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妆容之美》：拂去历史尘灰，重见芙蓉面

缱香红粉，对镜佳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钟情对象，引无数后人竞折腰。然而环肥燕瘦，各有千秋，迄先秦至晚清，镜前的佳人，变了好多回了。她们究竟是何面貌？她们怎样对镜梳妆？

8月21日，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李芽与《国家宝藏》服饰顾问陈诗宇共同撰写的新书《中国妆容之美》举办分享会，带领读者拂去历史的尘灰，重见芙蓉面，领略难再得的倾城倾国。

书封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中国古代妆容流变

妆容是一个烟火气十足的话题，它是女性的日常刚需。在李芽看来，妆容不完全等同于化妆，后者只是前者的微观层面。实际上，妆容的涵盖面非常广，中国初民在先秦时代的纹身和绘面、世界原始部落的穿鼻和磨牙等都是它的组成部分。其中有的是出于部落文化的需要，还有的通过美化自己以取悦神明。

关于生活妆的记载，最早可溯至先秦时期的古籍，尤其是南楚文化的集大成者——《楚辞》。由于观念和制作工艺的局限，当时流行的妆容较为简洁。《诗经》中的美人多是素面朝天的形象：无论是“领如蝤蛴，齿如瓠犀”的庄姜，还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青春少女，都是不施粉黛的佳人。可见，在文明朝露未晞的时代，“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审美局面已经初步奠定。

汉代是中国古代妆容审美规范的成型时期，鄙繁复，爱素雅。这样的品味与影响汉族审美的两个流派有关：道家与儒家。汉初行黄老之学，法天贵真，追求清水出芙蓉式的天然之美。后来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开始统治审美思想。儒家提倡克制化的修饰，认为妆容应与修身养性相协调，做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汉儒也确立了女性对男性绝对的依附地位，使女性审美迅速偏向纤弱与娇柔。如赵合德浴后发明的“慵来妆”，卷发、薄眉、施小朱，就是清淡浅薄之美的典型。

魏晋南北朝则是“彩妆爆发”的时代。这一时期，四方文化的交融无比通畅，胡人、佛教、西域文化在内地的传播，开阔了汉人的眼界。时值儒家影响力减弱，审美领域顺势喷薄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如魏文帝时流行的“斜红妆”，是一种形象的伤痕美学。顾恺之所作《洛神赋图卷》中，洛神姣面上的“白妆青黛眉”，则流行于南梁天监时期。梁元帝朝，数“徐妃半面妆”风头盛极。而齐梁人多效仿的“仙蛾妆”，两弯眉毛似相勾连，称“连头眉”，灵感是来源于毛发旺盛的胡人。寿阳公主出嫁时的妆容则是“八字宫眉捧额黄”，眉形呈八字，额头敷有黄色妆粉，这与当时佛教东传，人多肖金佛之面有关。北周时期，还发明出“碎妆”，女子贴五色云母花子于面，因云母晶莹，故此妆有曜熠之美。 

内页

盛唐是女性自信的巅峰期

妆容的风格反映时代的气质。李芽提到，盛唐是女性自信的巅峰期，以武周时代最为突出。这一时期，女子的眉形变化非常丰富，多达数十乃至上百种，花钿的种类也尤其繁多。贵妃时代的女子则喜穿男装，并非为遮掩自己的性别，只是单纯地追赶时髦，人们依旧能从她们的妆容上辨别其女儿身。中唐则为之一变，白居易的《时世妆》写得再明白不过：“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妆成尽似含悲啼。”——流行的是一种很丧的妆容。晚唐敦煌地区，随着归义军政权的建立，高级军官的家眷中重又流行起繁复的妆容，丝毫不逊于盛唐。但富丽未必美丽，这样的妆容在李芽看来，反而过犹不及。

轰轰烈烈的时代过去，自宋朝肇始，妆容回归素朴浅淡，复原到汉族的审美本位，一直延续至晚清。元明清的审美是宋代的余响，可道之处远输先朝。晚清国门洞开之后，西式的妆容开始风靡。李芽以一张婉容与溥仪的照片为总结，照片中的婉容化着深浓的眼妆、涂着烈焰红唇、烫着最时髦的卷发、穿着收腰的旗袍，一旁的溥仪一身西装，架着一副圆框眼镜。这或许昭示了一个新的局面：从此以后，中国的妆容开始走上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道路了。

李芽

妆容研究是一个冷僻的学术领域。谈及研究的初衷，李芽表示，妆容的生活性是最吸引她的所在。热门的研究多关注衣食住行，但在她看来，将妆容这一同样生活化的课题进行细致的学术研究，“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研究中最大的障碍在于缺乏第一手文物资料，尸体的腐烂导致妆容的丢失，她和同仁一直处在“只知其名，不见其形”的研究处境，只好就着文字，尽可能利用现代方法复原当年的面貌。

尽管研究的过程困难重重，但进一寸就有一寸的收获。李芽认为，妆容研究给予她最大的馈赠就是对中国文化之美的自信。她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妆容和西方的巨大差别。比如，中国古代重眉妆不重眼妆，对眼睛的描摹重在眼神，而非外在的眼形。再比如，西方喜爱厚妆，中国则偏爱素雅的淡妆，这与中国古代化妆品的配方关联密切。“在中国的传统审美中，妆容之美不在遮住自己的瑕疵，而在生发自然，以真质素朴为上。这是一种健康的审美基调，并且绝不应当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