新浪潮运动”，还有之后他对于革命的狂热，对于影像可能性的不懈挖掘，一直延续到新世纪，让他永远活在电影探索的最前沿。
“我们失去了国宝，天才。作为新浪潮运动中最离经叛道的电影人，戈达尔发明了一种绝对现代、极度自由的艺术。”法国总统马克龙为戈达尔写下的悼词，既是对他历史地位的盖棺定论，也是对他一生追求的推崇。
这位出生在巴黎的法国、瑞士双国籍电影人，最后能在罗尔小城的故居里安静离世，也算是保留了独有的潇洒和尊严。当然，晚年的戈达尔也并非像《解放报》所引述的那样“没有疾病”，在他提交的“协助自杀”的申请中，出示了“身具多种疾病症状”的法律文件，但这些基础病尚不足以让他“病入膏肓”，也让他有清醒的意识来决定自己的身后事:去世后随即遗体火化，不举行任何追悼活动和仪式。这很符合戈达尔蔑视一切荣誉的做派——上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曾打算授予戈达尔“国家荣誉勋章”，被他断然拒绝了：“我不喜欢什么勋章，我也没有什么功绩。”
这与其说是戈达尔的自谦，不如说是他一直在挑战自我，挑战全世界，他甚至不满意自己曾做过的妥协，哪怕已经年入花甲，也要用自己的方式重新书写电影史。与这样伟大的目标相比，什么国家勋章，什么终身成就奖，当然都无足轻重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让-吕克·戈达尔就是艺术！”
身为一名出生于富裕资产阶级家庭，却被禁止参加母亲婚礼的“逆子”，戈达尔被公认为是一名“挑衅的天才”“狂暴的自我毁灭者”，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研究者和影迷会把《狂人皮埃罗》里的费尔南德视为导演本人的投射——那个在自己脑袋上绑一圈炸药的男人，不就是心底里想要自杀，但又有些舍不得安娜的戈达尔嘛。
这种与生俱来的挑战性，从他离开索邦大学，踏入组建不久的《电影手册》编辑部时，就开始酝酿了。正如马克龙在悼词中所说，“他刚刚在法国电影界崭露头角，就成为了一位电影大师。”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戈达尔就已经用自己的天赋突破了电影的叙事和技法的界限，和特吕弗携手，向传统的“爸爸电影”发起了冲锋。
《精疲力尽》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影坛都震惊于这批年轻人的“破坏力”，在办公室好友的帮助下，戈达尔第一部长片作品就足以奠定自己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把一个有些庸俗的故事打造成了令人激动的蒙太奇，在打破一切条框约束的同时，开创了“电影现代性”的定义。
正因为有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朗格卢瓦、《电影手册》的老大哥巴赞的提携和鼓励，戈达尔、特吕弗这些“不法之徒”不仅找到了“第二个家”，还掀起了战后电影史上最重要的运动，成为了全世界年轻电影人的旗帜。而在这群同道者中，戈达尔表现得最为狂热、最为暴力，同时也显出“痛苦”的后遗症，以至于在运动后期编辑部内部陷入了难以弥合的分歧。戈达尔就像是“革命圣火”的永久守护者，而特吕弗和夏布罗尔是改良派，侯麦和里维特则在战略性地撤退……这让天才陷入了愤怒和痛苦之中，辉煌的乌托邦没能延续，反而最终导致了决裂。
从《小兵》《卡宾枪手》《蔑视》到《随心所欲》《狂人皮埃罗》《男性、女性》，短短几年间，戈达尔已经从新锐天才成长为媒体眼中“伟大的艺术家”。他不惧质疑和失败，身上兼具讽刺和优雅、光明和阴郁、沉默与反抗，极其大胆地调用所有电影手法把对爱情的歌颂，对社会问题的敏锐判断，都化作属于自己的流派，当时就有评论家充满激情地发出感慨：“什么是艺术？在我们这个时代，让-吕克·戈达尔就是艺术！”
然而，戈达尔“好战”的性格，也让他在上世纪60年代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政治批判之中，他的一些作品既是对个人欲望的解放，也是对集体主义的破坏，累积到1968年，就成了那场著名的“占领戛纳”行动。此后，戈达尔开始拒绝整个法国电影产业，投靠更加“世界化”的革命阵营，以至于身边人都受不了了，离他而去。
对于戈达尔来说，《一切安好》是他政治实践的总结，也是对法国左派电影的告别。曾经喜欢把抱怨写进台词的戈达尔，此时逐渐把自己的兴趣转向视听技术的可塑性上，甚至从他并不熟悉的电视媒介中，获取各种影像实验的价值，乐在其中。
直到上世纪70年代结束，戈达尔才回到观众面前，用一部群星云集的《各自逃生》，展现出自己依然具有优雅的审美。50多岁的戈达尔，就像剧中人物一样渴望空气和阳光，在诗意的慢镜头中摆脱僵局，把愤世嫉俗压在了箱底，似乎恢复了捕捉整个世界的审美能力，再次获得评论界和影迷们的一片好评。
“我尝试冒着死亡的威胁，去完成我唯一存活的使命。”
这是戈达尔在人生第三阶段的自我总结，《各自逃生》《受难记》《芳名卡门》《向玛丽亚致敬》，戈达尔又变得那么自信、洒脱，涉猎丰富，对于音乐、绘画和雕塑等艺术形式的汲取，对于宗教的探究和年轻女性的歌颂，满是活力。伊莎贝尔·于佩尔、朱丽叶·比诺什、玛鲁施卡·迪特马斯、娜塔莉·贝伊……这些青春美丽的女星，也愿意来陪伴戈达尔，完成他对世界的蔑视，毕竟大师只要稍微显得世俗、商业一点，就足够好看了。
但步入晚年的戈尔达终究还是孤独的，在煌煌巨著般的《电影史》和《12月的自画像》之后，他迅速进入了一个“与电影共度余生”的最终阶段。前者是对西方艺术史的“灵魂捕捉”，后者是对自己的“无情解剖”，戈达尔旁观着这些音画剪辑给观众带来的困惑，那种“催眠”效果正是他希望营造的沉浸感。《爱的挽歌》《永远的莫扎特》《德国玖零》《我们的音乐》里，都不乏对世界秩序的崩塌、强权的抵触和对人类历史的终极思考，但纯粹在视听感觉上，就足以让人想象一个久违的乌托邦，这一切由外而内的尝试，最终沉淀为《电影社会主义》《永别语言》和《影像之书》。
别说普通影迷，就连很多资深影评人和电影记者，在戛纳电影宫里看到戈达尔最后几部作品时，也忍不住在震惊和费解中打起鼾，大家似乎更喜欢看到《脸庞，村庄》里，阿涅斯·瓦尔达去瑞士拜访戈达尔的小故事。“戈达尔，如果你是想让我难过的话，你成功了！”可没有见到老朋友的瓦尔达奶奶，在镜头前难言遗憾和无奈。这个越晚年越孤僻的戈达尔，早已和新浪潮的伙伴们分道扬镳，戛纳首映和新闻发布会是不可能去的。
然而，戈达尔又并非刻意保持神秘感和“老顽固”的印象，正相反，晚年的革命老将也曾张开双臂，迎接最年轻的现代科技，和崇拜他的网友们来一场网络直播，让足以做他孙辈的孩子们，见识下自己是如何挥斥方遒的——毕竟，能在手机屏幕里向电影活化石打招呼的机会千载难逢，而两年之后，这位穿着绿背心，叼着雪茄的新浪潮老爷爷，就主动“断线”，把整整一个电影时代打包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