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国宝守护神

◆晋王献之《中秋帖》卷纸本草书（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 南迁文物聚集于太和门前广场

◆ 南迁文物聚集于太和门前广场

◆马衡

◆徐森玉

◆王珣《伯远帖》

◆马衡书法

今年是著名文物大家徐森玉先生诞辰140周年、逝世50周年，也是故宫博物院老院长马衡先生诞辰140周年。两位大家都是故宫博物院的元老，都视文物为生命。战争年代，他们不惜赴汤蹈火，全力护持。两人数十载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谊，同样颇值一书。

徐森玉和马衡都是老北大。徐森玉于1914年3月以教育部统计科长兼秘书的身份出掌北大图书馆馆长，前后近三年时间。马衡则于1 917年8月，应次兄马裕藻的推荐，从上海来到北京，就任北大国史编纂处征集员等职，后来主讲金石学，并负责国学门的考古学会。

缘起金石，共主故宫

1921年，徐森玉和马衡一起参加以易大厂为会长的金石组织——冰社，于是关系更加密切。两人都有金石碑刻方面的强烈兴趣和爱好，尤其对汉魏以来石经文字非常留意，大肆搜罗有关资料。1922年冬天，在洛阳故城发现魏正始石经残石，引起学者巨大关注。翌年7月，两人为此联袂去洛阳考察汉魏石经出土情况，并一起收得残石两百余块。1924年冬天，两人再度赴洛阳考察太学遗址，继续寻访石经的踪迹。一直到晚年，马衡还在整理有关石经资料。所以，当年王国维、罗振玉乃至神田喜一郎等专家学者关注并研究汉魏石经，均得到徐森玉、马衡两人的支持和帮助。

1924年，冯玉祥进京驱逐溥仪出宫。徐森玉和马衡包括他的老师宝熙以及罗振玉等人都是“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负责点查清宫文物。第二年双十节，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马衡和徐森玉顺理成章都成了故宫的成员。1928年，他俩又是北京“文物维护会”的主要骨干。

到了1933年，马衡荣膺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兢兢业业，一直做到1952年为止。徐森玉经马衡提议，也自当年7月就任故宫古物馆馆长，一直到1949年，即使徐老多年不在故宫，后来又定居上海，但这个位置马衡一直为他保留着。1949以后，马衡一度想挽留徐森玉回故宫任职，郑振铎甚至也为他在国家文物局留了一个文物处处长的位置，但徐因故不愿回北京，转而就职上海市文管会，马衡只好作罢。

不辞辛劳，护宝南移

马衡和徐森玉两人和衷共济的友情，在抗战期间故宫文物的南迁时，更显珍贵。当时文物南迁分南北两路，过程极艰辛。马衡和徐森玉等故宫同仁为了运输和保管的安全，一路殚精竭虑。为了北路文物内迁至成都，1938年5月间，徐森玉与马衡曾一起赴成都勘选庋藏文物场所，最后选定成都东门大慈寺为仓库，后又迁至乐山等地。南路文物运到贵阳存放后，徐森玉一度又奉马衡院长的指示，为计划文物运滇事，于1938年9月从贵阳乘车去昆明，接洽寻找合适的存放地点，计划后因故取消，文物转移至安顺华严洞，方得安定下来。就在那年初冬，徐森玉在昆明一次访古途中跌伤，造成大腿股骨骨折，休养了四五个月才痊愈。

因此那一年，徐森玉“春入蜀，夏入陕，秋入黔，冬入滇”，可以说是他最忙的一年。马衡为此特别写了一首诗《七用寺字韵寄赠森玉》，称赞徐森玉（还有庄严）在贵州安顺山里看守国宝的情形：华严洞外华严寺，中有高人隐姓名。壁藏典籍效伏生，避秦宁与桃源异。山高虽逊蜀峨岷，亦有流水声訚訚。苗夷村落杂三五，耕田凿井民情驯。山居几欲忘年载，扫地焚香观自在。谈玄坐上有庄生（谓尚严），时共披图读山海。昔君作赋似马卿，驰誉京华朋辈惊。于今恬退捐笔札，始信可名非常名。

字里行间，马衡对徐森玉不辞劳苦，安心守护故宫文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不顾安危，抢救国宝

徐森玉能者多劳，除了处理故宫的事情，还要负责北平图书馆乃至史语所等方面诸多事务。比如，当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获得的万余枚居延汉简，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也是徐森玉冒险潜回天津，与北大助教沈仲章一起偷偷将它们抢救出来，辗转运往香港的。

1940年，他又奉教育部之命，只身从重庆回到上海，负责将上海文献保存会暗中收购的大量善本图书点查运输，转移到香港等地。这样，自然而然，他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乃至杭立武、朱家骅等上层人物走得近了。马衡为此觉得不是滋味，因马衡对傅斯年的“飞扬跋扈”尤感不舒服。傅斯年，人称“傅大炮”，为人处世雷厉风行，很不讲情面，正由于他的精明强干，史语所即使在战争环境下也办得有声有色，卓有成绩。但这样的火爆脾气，难免会得罪“左邻右舍”。

抗战期间，徐森玉从北京抢运出来的那批居延汉简，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为国内外史学界所瞩目。1927年，中瑞曾组织过一支西北科学考察团，1930年，考察团中的瑞典学者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发现了这批汉简，共有一万多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徐森玉和马衡以及地质学家袁复礼、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两兄弟等人都是考察团理事会的常务理事。

这批汉简被发现后，起初存放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由马衡带着劳干、贺昌群、向达和余逊四位青年助理曾进行研究，但还没有等到及时整理出版，日本人就打进来了。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占领北京，据当事人沈仲章回忆，为了这批汉简，“当时大难临头，一部分师生已纷纷逃散，我只好向当时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请示，他不敢表态。我又去找尚留在北京的西北考察团理事沈兼士、袁同礼等，他们也怕风险，不敢表态。对这批木简有感情、有责任心的人如徐森玉、傅斯年等人又都不在北京……”

沈仲章当时只有三十岁出头，是北大教授刘半农的助教。因沈仲章参与整理这批木简，他冒着风险把木简先偷偷搬出北大，转移到徐森玉的住处。随后又乘火车将它们运到天津，并写信给时在长沙的徐森玉报告此事。徐得知消息，马上向傅斯年报告，在傅斯年的大力支持下，徐森玉到天津和沈仲章接上头，两人随后不顾风险，一起成功地将汉简辗转运到香港。从敌人眼皮底下抢救出千年国宝，这在当时震动很大，非常鼓舞学人的士气，徐森玉和沈仲章此举也为国家争回体面，意义非凡。

刚正不阿，坚守故土

1949年2月，蒋介石撤退大陆前夕，章士钊与邵力子、江庸、颜惠庆四人到北京参加和谈，有潘伯鹰随行。21日那天，马衡访邵力子等人于北京六国饭店，并一起午餐。

徐森玉和马衡都不赞成文物运中国台湾，为此两人都曾采取消极拖延甚至不合作的态度。因为徐森玉精鉴别，当时为文物运中国台湾，上面指定他为押运负责人。据说为此还许诺，到台后给他故宫博物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职位。但徐森玉躲在上海，托病迟迟不动，后来只好由李济负责文物全程运台事宜。

马衡毕竟有君子风度，当听到潘伯鹰带来的徐森玉传话，1949年9月13日，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徐森玉，当晚还与郑振铎、赵元方等人为徐老接风洗尘。在京期间，两人多次见面，相谈甚欢。马衡一直想劝说老友仍留在故宫工作，但徐老因家庭等原因坚持回沪，马衡也只好不再挽留。

此后两人的交往，尤其像一起南下到澳门，从香港收购“二希”（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回归等故事，众所周知，这里就不多说了。

1955年马衡去世，他的遗稿《汉石经集存》由陈梦家整理编辑，徐森玉亲为老友题签，于两年后出版传世。马衡早年曾刻“汉石经斋”印赠送徐森玉，故后人为他收集文字，也以《汉石经斋文存》的书名结集出版。汉魏石经，实在是他俩共同的友谊见证。他们一生为守护国宝殚精竭虑，移入世人对他们的评价，他们就是国之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