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气若游丝的女导演，讲讲《爱情神话》背后的「硬事儿」｜腾讯新闻贵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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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邵艺辉是电影上映后的第六天。她在这天有四个采访。在我之前，她刚和一家杂志的记者聊了三个小时，“一直在说我从小到大的性别意识，说了好多，导致我现在大脑一片空白，脖子特别酸，好像发烧了一样。”

邵艺辉是这些天当之无愧的媒体宠儿。她的处女作《爱情神话》算得上2021年年底最热闹的电影了。它首先引发了对女性形象的讨论，随后争论逐渐蔓延到繁杂的性别议题、上海近代史、吴语现状、阶层差异、房价变迁等等。这部影片成为各种理论词汇的试验场，连沉寂已久的左翼批评都积极参与其中。

这部影片的影响力正在从银幕外溢到现实生活中，影片中的街景、咖啡店、水果店和点心铺都成为最新的热门打卡地。尽管结尾的蝴蝶酥只是当天探班的朋友带来的小礼品，被临时加入了拍摄，但这家位于天钥桥路上的小店，已经热闹到出动警察来维持秩序。

▲ 有观众前往电影拍摄地点打卡

还有人在积极认领故事原型。有人自称是李小姐的原型，尽管邵艺辉并不认识她；也有人认领了老乌，高兴到在影院门口与观众合影。与电影真的沾亲带故的莫过于上海画家白红卫。他在影片中客串了老白的邻居，在临期食品店和咖啡店都出现过。

白红卫是邵艺辉的闲人朋友之一，在旧法租界有几套房子收租，曾在上海电视台工作，后来忙着画画、烧菜、打鼓、接送混血小孩、写小说，称自己“白辛苦”。这些元素被邵艺辉借用在主角老白身上。“只有这些元素，故事完全是我编的。”邵艺辉反复强调。

恰好我也认识白红卫。他和老白在性格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找原型这件事令邵艺辉头大，她没想到身边的朋友会被波及，被对号入座，被八卦伤害。

上海本地新闻热热闹闹，为有这样一部展现美丽上海的影片而高兴。上一部全沪语电影还是1994年的《股疯》。前些天，几位四十多岁的上海阿姨在一场下午茶中告诉我，她们特别喜欢《爱情神话》，每人都去看了两遍，觉得片子特别贴近生活，又接地气又有趣：

“上海男人就是很爱去菜场的，我爸爸八十多了，每周还要做一桌喊我们回去吃。”

“我老公周末都要去菜场逛逛的，解压。”

“到我们这个年纪，周围很多人都离过婚了。”

“爱情嘛，有最好，没有也可以。”

我问她们为什么工作日不用上班，她们大笑说，“我们就是有钱有闲，只不过老公还没失踪。”她们觉得片中的三位女性之一格洛瑞亚有趣又潇洒，不禁念出电影中的台词：“做只野猫也蛮好的，想去啥地方就去啥地方，想做啥就做啥，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吃好之后，嘴巴一擦，头也用不着回，跑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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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网络世界上，关于这部影片的评价却没有这么异口同声。

最尖锐批评莫过于“虚假、悬浮”：旧法租界的上海是不是真上海？主角到底是普通人还是小富豪？中年人的生活真的如此浪漫么？以及，忽略了上海的阶级变迁和底层困境，忽略了城市女性会面对的职场性别歧视、婚姻中的无偿劳动、母职惩罚、亲密关系暴力等。

邵艺辉困惑，为什么一部爱情小品需要承载这么多内容。她一直在试图解释，自己所展现的就是一个男女谈情说爱的小事，她拍的就是一个片面、局部、只呈现一种想象的城市爱情故事，两个小时的体量决定了它的波及范围无法又大又全。

有人指出主角老白居住的独栋花园小洋楼市值很高。李小姐住的老破小，因为地段上佳，每平米要20万。由此引发的讨论是，《爱情神话》一点儿也不市井，那都是少数人有钱有闲的生活。再进一步，邵艺辉忽略了上海这些老房子在建国之后所经历的种种变迁，不同阶层在过去60年起起伏伏，人人都有一把辛酸泪。

邵艺辉只好又解释，在她设计中，老白住的应当是新式里弄而不是小洋楼，因为拍摄限制，她选择了一个小洋楼。但她在楼梯间放置了栅栏，暗示这栋楼里还住了别家人。她还加了一句台词，说明这房子是外公留给老白的——老白还是那个老白，只是房价暴涨了二十年。

“你说他们这个房子很贵，但的确很多上海本地人会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他们也不会卖掉，这就是个固定资产，不是实际的现金，他们过着的就是很普通的生活。”

她承认自己在视角和创作上都有局限，但“我现在自己写剧本，我自己拍，我就想拍一些我目前想写的，的确不是全面的、广阔的东西。”

解释着解释着，我俩都感到有些疲惫和厌烦。“很多人都跟我说没必要去回应，但我觉得有点忍不住。我生活中比较软弱，就会在写作中发泄下。”她说。

围绕着《爱情神话》中的“上海”是否真实的讨论，甚至形成鄙视链：上海市民认为外地人不了解，上海土著认为新上海人不了解，内环看不上外环，旧法租界看不上外区。为了证明自己更了解上海，有的评论者还搬出自己外公外婆曾居住在旧法租界的事实作为论据。

我曾与几位自小生长在旧法租界的上海人，说起小鞋匠喝咖啡被质疑悬浮，她们连连解释：“修鞋匠喝咖啡在别的区可能悬浮，但在我们这个区，很正常。”“淮海路的修鞋匠修得老巨（贵），修的都是好鞋子。”

在一个被折叠的超级都市，各圈层和各阶级之间的鸿沟无法被一部爱情小品调和；在身边即世界的语境中，要求工薪阶级对小布尔乔亚感同身受，甚至有些残忍。

我将这些观察分享给邵艺辉，也聊起日常碰到一些老上海人，言必谈“法租界”——尽管上海各区已经繁荣发展了三十年，但他们对上海其他区域的印象，依然停留在“一片农田”“阴森森”“没人气”。

“上海人本来就挺有优越感的，《爱情神话》加剧了这种优越感。”我小心地表达了我的观察。她回答说，“就让人家优越一下呗。关于上海话的片子太少了。每个地方都有优越的部分，大家还是宽容一点好。”

这个山西姑娘对上海的感情像个平等的朋友，没有太深的牵绊，不崇拜也不轻视。“其实我对一个空旷的概念是没有实体感觉的，但我对具体的人有感情。上海有我很好的朋友，大家对我很好，我很喜欢和他们聊天。”她说，“我在上海有归属感，不是因为上海多么精致，多么便利，是因为那些真实的人，给过我爱、温暖、尊重以及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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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加上邵艺辉微信时，我看我们的共同好友有些奇怪。影视业的人没几个，倒是有不少上海各行各业的闲人：逢喝必醉的大学教授、辞职多年的老记者、喜欢戴礼帽的作曲家、住在赵桥村的作家等等。

邵艺辉的一个朋友和我说起她前几年的生活，第一个词就是“窘迫”。那时她的小说无法出版，做编剧也没机会，靠存款和卖电子烟生活。

2019年秋天，邵艺辉在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人在干什么》，说自己开始卖电子烟谋生，自己的同学很多都在卖货：海外卖房、留学中介、海外代购、卖保险、看风水算命等等。

这篇文章收获了不少赞誉和打赏，也收获了讽刺和辱骂。她连着两晚都睡不着，气得胸口闷，又写一篇《北京电影学院应当以我为荣》。

她气不过的是，自己坚持创作，耗尽了存款和支援，“不偷不抢不卖身不坐台不诈骗不抄袭不写垃圾，正大光明卖电子烟，不丢人。”“北电为中国影视业输送了多少人才大家有目共睹，能被一个卖货废物毁了？ ”她忿忿不平，“我的母校会平等看待自己的学生，只要自己的学生是一个正直的人，都是为母校争光的人。” 

▲《爱情神话》北京电影学院放映专场，邵艺辉在现场交流时说：“希望大家从我身上看到一丝希望，尤其是女性创作者、女导演。”

那年邵艺辉29岁，年龄带来的焦虑扑面而来。尽管她蜷缩在小小的社交圈中，但那些潜移默化的东西还是会冒出来，就连看个美容护肤的文章，都在说25岁以后皮肤就走下坡路了。

家人也在催她：快三十岁了，一事无成，颗粒无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晚睡晚起，面黄肌瘦，无精打采，气若游丝。“我爸每次对我的评价都是气若游丝，好像我马上断气了。”

说完“北京电影学院应当以我为荣”没几个月，邵艺辉回太原过年。遇上疫情，家家户户都念着少出门。但父亲天天往公园跑，说要锻炼身体。她劝他最近别出门了，父亲回答：“我必须好好锻炼身体，要么以后没人给我养老我怎么办。我也不指望你了。”“你这么说也有道理，你还是去锻炼吧。”邵艺辉无奈向我回忆。

转机很快到来。2020年夏天，她带着《爱情神话》的剧本去参加FIRST青年电影节的创投单元，被麦特影业、徐峥和马伊琍看中。16个月后，《爱情神话》就上映了。

影片上映后，她专门请父亲来北京看电影，看完了他什么都没说，也没给女儿发任何消息。“过两天还是我妈问他怎么样，他说，电影结束毛不易的歌还没出呢，你们就上字幕了，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邵艺辉对我说，要让父母夸你，那一半中国人都没法如愿，所以趁早断了这个念头，不要去寻求父母的夸赞。“但我觉得他心里肯定觉得很骄傲，但是他就是不说出来，中国父母就是这样。”

影片上映后，邵艺辉有时也会自问，凭什么能得到麦特、徐峥和众多优秀演员的支持。“问完自己，只觉得汗颜，得到的答案只有：是我走了狗屎运。”

确实够幸运。这听起来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故事：

刚毕业的青年编剧不想赚烂钱，不想去酒局，不想混圈子，就从北京躲到了上海。在上海最舒服的地区，她度过了“无所事事”的六年。每天买菜做菜、写作看书、看片看剧。她在微信公众号记录了不少高性价比的咖啡馆，或是在高档餐厅的省钱窍门。她交了很多闲人朋友，都是些没什么野心的上海市民，能吃能喝，享受生活，爱好文艺。最后，她在这些平凡生活的滋养下，写出一个电影剧本，电影中的每句话，都是她想表达的。

然而，也有影评人提出，这个完美故事背后是有推手的——大意是这片子是个“大佬局”，最大的机缘是投资人，赚钱的也是投资人。

邵艺辉立刻反驳了这个说法，“我不是靠大佬，我是靠FIRST影展。没有FIRST，也不会被陈砺志和徐峥看到，参加影展之前，我什么都没有，一个投资人都不认识，我只认识一些影视行业末端的小虾米。”

“资源么，总归在行业大佬手上。”我追问。

“对啊，所以需要大佬把资源拿出来给年轻人用啊。我就搞不懂了，他们把资源拿出来给人用了还要被批判。”邵艺辉有点愤愤。她告诉我，陈砺志给年轻人资源，也给年轻人尊重。“他一开始就说了，我不管你，我就给你钱。”徐峥也是，他在艺术上有把控，但是他永远以尊重导演为最大前提，“给我的意见都是很有用的，都是很精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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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艺辉的社交媒体头像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

她说自己写了4年的长篇小说不能出版，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幻灭。正是这种幻灭，让她决定拍一个轻盈的小品。在理想幻灭的难熬时刻，金斯伯格给了她很大的启发。“金斯伯格早期代理了很多男性的案子，也是为了推动性别进步。我觉得很多想法，可能是要慢慢推进，不激进、不冒犯，温和地把这件事拉成很长去做。所以我在片子里埋了一些很小的东西，看到了就看到了，看不到也无所谓。”

▲ 琼安·露丝·贝德尔·金斯伯格，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其法律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倡导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图源：视觉中国）

她认同一些网上评论中“没有涉及女性苦难”的批评。她也想为此发声，只是这个爱情片放不进去，“有时候，与其拍一种只能浮在表面的苦难和难以深入的阶层问题，不如不拍。”

她委屈过，为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困境，也为男导演在创作中体面地物化女性。她遇到过以文学为幌子，对年轻漂亮女性心怀鬼胎的登徒子；也受过各种小编剧受过的气，见识过在权力不平等时，女性会遭遇的轻薄甚至侮辱。

我们说到几位共同的男性朋友，不禁叹息，说他们仗义善良，尊重女性，都算是知识分子。但他们都不能免俗，会在酒局中邀请年轻女性来参加，会喜欢与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女孩子谈恋爱。

“有时候，厌女与这个人好不好、善不善良、正不正直都没关系，或许他们也没意识到这些行为是物化女性。”邵艺辉说。

尽管我们聊起的话题这般坚硬，但面前的邵艺辉瘦瘦小小，话说轻轻柔柔。我想她父亲作为山西人，说她“气若游丝”倒也有几分贴切。

她知道自己身体一般，还有些软软弱弱的讨好型人格，曾经觉得自己不适合做导演。“觉得导演很累，我气场又弱，我觉得没人会服我。”

“那你怎么控住场的？为什么大家都听你一个新人？”我问。

邵艺辉回答了许多角度，比如剧本在开拍前非常完善，剧组氛围轻松活泼，合作对象都很尊重人，对新人宽容，性格也很好。一旁的制片人补充了关键的一句：“而且我们整个创作团队女性特别多。”

邵艺辉设计了一个她心中理想男性：老白。老白不帅，有着中年人最常见的臃肿身材，有些软蛋，有些受气，尊重女性，会为男性群体感到羞愧。在剧本的第三稿中，她加入了老白替男导演向女性观众道歉的戏份。“想找一个男的给我道歉，这是我最大的幻想。”她说。

她觉得自己作为女性创作者，就应该幻想老白这样的男人，而不是小鲜肉。“幻想小鲜肉，不就跟某些男人爱幻想白幼瘦的美女一样了吗？”

*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