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广北路隧道拼命的那些天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娴

袁格兵的很多东西都消失在郑州的大雨中。7月20日，在京广北路隧道附近，他的身份证、银行卡和很多随身物件都被冲走了。手机也不知道漂到城市的哪个角落，以至于到25日，他都没有时间概念。

那个漫长而又慌乱的雨夜，他在京广北路隧道的大水里泡了16个小时，只吃了几口馒头，但救了50多个人。

他生过一场大病，医生告诉他不要干太重的活、不要熬夜、不要感冒，但那晚他样样都占了。这两天，因为泡水太久，风湿病又犯了，救人时脚底划的两条口子也开始腐烂、流脓。他没钱输液，随便吃了点消炎药。

救完人那天，回到工地宿舍，袁格兵说自己去救人了，室友不相信。“其实我是出去玩了”，他用玩笑岔开话题。只有哥哥相信他。23号晚上，他借手机给哥哥打电话报平安，告诉哥哥自己在郑州救人。哥哥知道弟弟热心，笑着说“那你赶紧去吧”。

7月26日下午河南省政府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26日12时，京广北路隧道现场发现6名遇难者。许多被困隧道的亲历者回忆，下午三四点时隧道南口出现拥堵，五点多时水突然加速上涌，从脚踝没过车顶不到10分钟，没来得及弃车的人被冲入水中。

那天，袁格兵的工地因为暴雨停工，他出来转悠时碰上了被困在街头的人们。他看到京广北路隧道“洞灌满了”，已经看不见隧道，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看见了人就要救”。

他患有风湿病，膝盖对天气的感知比皮肤敏锐。此前，他在北京修过10年地铁，今年3月才来到郑州，跟着中铁一局施工队参与地铁十号线和七号线的建设。第一次来郑州，他就觉得“气候好、很暖和、干湿适宜”，生活成本也比北京低很多。他准备移居郑州，在这儿找个媳妇，最好还能攒钱买套房。

这场雨在他的意料之外。截至7月20日，郑州的雨已经下了4天。袁格兵所在的工地灌进了水，暂时无法作业。那天中午，他先是骑着自行车来到陇海路京广路路口，看见陇海高架桥下“堵成一锅粥”。“路比较宽，车东一个西一个的乱插”，他决定帮忙，站在路口帮着疏散从多个岔路口汇入的车辆，让他们有序离开。

下午2点左右，他脚下的积水开始猛涨。“雨下得冒白烟”，水在脚边砸出密密麻麻的坑。积水越来越高，他探出一条较为平整的路，指导来不及离开的行人往地势较高的高楼里躲，“我跟他们说跟着我就安全了，我咋走你就咋走。”

水很快就涨到了大腿处，他看见2米外的路面低洼处开始有人被水流冲跑。“啥也听不清”，袁格兵耳朵被雨声灌满，眼睛被雨水迷住，隐约看见有人抱着树，有人扒着栏杆，有人爬上信号灯，“当时太乱了，我都懵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游到他们身边去。

袁格兵在河边长大，村子脚下的黄龙大坝每年夏天都会发水。村里都知道他水性好，有人落水，村民们就来敲他家门。像在家一样，在这座有些陌生的城市，袁格兵开始马不停蹄地救人。

和在家里不同的是，河边水位线升高到一定位置时，村民一般都不会往河边走。但这里的人对洪水是陌生的。袁格兵救人时，有人站在花坛里不愿意走，“他没经历过，以为很快水就会消”。

还有人怕袁格兵不专业，不敢跟他走。一个阿姨刚开始不信他，后来看他救了不少人后，态度一下变了，边游边问：“小伙子几岁啦？结婚了没？”得知袁格兵是单身，她要把姐姐家的女儿介绍给袁格兵。“当时我就喝了一口水”，袁格兵觉得又想笑又想哭，不小心呛了口水。

袁格兵老实。之前谈女朋友的时候，对方说家里困难需要钱，钱包里只有523块5毛的他，给对方转账523元；工地有工友借走他一个月生活费，几个月后他电话打过去，那头回答“我在韩国呢，你来找我啊”，他也不生气。

他总是无条件地相信别人，不知道怎么面对别人的不信任。救人时碰上实在说不动的，他只能先救下一个。水浅的地方，他能把人直接拉上岸。水深的地方，他捞来泡沫板，让人搭在板子上，再缓缓推到安全的地方。他记不得自己拖着泡沫板往返了几次。中间有次他的腿突然抽筋，他坐在路边歇了不到一分钟，就又扎进水里。想歇口气，他就踩水，在水里歇。

“不只有我一个在救人”，袁格兵说。有人在他体力不支时游过来搭把手，有人从岸上给他递来了绳子。他看见有个胖胖的男子把一个人扶上架子，但自己体力不支，摇着胳膊请他帮忙。袁格兵把被救者送上岸后，想回来救这个男子。“但他说不用救他，他歇一会就好，让我赶紧救别人。”袁格兵看着男子安全游回去，才扭头去救别人。

水一直往南流，“下面地势比较低”。他游到京广北路隧道南口附近，但当时他并不知道那里是隧道，因为根本碰不到隧道边沿的护栏。21号再次回到现场时，他回忆昨天水高出护栏七八公分，“全都淹平了，全是（像）河（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在隧道附近，水流卷着黄色的浪把他往下冲。他摸索出救人技巧，找到一个公交车站，双腿夹住护栏、双手往后拨水，慢慢往上游移动，寻找在水里挣扎的人，等待合适时机往他们身边游。

有被困隧道的车主回忆，自己弃车时看到有人折回去救人、有人往水里扔救生圈。袁格兵就是救人者之一。当时还没有官方救援力量赶到，天快黑时，袁格兵看到了消防员的小船，“水里有四个人，船上有两个”。消防员看他水性好，给了他一个救生圈。他把绳子一头拴在腰上，一头拴在救生圈上继续搜救。半夜一两点，铲车也来了，但也只能在水浅的地方帮忙，“在浅的地方驾驶室都淹了好多。”

大部分被救者都被送去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楼上，那里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和热水。一次送人回公司时，上面的人看袁格兵脸色有点变了，伸手把他拉上来，说他在水里待得时间太长，让他歇歇，还给他披了件上衣。

袁格兵确实累了。他冻得直哆嗦，胃里中午吃的一盘土豆丝早消化光了。当时楼里有60多个滞留者，吃的发完了，只剩一个馒头。他啃了几口，歇了10分钟，还是不放心，又扒着五楼的窗户往外看。天黑透了，雨还是止不住地下。他伸出头向外喊，“还有没有人？”回答他的只有雨声，“太远了，水里要是有人，他们根本听不见。”他放下衣服又出门了。

他记不清又救了几个，只记得一遍一遍问“还有没有人”，每次都有人回应。在流动的大片黑色里，袁格兵只能凭着声音方向和微弱的天光寻找被困者。老阿姨，小女孩，老爷们儿……他把这些陌生人从黑暗里拖到亮光下时，身上已经冻得没什么知觉。最后从隧道出口的绿化带里救出3个人时，他又喊了一句。没人回答了。

回到岸上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他见很多刚被救上来的人饿得不行，想起在绿化带附近救人时，看到一辆装满跑满的白色面包车。他跳回水里，捞到一个泡沫箱，装了40盒泡面。“我在水里就忍不住吃了一袋，实在撑不住了”，他语气有些不好意思，“回来又吃了两袋。”

那天晚上，他只穿着裤衩躺在地上，勉强睡了两个小时。他不记得什么时候脱的衣服，也不记得兜里还有手机、身份证、银行卡。他只知道衣服贴在身上，在救人时把他往下坠，“碍事儿”。去年攒了两千多元买的手机就这么没了。他很少丢东西，从北京来郑州时除了衣服，还带着用了三四年的饭碗，“买新的不值当”。

不过他没再想过丢了的东西，“人比东西值钱多了，钱还可以再赚嘛。”

第二天睡醒后，他又回到救人的地方，才发现“京广北路隧道”几个字露了出来。几十辆车漂在水中，露出的部分裹着一层黄泥。他担心有人被困在车里，“我看到的车都排查了三遍，只要有一点露出来我就去看。”他先滑到车顶，再尝试打开车门。如果能打开，就把头留在外面，用脚伸进去试探。郑州市民张先生用手机录下了他排查车辆的过程，“我走了好久回来他还在。”

那天上午，他发现了一名遇难者。因为没有信号，下午四五点家属才赶到，遇难者的女儿来了就往水里冲。袁格兵对她一顿吼，“你别下去！”

“你们怎么救的人！”家属也冲袁格兵吼。袁格兵心里也不好受，“我不是救援的，我就是一平民百姓，看见了我都会救的。”但他没说什么。隧道入口积满了水，最浅的地方也留有大量淤泥，地很滑。他担心家属情绪不稳定，一不小心会滑下水，找了二十多人围了一圈保护他们。家属冷静后给袁格兵道了歉，为了感谢想给他点钱。袁格兵死活不收，“我要是要钱，肯定不会救的。”

袁格兵在家救人也从来不收钱，尽管他们家是村里最穷的。父亲患有先天性肌肉萎缩，一条腿还没有正常人的胳膊粗，干不了重活，只能种点小菜。母亲小时候放羊被羊挖瞎了一只眼，另一只眼又小又昏，在家帮着喂些鸡。从小村里就有人欺负袁格兵残疾的父母，但他们从不还嘴，“我们家人都心善”。谁让他救人他都不推脱，“不分认不认识，不分有没有仇。”

21号那天，除了排查车辆，他还主动维持现场秩序，拉上警戒线，防止围观的群众掉到水里。直到晚上十点多，他困得睁不开眼才回宿舍。“路被冲得乱七八糟”，地上满是淤泥和从城市各个角落卷来的杂物。他不是本地人，再加上周围停电，“根本不记得怎么回去。”

他只能走一段问一段，绕了不少弯路才摸回家。平时几分钟的路，他走了一个多小时。脚在救人时被划了两道口子，风湿还犯了，膝盖疼得站不住，只能慢慢走。躺在床上，袁格兵才觉得浑身针扎着似的痛。

22号一大早，他又去现场排查车辆。警察封锁了现场，他在外围帮忙，来回跑着搬运食物和饮用水。凌晨四五点，他从天桥上看到一名遇难者被发现，穿着蓝色的裤子和上衣，像是20岁左右。他想起昨天，一位父亲告诉他，他们一家人刚从北京回来，在隧道口被冲散了。一车五个人，只有孩子联系不上，医院和宾馆都找遍了。

“头型和脸型都比较符合”，他觉得像那位父亲的儿子。袁格兵记下救护车的车牌号，出来告诉那位父亲，让他跟着去看看。那个父亲没再回来，“应该是找到了吧”。直到现在袁格兵还记得那串号码。

他做这些本来没想被人知道。在现场维持秩序时，有人偏要过线，袁格兵上前阻止，那人说“你算什么玩意儿”。他皱着眉头抗议，“我不是什么玩意儿，我都不是本地人，昨天在那边救了五十多个人！”这段话被路人拍下发到了网上。

有人在他面前故意捣乱，他发了火，“我从昨天中午到现在连饭都没吃，你们给我省点儿力气好不好！”听完之后，一个大哥给他买了他一个饼，两瓶奶。

他相信世界上还是好人多。14岁时，他刚到北京打工，就被骗进一家黑心棉工厂，一天只给一个馒头，一碗清澈的面汤。他总被弹棉花的竹棍打，脖子和腿上全是血痕。一天晚上，他和另一个小孩爬上棉花堆逃出院墙，碰上一个出租车司机，免费把他们拉到一个饭店门口，司机说“明早你们就跟老板说饿了，可以先在这儿干”。

人们的感谢也让他说不出的开心。他记得救了一个200多斤胖子，当时那人已经陷入绝望，担心自己把泡沫板压瘪、拖累袁格兵。袁格兵一直在旁边鼓励他。胖子安全后嘴唇已经是紫黑色，握着他的手说，“要不是你我早死了”。

隧道那边不需要他了，他又回到立交桥下帮助指挥交通，身份证和电话卡都没来得办，“大家都在忙，我等等再办，先能出一份力就出一份力。”唯一不方便的是吃饭，他这两天都去工地蹭饭，加上小区里发的方便面。他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平时也不怎么看手机，“看多了累，耽误第二天干活。”

本来画画是他的娱乐项目之一，年轻时他总随身带着绘画本。但他已经五六年没动笔了，最后一次画是在广州的白云公园，画池塘里的鱼，“别人都说一模一样”。他有时还羡慕鱼，因为自己在城市里快游不动了。在北京这十年，老板总拖欠工资，他没钱成家，赚来的钱只能勉强维持家里生活。

虽然不心疼丢了的东西，他倒是有点惋惜兜里那张彩票。20号上午他看到新闻，云南一家人有五六个小孩，没钱买衣服和裤子，他心疼，但没什么钱捐，就买了张彩票，“也不知道中奖没，中了奖就能给他们买点东西了。”