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国宝守护神
◆晋王献之《中秋帖》卷纸本草书(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 南迁文物聚集于太和门前广场
◆ 南迁文物聚集于太和门前广场
◆马衡
◆徐森玉
◆王珣《伯远帖》
◆马衡书法
今年是著名文物大家徐森玉先生诞辰140周年、逝世50周年,也是故宫博物院老院长马衡先生诞辰140周年。两位大家都是故宫博物院的元老,都视文物为生命。战争年代,他们不惜赴汤蹈火,全力护持。两人数十载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谊,同样颇值一书。
徐森玉和马衡都是老北大。徐森玉于1914年3月以教育部统计科长兼秘书的身份出掌北大图书馆馆长,前后近三年时间。马衡则于1 917年8月,应次兄马裕藻的推荐,从上海来到北京,就任北大国史编纂处征集员等职,后来主讲金石学,并负责国学门的考古学会。
缘起金石,共主故宫
1921年,徐森玉和马衡一起参加以易大厂为会长的金石组织——冰社,于是关系更加密切。两人都有金石碑刻方面的强烈兴趣和爱好,尤其对汉魏以来石经文字非常留意,大肆搜罗有关资料。1922年冬天,在洛阳故城发现魏正始石经残石,引起学者巨大关注。翌年7月,两人为此联袂去洛阳考察汉魏石经出土情况,并一起收得残石两百余块。1924年冬天,两人再度赴洛阳考察太学遗址,继续寻访石经的踪迹。一直到晚年,马衡还在整理有关石经资料。所以,当年王国维、罗振玉乃至神田喜一郎等专家学者关注并研究汉魏石经,均得到徐森玉、马衡两人的支持和帮助。
1924年,冯玉祥进京驱逐溥仪出宫。徐森玉和马衡包括他的老师宝熙以及罗振玉等人都是“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负责点查清宫文物。第二年双十节,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马衡和徐森玉顺理成章都成了故宫的成员。1928年,他俩又是北京“文物维护会”的主要骨干。
到了1933年,马衡荣膺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兢兢业业,一直做到1952年为止。徐森玉经马衡提议,也自当年7月就任故宫古物馆馆长,一直到1949年,即使徐老多年不在故宫,后来又定居上海,但这个位置马衡一直为他保留着。1949以后,马衡一度想挽留徐森玉回故宫任职,郑振铎甚至也为他在国家文物局留了一个文物处处长的位置,但徐因故不愿回北京,转而就职上海市文管会,马衡只好作罢。
不辞辛劳,护宝南移
马衡和徐森玉两人和衷共济的友情,在抗战期间故宫文物的南迁时,更显珍贵。当时文物南迁分南北两路,过程极艰辛。马衡和徐森玉等故宫同仁为了运输和保管的安全,一路殚精竭虑。为了北路文物内迁至成都,1938年5月间,徐森玉与马衡曾一起赴成都勘选庋藏文物场所,最后选定成都东门大慈寺为仓库,后又迁至乐山等地。南路文物运到贵阳存放后,徐森玉一度又奉马衡院长的指示,为计划文物运滇事,于1938年9月从贵阳乘车去昆明,接洽寻找合适的存放地点,计划后因故取消,文物转移至安顺华严洞,方得安定下来。就在那年初冬,徐森玉在昆明一次访古途中跌伤,造成大腿股骨骨折,休养了四五个月才痊愈。
因此那一年,徐森玉“春入蜀,夏入陕,秋入黔,冬入滇”,可以说是他最忙的一年。马衡为此特别写了一首诗《七用寺字韵寄赠森玉》,称赞徐森玉(还有庄严)在贵州安顺山里看守国宝的情形:华严洞外华严寺,中有高人隐姓名。壁藏典籍效伏生,避秦宁与桃源异。山高虽逊蜀峨岷,亦有流水声訚訚。苗夷村落杂三五,耕田凿井民情驯。山居几欲忘年载,扫地焚香观自在。谈玄坐上有庄生(谓尚严),时共披图读山海。昔君作赋似马卿,驰誉京华朋辈惊。于今恬退捐笔札,始信可名非常名。
字里行间,马衡对徐森玉不辞劳苦,安心守护故宫文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不顾安危,抢救国宝
徐森玉能者多劳,除了处理故宫的事情,还要负责北平图书馆乃至史语所等方面诸多事务。比如,当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获得的万余枚居延汉简,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也是徐森玉冒险潜回天津,与北大助教沈仲章一起偷偷将它们抢救出来,辗转运往香港的。
1940年,他又奉教育部之命,只身从重庆回到上海,负责将上海文献保存会暗中收购的大量善本图书点查运输,转移到香港等地。这样,自然而然,他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乃至杭立武、朱家骅等上层人物走得近了。马衡为此觉得不是滋味,因马衡对傅斯年的“飞扬跋扈”尤感不舒服。傅斯年,人称“傅大炮”,为人处世雷厉风行,很不讲情面,正由于他的精明强干,史语所即使在战争环境下也办得有声有色,卓有成绩。但这样的火爆脾气,难免会得罪“左邻右舍”。
抗战期间,徐森玉从北京抢运出来的那批居延汉简,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为国内外史学界所瞩目。1927年,中瑞曾组织过一支西北科学考察团,1930年,考察团中的瑞典学者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发现了这批汉简,共有一万多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徐森玉和马衡以及地质学家袁复礼、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两兄弟等人都是考察团理事会的常务理事。
这批汉简被发现后,起初存放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由马衡带着劳干、贺昌群、向达和余逊四位青年助理曾进行研究,但还没有等到及时整理出版,日本人就打进来了。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占领北京,据当事人沈仲章回忆,为了这批汉简,“当时大难临头,一部分师生已纷纷逃散,我只好向当时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请示,他不敢表态。我又去找尚留在北京的西北考察团理事沈兼士、袁同礼等,他们也怕风险,不敢表态。对这批木简有感情、有责任心的人如徐森玉、傅斯年等人又都不在北京……”
沈仲章当时只有三十岁出头,是北大教授刘半农的助教。因沈仲章参与整理这批木简,他冒着风险把木简先偷偷搬出北大,转移到徐森玉的住处。随后又乘火车将它们运到天津,并写信给时在长沙的徐森玉报告此事。徐得知消息,马上向傅斯年报告,在傅斯年的大力支持下,徐森玉到天津和沈仲章接上头,两人随后不顾风险,一起成功地将汉简辗转运到香港。从敌人眼皮底下抢救出千年国宝,这在当时震动很大,非常鼓舞学人的士气,徐森玉和沈仲章此举也为国家争回体面,意义非凡。
刚正不阿,坚守故土
1949年2月,蒋介石撤退大陆前夕,章士钊与邵力子、江庸、颜惠庆四人到北京参加和谈,有潘伯鹰随行。21日那天,马衡访邵力子等人于北京六国饭店,并一起午餐。
徐森玉和马衡都不赞成文物运中国台湾,为此两人都曾采取消极拖延甚至不合作的态度。因为徐森玉精鉴别,当时为文物运中国台湾,上面指定他为押运负责人。据说为此还许诺,到台后给他故宫博物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职位。但徐森玉躲在上海,托病迟迟不动,后来只好由李济负责文物全程运台事宜。
马衡毕竟有君子风度,当听到潘伯鹰带来的徐森玉传话,1949年9月13日,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徐森玉,当晚还与郑振铎、赵元方等人为徐老接风洗尘。在京期间,两人多次见面,相谈甚欢。马衡一直想劝说老友仍留在故宫工作,但徐老因家庭等原因坚持回沪,马衡也只好不再挽留。
此后两人的交往,尤其像一起南下到澳门,从香港收购“二希”(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回归等故事,众所周知,这里就不多说了。
1955年马衡去世,他的遗稿《汉石经集存》由陈梦家整理编辑,徐森玉亲为老友题签,于两年后出版传世。马衡早年曾刻“汉石经斋”印赠送徐森玉,故后人为他收集文字,也以《汉石经斋文存》的书名结集出版。汉魏石经,实在是他俩共同的友谊见证。他们一生为守护国宝殚精竭虑,移入世人对他们的评价,他们就是国之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